罗戈东
1963年9月我在珠江电影制片厂任党委代书记、副厂长，工作已达七年，正奉命出国任文化参赞。中共广东省委突然决定调我去暨大“临时工作”。省委秘书长亲自用小车送我来暨大。我到达暨大办公楼二楼会议室，那里已齐齐坐了十多位暨大党委委员，党委书记聂菊荪同志主持会议。他说：“暨大正处于瘫痪中，调你来帮助工作，对学校进行整顿。”我说：“我没读过大学，难以胜任。”领导说，成立工作组，实际上只有两人，除我外，还有一位从广州美术学院来的干部。当时奇达同志没参加会议，他“靠边站”是事后我才知道的。
当时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告诉我，省委要在暨大搞“小三反”，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许多干部都被“揭发”、“靠边站”了，总务处几乎没有干部上班。
我为了解真实情况，到校园各处走走，河南的养殖我也跑去看看。奇达同志患病，去养殖厂散散心，厂长买不到副食品，抓了只大田鼠宰了给他吃。
我找许多干部谈话，他们告诉我许多事：在大跃进造成粮食、副食品奇缺的情况下，奇达同志动员华侨生将各人的侨汇证集中购副食品，办了一间人们叫作“南洋馆”的饭堂，让学生们得以改善生活。黄健总务处长具体操办，他蒸酒、养殖，以改善职工生活。这反映了奇达同志关心教职员工生活的思想作风，他为群众做了好事。
新闻专业的某领导自己养了头猪，宰后多余部分出售给学校食堂。此事反映到省委后，省委一些领导认为问题很严重，要暨大批判资产阶级作风与行为。首当其冲的是梁奇达同志，为此受到撤职处分。其次是总务处黄健同志，因为他的蒸酒、养猪、搞副食品等问题。科一级的干部也遭殃了，什么“资产阶级驸马”等，他们都“靠边站”了。
工作组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结果都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后来我在中共暨大党委会上将调查结果汇报，并建议撤销这些审查。
我进一步了解到有三个处级干部被“控制使用”，就自己去公安部门了解情况，都是些“怀疑”指控，没真凭实据。我回来向党委汇报，取消这些“控制使用”的做法，安排了他们适当工作，发挥了他们的才智，做好工作。
我在奇达同志住宅的天台上与他交谈时，他讲了什么，我已记不得了，但我在全校走走看看时，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钢筋奇缺的条件下，大胆采用工程师意见，以预应力的竹筋代钢筋，把“老六栋”（现已拆卸，超过40年使用期）宿舍建起来，解决了职工缺少宿舍问题。我对他说，这个成绩，包括学生饭堂“蒙古包”的兴建都是做了好事，不能一笔抹杀。
“文革”期间，奇达也被送去“五七干校”补课，劳动改造，我在挑大粪时，看到奇达同志挑大粪两大桶，走得很轻松，比我那种狼狈相好得多。新世纪时期，他邀我协助拍摄《珠江怒潮》文献片时，我才知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领导珠江纵队的艰苦奋斗的史实和功绩。
1978年复办暨大，4月我正在广东工学院任副院长负责招生工作，突又奉命调回暨大。放下自己的思想包袱，我就随杨康华、梁奇达等同志立即飞往北京接受中侨办交下的艰巨任务。林修德主任要求我们从当年4月份起复办，并要求当年9月份招生入学，新办一个医学院和华侨医院及新闻系。当时暨大被第一军医大学占用，只交还一座400平方米的原学生疗养所给我们，作复办筹备工作之用。我们办公、住宿都挤在那里。
这项艰巨任务可以想象。1978年，暨大成立中共核心组，三名成员：杨康华、梁奇达、罗戈东；不久又调李天庆、王越、朱明等同志回暨大补进核心组。复办重大事情都由核心组决策。杨康华在省委工作，实际全面负责的是奇达同志。科研等事由李天庆和王越负责；基建、总务、财务、行政、调回被分散到各校的教工，收回校舍和仪器设备、图书资料都由我负责。调来刘希正同志负责筹备医学院；调回李子英专门负责干部处工作。我收到大量来信，要求回暨大工作，我都一一复信。有一天深夜，我回宿舍又突遭骤雨，心绞痛发作，到门口就晕倒不醒人事。住了医院，拣回一条性命，又回来工作。
党核心组决定召开全校平反大会，为200多名职工“平反”，洗雪“罪名”。此举在校内引起巨大反响，校内外形成一股复办暨大的热潮。除个别属“五种”人，教师极力反对他们回校外，有少数干部在“文革”时犯了较轻错误的，我们没拒绝他们回校，只要他承认犯错误，作了检讨，我们既往不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全力办好暨大。
此外，我们采取了许多应急措施，抢建六座“教授”楼和八座大板结构宿舍，扩大图书馆一倍面积。接受老工人区奇同志的建议，用三条大木材吊起重达数吨的叶剑英元帅题校名的校牌，安全地置于校南大门两侧的方柱上。
“平反”调动了全校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克服了许多困难，总务处同志一个人顶两个人工作，把逐步收回的校舍地区打扫干净，运出去的垃圾、鸡粪达数十车之多，使交给我们的那部分地区马路整洁，空气清新。
以上这些工作，奇达同志都参与决定。他深入群众，常到教师宿舍访问。我也学习他的方法，常去职工家串门，到学生饭堂吃饭、煮饭，从中了解职工和学生的真实情况。
兴建华侨医院是一个重大任务，我经常和伍汉邦院长为此奔跑，飞北京请示侨办，经多方努力（廖公和林修德都批准了），当年即将解决利用外资兴建华侨医院问题。奇达同志也很关心和支持我们工作，为创办华侨医院倾注了大量心血。
奇达同志病危住院期间，我曾去医院探望他。我知他的病情，但我不能对他讲。如果奇达同志的病能得到及早治疗，我相信他现在仍会活着。我写这些时，忍不住热泪盈眶。
奇达同志的部分骨灰埋在暨大。实现了他讲过的“死也死在暨大”的话语。我在医院见他一面就永别了。
奇达同志率领全校师生员工，艰苦奋斗了几十年，但愿后来人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没有他的具体领导，暨大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