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茵林执笔
“政治理论师资班”的同学是暨南大学1958年建校后第一批入校的学生，又是第一届的毕业生。自毕业到现在退休，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岁月，他们始终保持着非常友好的联系，每年聚会一次，只要在学校团聚，必定探望梁奇达校长，向他畅述各自的成长。2003年在“非典”过后，住在广州的10位同学在白云山云台宾馆会议大厅相聚。9月28日是梁校长辞世一周年纪念日。在此前夕大家聚会很自然地思念起他老人家对学生的关爱。梁校长，他永远活在暨大师生们的心中。
1958年重建暨大时，正逢全国“大跃进”，各地学校都在开展“教育革命”，暨大也不例外地投身到“运动”的行列中。第一批进校的大学生都安排参加劳动，历史系师生去了番禺，一面参加劳动，一面进行历史调查，用了三个月时间编写出《番禺史志》初稿。1959年春返校后，学校教学秩序开始正常建立，领导反复强调要以教学为中心，要提高教学质量。可是，暨大刚创办，师资力量薄弱，有些课程还需要到兄弟院校聘请老师来上课。主持学校工作的梁奇达副校长非常着急，他深知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办好暨大的关键问题之一，没有一支忠诚于教育事业、高质素的师资队伍，学校是办不好的。他在党委会议上提出要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青年教师要积极培养，大胆使用，促其成才”的方针。他一方面四处奔波，争取上级部门和兄弟院校给予支持，调进一些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另一方面在有条件的系里精心挑选一批优秀学生，举办专业师资培训班，靠自己的力量来培养合格的青年教师。“政治理论师资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历史系同学中选拔符合条件的优秀学生成立起来的，是为以后四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培养高素质的马列主义理论人才。当时梁校长还考虑到暨大是一所华侨大学，要选拔优秀的侨生、侨眷生参加师资班，使政治课老师在政治、生活上更贴近侨生。这个班选拔的学员多数是当时历史系的学生骨干，如学校学生会主席钟业坤、学生会文化部长罗尚贤、系学生会主席兼班长黎金波、团总支书记陆卓森、宣传委员祁汉泉、生活委员林炽坤，还有各门学科的课代表等等。这个班共有17人。除了内定陆卓森是为党委宣传部培养干部，还从生物系调邢福石为自然辩证法培养教师外，其他同学按四门政治理论课分为四个专业，即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学习组。一开始就按梁校长的指示，为他们提出明确培养目标，定方向，定任务，严格要求，强化管理，以利提高他们的政治质素和专业知识水平。由于当时马列主义教研室还没有主任，也没有副主任，教学指导力量薄弱，学校决定暂时把学政治经济学的同学安排在经济系培养，学中共党史的同学安排在历史系培养（1961年调回马列室），只有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同学交由马列室负责，由陈雪华老师担任班主任。这个班的同学都是学生中的骨干，他们思想政治素质好，学习认真，成绩较好，在同学中他们是“老大哥”，有一定影响力。他们又是暨大第一批毕业生，按原来学校的设想，准备全部留校，以担任政治课教师、政治辅导教师及政工干部。能否把他们培养好，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暨大的教学质量。因此，梁校长对师资班非常重视，从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政治思想教育直至毕业分配，他自始至终都亲力亲为，总是寻求各种方法和途径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暨大重建初期，学校各项的工作千头万绪，梁校长十分忙碌，许多事情都等待他去处理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每学期开学之后，他总是要抽出时间与师资班同学或代表开座谈会，倾听他们对学习的意见和要求，了解他们在学习、生活上有哪些困难和问题。对这个班他是高标准、严要求。根据学校对师资的急需，决定他们按四年学制毕业（当时学校制定为五年）。尽管提前一年毕业，但是一定要按教学计划完成五年的课程任务，不许降低标准。又要求他们精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几本马列著作，同时结合各自的专业精读有关原著，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到了高年级时，梁校长又要求他们在坚持学习的同时，还要参加各种教学实践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他曾指示马列室的领导，要组织师资班同学参加教研室的备课会议，安排他们到各个班去开展教学辅导工作，如黄文斌到历史系，祁汉泉到中文系等等。马列室在此期间，又组织他们参加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主办的政治理论学术研讨会以及年会，目的是让同学们了解当时国内外政治理论界的动态，获得一些科学情报资料，培养他们对专业的兴趣，同时又为备课和科学研究打下基础。如哲学组的同学积极参加当时开展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各种学术研讨会，在老师指导下撰写了相关论文。为了让同学较快地掌握教学的各个环节，较好地站上讲台，马列室还安排同学在备课活动中进行试讲。对试讲活动，梁校长很重视，亲自来听讲，听后还发表个人的意见，除给予鼓励外，还就当时理论界有争议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教育全室师生在教学中既要掌握原则，宣传党的政策，又要独立思考，大胆探索。
梁校长对师资班同学不仅要求他们刻苦读书，还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参加校内外的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在校内学生会的学术活动，大部分由他们在领导，课余时间都在忙学生工作。还有意识地推荐他们参加校外的社会活动，如派黎金波担任广州市青年联谊会委员，经常要到校外参加活动。广州市召开团代会也派黎金波去参加，回校后还要组织传达。历史系学生1958年撰写的《番禺史志》初稿，梁校长也指派师资班的罗尚贤和黄文斌两位同学前往番禺，将24万字的《番禺史志》初稿进行修改，最后定稿出版，临走时还叮咛他们要注意“厚今薄古”。
1962年将近毕业时，还组织科学社会主义组到增城县新塘公社参加“整风整社”运动，通过这些活动，开阔同学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社会活动能力。
由于这个班的同学是在“大跃进”年代考进暨大，前两年劳动花去不少时间，后期专业课程繁重，加上社会活动较多，因此，有时也会叫“苦”，希望减轻一些负担。对此，梁校长没有迁就，总是列举一些专家学者艰苦奋斗的事迹，教育他们不要怕有压力，青年人有压力才能有进步。又告诉他们，他们是作为暨大的教师进行培养，任务比其他同学要繁重，要求也更严格，这就需要付出比其他同学更多的精力，要学会苦学加巧学，要学习历史系朱杰勤教授“刻苦攻读、忘我钻研”的精神，争取优良成绩。梁校长的教导，同学们都感到受益匪浅，也领会到校长的严格要求是对他们抱以莫大的期望，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如今回顾起来，倍感亲切。
为了让师资班同学掌握一些工作本领，梁校长对他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但是，对他们又十分关心和爱护，给他们创造较好的学习条件。他指示马列室给每一位同学赠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及《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等书籍。还要马列室的资料室为他们开放，允许同学到资料室借阅内部资料，鼓励大家在专业上博览群书。初期马列室缺乏指导老师，梁校长要班主任为他们安排到中大及华南师院选修教授主讲的课程。还指示，同学们外出学习活动的交通费给予报销。这虽是件小事，它体现了校长对学生的关怀。时至今日，大家都难以忘怀。
梁校长对这个班同学们遇到的困难或问题，总是尽其所能予以帮助。钟业坤1958年入校不久，学校学生科科长便找他谈话，想推荐他担任首届学生会主席，钟怕影响读书深造，婉言谢绝了。不料梁校长亲自找他谈话，针对他的思想，动员他勇挑重担。他第一次与梁校长接触，非常感动，终于愉快地接受了任务。1959年学校召开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要学生会主席主持会议，还要就学生代表提出的意见和问题，给予解答。钟业坤第一次在大学讲台上讲话，面对的有老师和学生代表，心情难免有些紧张，又怕问题讲得不透彻引起非议。梁校长会前坐在钟业坤身边，了解到他的思想后，慢声细语给予鼓励，并开导他要着重启发代表们带头勤奋读书，要理解学校初建，当前困难很多，同学们应以主人翁精神支持学校的建设。钟业坤听了梁校长的启发教导，心境平静下来，增强了自信心。1960年暨大学生会创办第一份学生刊物——《暨南园》，编委会请钟业坤带头给创刊号投稿。他即写了一篇题目是《漫谈学习上的多快好省》文章，梁校长阅后，对文章很有兴趣，多处写了批语，并找作者谈话。梁校长认为，这篇文章题目很好，具有时代气息，是当前大家要深入领会的一个理论问题，但是内容欠充实。梁校长阐述了自己对多快好省的理解，并和钟业坤进行了探讨，希望他在文章中补充一些内容。钟把稿件拿回宿舍修改后，再次请教梁校长，梁耐心地又帮他修改了第二遍后才刊出。几次的接触，在钟业坤的心目中，梁校长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长者，他和学生在一起，没有架子，使人感到非常自然融洽。钟业坤从内心感谢梁校长对自己的栽培，使他牢记：要自强、自信，要勇挑重担。这一教诲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一直推动着他不断地进步。
罗尚贤同学回忆说，他入学不久就被选为学校学生会文化部长。暨大侨生中能歌善舞的人才多，课余时间校园里随处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同学在唱歌和跳舞。罗身为文化部长，很想把大家组织起来开展文娱活动。可是学校学生活动室，除几张桌椅之外，什么设备也没有，开展活动受到限制。学校初建，经费十分困难，不便向校方开口要钱，思想上很是矛盾。梁校长知道后，亲自找他去谈话，非常支持他把群众性文娱活动开展起来。他对罗说，爱好文娱活动是华侨学生的特点，一定要尽快把学校文工团组织起来，丰富学生的课余活动。特别是当前物质生活遇到困难，侨生很不理解，我们要在精神生活上给予补偿。梁校长立即表示，文工团需要什么乐器、道具和设备，列出清单，给他审批。这一席话，使罗尚贤马上精神振奋起来，回宿舍后即找同学研究，写了一个报告送梁校长审批。梁校长很快批下一笔专款，购置各种设备。校长对学生工作的大力支持，使罗尚贤感动不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学校的文体活动建设好。1959年初，学校文工团随即成立了，梁校长被聘为文工团顾问，每逢节假日都安排为全校师生演出，深受欢迎。
在座谈中，大家普遍反映说：梁校长不仅对师资班的同学非常关怀，与其他班学生的关系也十分融洽。节假日经常见到他去学生宿舍，与同学们促膝谈心，平等对话。逢年过节还邀请远离亲人的文工团侨生到他家里共度佳节。文工团的同学无论在哪里见到梁校长，都像见到父母一样，手舞足蹈，大声叫着：“梁校长！”
对待同学们的思想问题，他也是循循教导，热情关怀。陆卓森回忆说，当他被指定为党委宣传部培养对象时，心里很不舒服，感到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当干部。为此事他找过一些同学、老师交谈，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找了梁校长，向梁校长倾诉内心的思想。梁校长历来重视政治思想教育，特别对学生主张要“言传身教”，“要先亲后教”，要“诱导启发”。他不仅这样教育全校师生员工，自己也是身先士卒。当他听了陆卓森谈自己的意见后，没有因为他不服从组织安排而对其训斥，而是微笑着对他说，我国不少著名的专家学者如胡乔木等，他们都曾经当过中央、省委宣传部长。梁校长耐心地讲述他们的奋斗经历后，对陆说，宣传工作也是一门科学，要负责全校师生的形势与任务的教育，这方面大有学问。又开导他要树立“泥土精神”（玫瑰花很美，但培养它的却是默默无闻的泥土），做一个能选千里马的伯乐。梁校长言词恳切，语重心长，毕业时陆卓森愉快地到党委宣传部报到。这个班毕业时梁校长在服务饭堂（“南洋馆”）亲自与他们欢聚，祝贺他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祝愿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要意志坚强，干劲十足为祖国多作贡献，为学校争光。同学们牢记校长的教导和希望，各奔前程。
谁也没有料到，他们毕业不久，1963年省委个别领导对梁校长在经济困难时期，为保证全校师生员工的健康，在生活上的所作所为视为“资本主义”、“违法乱纪”，给予极为不公正的批判和组织处分。师资班留校的10位同学，深为不平，四年的学生生活，他们亲身体验，坚信梁校长没有错，他是大家最为敬佩和尊重的好校长。当时有人要陆卓森在揭发材料上签名，他气愤地拒绝了。他们还向杨康华（副省长，后任暨大校长）反映自己的观点，要求给梁校长平反。在那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梁校长被迫离开了曾经亲手创业带来辉煌的地方，离开这个不明不白受屈遭冤留下遗憾的地方——暨南大学。
光阴似箭，一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师资班的同学们无论留在学校，还是在校外工作，个个都干得很出色，都是各条战线上的骨干。正如罗尚贤所说：“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可以说个个都是清清白白做人，兢兢业业做事。”现在都退休了，回忆往事，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梁校长是我们的严师，又是慈父，他不仅教给我们知识，也教会我们怎样做人。”他无私奉献和拼搏的创业精神，他平易近人、深入群众的作风，是一种无言的身教，是同学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榜样。同学们的成长，是梁校长关怀培养年轻一代的一个典范。
安息吧！梁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