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初
过去做地下工作，每改名换姓，常称兄道弟。梁奇达同志，我们称呼他为二哥。如今唤起此名，更感亲切了。
我与梁奇达认识时间很长，从1939年直至其去世。抗战时期在中山、珠江三角洲以及在东江坚持游击战争，我们都在一个地区，北撤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家分开了。解放后，他初在佛山工作，后到省教育厅和暨南大学当领导，这段时间不在一起。直到离休后，他任省顾委委员，我也参加了省顾委，大家又在一起，时相过从。巴黎公社提出：“我们要做人民的公仆”，梁二哥做到了。他一生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这就是为人民的解放、国家的强盛、社会的繁荣，为提高人民的素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梁奇达同志是值得我们去纪念的。
为探求真理，义无反顾
奇达是广东开平人，出生于一个华侨家庭，生活本来不算困难。在近代革命史上，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的，往往有两种人。一种是家庭生活并不困难，但他们并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希望的是整个社会、整个人类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因此，抛弃了较优越的生活环境，或参加到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或埋首著作，从理论上探索。有很多例子，如马克思、恩格斯。我瞻仰过马克思故居，他原本生活不错，但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宁愿躲到图书馆里面啃面包，著书立说，宣传革命。中国革命队伍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些人的家庭生活也算过得去，甚至其本人也受过很高的教育，然而，他们不满足于现状，是为了整个人类解放而参加革命斗争的。另一种人是因为受压迫剥削，家庭生活较困难，因而参加革命。这种人以工农干部居多。前一种则以革命的知识分子居多。梁奇达同志是属于前一种人。他家庭生活环境尚属不错，但思想觉悟较早，从20世纪30年代初便追求革命，一生都未改变初衷，是有觉悟的知识分子。1931年，他参加了进步的读书会，阅览进步书籍，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受到这方面影响的。他在这种情况下参加革命，并为此奋斗了一生，这是非常宝贵的。
大革命失败后，除少数党员转到港澳或南洋坚持活动，古大存等一些同志在粤闽边境坚持游击活动外，广东党组织基本已停止活动（海南岛则一直坚持革命）。在革命的低潮时期，有坚定的，也有动摇的、逃跑的。然而偏偏在这革命较低潮时期，梁奇达却接受了进步思想，勇敢地加入到这个革命行列。他在求学阶段，在广州和肇庆就读时曾两次被省一师和肇师开除学籍，但仍动摇不了他的意志。他寻求革命之志更坚定了，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情况。在党最困难的时期入党的，从个人来说，他是要作很大的牺牲，不为名，不为利，甚至冒着坐牢、杀头牺牲之险，义无反顾地加入革命行列，这是很值得称颂的。
为广东党组织的重建，不惜倾尽所有
梁奇达在广东党组织的重建方面做了一点工作，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是作出了一些贡献。
广东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但在大革命失败后，广东的党组织已基本停止活动，而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不少先进的革命分子都不约而同地在寻找党组织。1934年，广东开始有很多进步的读书会，梁奇达在读书会中接受了新思想。1935年，在上海临时中央局出版部发行科工作的中共党员王均予，因党组织被破坏，从上海转移到广州，并在广州发展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组织，这是党的外围组织。很多进步青年参加这个组织，梁奇达同志也参加了。在中大读书的梁嘉和梁湘与梁奇达是同乡兄弟，1935年冬，他们三人变卖了自己的首饰，资助王均予到天津找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系，由北方局批准广东党组织的重建，从而，恢复了广东的党组织。梁奇达也由王均予介绍入党，成为广东党组织重建后的早期党员之一。要不是他们经济上资助王均予前往北方找党组织，也许广东党组织的重建会更迟一些。
为开辟珠三角敌后游击战争，不畏艰辛
整个抗战时期（从1937年起至1945年转移东江），梁奇达一直在珠江三角洲，除了在禺南一年外，基本都在中山活动。他一直活动在珠三角的抗敌斗争中心，为珠三角抗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之初，中山沦陷前，中山的群众性抗日武装建设工作就搞得不错。以孙康为首的中共中山县委，重视武装的建立。孙康亲自兼任了中山抗先的副总队长，还组织了别动队（群众性武装组织），出版宣传刊物，办了几期党员学习班和游击训练班。作为县委主要成员之一的组织部长梁奇达同志，无疑在这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梁奇达同志重视武装斗争。中山沦陷前，就曾和孙康等筹划建立武装。1939年秋，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逆流，中山当局下令解散“妇协”，停止“抗先”活动。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被通缉，转移到香港。1939年10月3日，日军攻入石岐，抢掠三天，时任县委代书记的梁奇达带领队伍转到五桂山，准备与郑少康一起，在五区一带狙击敌人。1940年3月，中山全境沦陷，整个中山被阴霾笼罩，暗无天日。日军入侵，国民党县政府和军队不战而逃，反共势力十分猖獗。地方实力派趁火打劫，九区土匪经常到“下村”（即四、五、六区一带）抢劫，群众人心惶惶。抗战初期群情激奋的抗敌浪潮一时被压下去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转入了艰苦的隐蔽斗争，大部分党员都已转入地下，也有一部分人动摇了，但梁奇达同志十分坚定。这时的县委机关迁移到贝头里徐屋，梁奇达就住在那里，积极筹备敌后坚持武装斗争，有计划地安排各项工作。此时，他的大女儿梁娇刚出生，生活条件很恶劣，但他不以为苦。当时四区区委书记谭桂明、宣传委员曾谷和我负责青年工作。我与曾谷同住在灯笼坑贺兆军家。我们两个商量，办一份宣传抗战的刊物，向民众通报敌情，号召人民坚持抗战。于是，我和曾谷一起到贝头里找梁奇达汇报工作，并请示四区区委欲出版《民气》报，由曾谷和我负责。梁奇达很支持和鼓励我们。这样，油印刊物《民气》报立即办起来了。有时是曾谷放哨我刻蜡版，有时是我放哨他刻蜡版。曾谷喜欢唱歌，我也喜欢唱歌，大家很合拍。这个刊物总共出了约10期，由各乡、村支部供稿、发行，对宣传群众、教育群众起了很好的作用。八区区委也出了一份刊物《黄杨山报》。这时期，梁奇达同志还在五桂山周围布置了一批党员，如布置党员高天赖（后来脱离了党组织）在灯笼坑当教师，我在关塘埔任教师，肖伟华在贝头里任教师等。这都是为了日后打游击作准备的，也都是梁奇达任领导时布置的。
1940年5月，梁奇达亲手组建了中山第一支独立自主的游击武装。这支武装由中共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中心县委（以下简称“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组建是中山县委布置的。由我任党代表，郑刚拔（后叛变）当小队长，战士有罗章有等13人。后来从中区来了李新枝、刘南等。我是第一个到的。当时，我从灯笼坑出发，去九区沙栏一个当地称为蒙馆的私塾，主持这个蒙馆的是地下党员郑涯洲。我到后不久，梁奇达来了。他向我交代队伍建立的任务，表示县委一定会积极关心支持，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同志，这个担子不轻啊！但是，党信任你，希望你尽快建立这支武装。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他是那么严肃，那么坚定，而又那么深情。我们推心置腹，秉烛夜谈。不觉间，鸡鸣拂晓，虽然依依不舍，但梁奇达又要踏上新的征程，奉命到番禺开展抗敌斗争。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这支武装从人员到枪支，都是中山县委筹组的。因此，可以说，中山游击战争，从敌人开始进犯时组织民众武装抵抗敌人的入侵，到沦陷后在敌后继续坚持斗争，组织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都有奇达的一份功劳。
我们这支队伍建立以后，就划归由中心县委领导。那时主要由陈翔南与我们联系。罗范群当时是中心县委书记，也来过一两次。陈翔南每次来，都住在孖沙奀叔（吴奀和）家。我或到牛角的“后方医院”与他见面，汇报工作；或到奀叔家见他。“后方医院”实际是一间茅寮，我们有时到那里煲些糖水等补充营养，因而叫作“后方医院”。虽然队伍划归中心县委领导，但中山县委一直还在关心支持我们。
在珠江敌后斗争中，前期，中心县委发展敌后武装斗争的重点在顺德西海和禺南。那时，梁奇达在禺南活动。直到1941年，中心县委委员谢立全来中山五桂山区对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可行性进行调研，并派梁奇达同行协助调查。梁奇达同志是很重视调查研究的，我们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时，他多次找我详细地了解山区的情况，滨海的情况，尤其是崖口附近一带村庄的情况。他了解得详细，并认真做笔记。他还找罗章有同志了解六区的情况。
那时，梁奇达是中山、番禺两边走。此期间，番禺的一些战斗他也参加了。直至1943年，他仍在指挥部工作。后来，指挥部转到中山来，此时组织的一些战斗，梁奇达同志也有参加。如三乡战斗，活捉五区伪联防大队长“飞天鸭”郑东镇时，组织了一个观战团，团员是“卢沟桥”（干部训练班）的学员，梁奇达是组织者之一。1944年10月，中区纵队成立，我任一支队队长，梁奇达任一支队政委。我们又在一起共事了。珠江纵队成立后，我还是任一支队队长，他也还是任一支队政委，一直到1945年8月，我们都在一起战斗。1945年春的一天，100多名日军进攻我驻地白石岗，珠江纵队参谋长周伯明与我商量，决定打一场防御战，是日拂晓，敌人开始从村头进攻。我们利用村里的碉楼作掩体，坚守阵地，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直至下午4点，我们正部署碉楼的火力准备反击，敌人的右侧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梁奇达带领民兵来增援。这时民族中队副队长杨社带领的部队也绕到了西边拦腰攻击敌人，使敌人溃不成军，狼狈逃走。
1945年，敌人因为要防止盟军登陆，向我沿海一带大量增兵，并进行了疯狂的“五九扫荡”，此后，我们的不少沿海据点均被敌人占领了，甚至五桂山石门坑的山之窦、翠亨村对面山上的红楼也住满了敌人。那时，部队分开两个地方活动，周伯明和我、梁奇达在三乡、坦洲、丫髻山一带活动，罗章有、杨子江带一部分队伍在石门一带活动。这时，周伯明找我和奇达商量，认为目前大兵压境，敌强我弱，斗争艰难困苦，而东江回旋余地大，权将部队分批转移东江暂作休整。于是，我们三人先率领支队部的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班的学员和部分队伍过东江。部队抵达宝安黄田，我即回中山指挥战争，周、梁两人则一方面继续战斗，一方面组织继续学习，提高部队的整体素质。此时，奇达同志也参加过一些战斗，如沙井战斗，是周伯明和他组织的。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比较安定，梁奇达在那里主持训练工作，培训干部，包括政权的、部队的、地方的，都集中在盐田办班。期间还处理了一件较有影响的黄公杰投降事件。黄公杰是一个大汉奸、大特务。他卖国求荣，投靠日军，出任日军驻澳门地区特务机关的首脑，手下纠集了五六百名歹徒，弄了几艘武装汽船什么的，在伶仃洋面与澳门一带横行霸道。澳葡当局对其又恨又怕。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他无处可逃，便向东纵部队投降。澳门当局要求引渡黄公杰，并口头答应，引渡后，允许澳门居民有集会结社自由，香港进步报纸可运到澳门公开发售，不再随意拘押我部队人员等三个条件。此时我刚好又由珠江带了部分队伍到盐田。梁奇达对我说，东纵司令部把黄公杰交给我们处理。他叫我用布蒙着黄的眼，由我来审问。审问完毕，由阮洪川将其引渡回澳门。消息传开，当地群众拍手称庆之余，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更加敬佩。
部队转移东江后，原计划稍事休整就返回五桂山的。后来接到广东省临委的指示，因为要建立五岭根据地，命令我们留在东江待命，部队抵达江（东江）北后，梁奇达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罗章有任江北指挥部参谋处长，周伯明任指挥员。我则带领部分队伍在从化、潖江一带活动，任江北地委分地委副书记，管军事，辖下两个大队，一个是从化大队，大队长由县委书记陈江天兼任，活跃在从化北部吕田一带；另一个是潖江大队，大队长方国槐，副大队长冯开平，驻扎在潖江一带。江北期间，国民党重兵压境，斗争残酷，“扫荡”频繁。奇达参加了许多战斗，英勇果敢。临近北撤，部队集中，我带部队回增城，又与梁奇达汇合了。1946年，梁奇达北撤，由于工作需要，组织把我留在广东坚持斗争，便又与他分开了。
为广东的高教事业，呕心沥血
梁奇达是个优秀的教育家，为广东的教育事业，特别是为暨南大学的建立和重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梁奇达在部队里就长期做政治组织工作，就是做培养人的工作。1948年，他在华北高干班结业后，留在那里当政治教员。解放后，他初在珠江地委任地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53年，珠江地委和西江地委合并，成立粤中区党委，他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党校校长。1956年后，先后在省教育局、高教厅党委、教育厅、暨南大学担任领导职务，可谓毕生从事教育的专家。
他对暨南大学的两次重建花了不少心血。暨南大学历史悠久，晚清时创立于南京，后迁于上海，1952年停办。1957年9月广东省决定重建暨南大学，并成立暨南大学筹建委员会，由陶铸任筹委会主任。时任广东高教局党组书记、第一副局长的梁奇达任筹委会委员，后任筹委会办公室主任，具体组织实施暨大重建工作。办暨南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吸收海外的华侨子弟入学，梁奇达满腔热情地投入暨南大学的重建工作。他目睹着从一片荒地，一座小村落中开辟出来的暨大校园，心里充满了喜悦，也得到无限的安慰。1958年9月24日，暨南大学开学，陶铸任校长，梁奇达先后任党委副书记、书记、副校长。他全身心投入办学，不仅接受了大批因排华而回国的华侨青年入学，而且在国民经济遭遇异常困难时期，想方设法地改善师生的物质生活，保证了师生的身体健康，使该校师生基本没出现水肿的情况。暨南大学成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较有名的大学，出了不少人才，其中有梁奇达的一份功劳。
他为广东的高教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受到不公正的处分后，仍不放弃所追求的理想，孜孜不倦办教育，精神实在可敬可佩。
爱护同志，平易近人
梁奇达能够团结干部，信任干部。他对与他同时期参加革命的人很关心，对后于他参加革命的人很爱护。梁奇达是广东党组织重建时期的党员，很多人都是他的后辈，但他并没有以长者自居。对原中山县委书记孙康很尊重，对中山党组织重建后加入党的党员孙一之等也很关心，对后辈更加爱护。他曾多次夸奖罗章有的记忆力强，说他的脑袋如电脑，记忆力好。他善于团结干部一起搞好工作。抗战时期，对外来干部谢立全、谢斌等既尊重又关心，这都是出自真心的。对林叔则更尊重。这方面他是做得很好。
为追求理想，永不放弃
晚年的梁奇达担任过省的第一、第二届顾委委员。他虽然离休了，却仍努力为党工作。顾委会常组织调查研究，他都积极参与，认真学习，并认真地写过一些调查报告。临终时，他留下一个遗憾，他看到目前我们党的一些不正之风，十分难过，非常愤恨。他一生只是希望社会更加好，民族更强大，国家更强盛，并把自己的积蓄捐给家乡办公益事业。
奇达弥留之际，他的妻子跟我说过一句话：“奇达是很不想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与奇达相知相交66年，他重感情，有理性，人秉直，为祖国的解放，为民族的独立，为国家的富强，为社会的进步，为人民的幸福而战斗不息，竭尽全力，真正做到“彼知安而思危兮，故出生而入死！”奇达同志病重期间，我常常去探望他。面对光明磊落，铁骨铮铮，一生为理想而奋斗的战友即将离开人世，我心如刀割！
但是我想，社会总会进步，天人也必合一，一切会逐步好起来的。每当我踏上当年的战地，那苍劲的青松，那壮丽的杜鹃，似乎在向我诉说：正是奇达同志和烈士们的浩然正气，染得江山更为娇媚，人民安居乐业。
安息吧！二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