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欣红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可是每当触及到与他有关的情景和事物,思念之情便油然而生,多么希望父亲能和我们一起长久些、再长久些……
(一)
小时候,觉得父亲距离我们总是很远。因为当时的住宿条件限制,经常都是他和妈妈住这边厢,我们兄弟姐妹和爷爷奶奶住那边厢,我们住这栋楼,他们住那栋楼,直到搬进暨南大学东南区二号的小山坡,一家人才搬到同一栋楼。那时候,我觉得父亲总是很忙很忙,忙得连多看我们一眼的工夫都没有。仅有的一起用膳的时间,往往又是很多人来找他,不是汇报工作,就是要求调动。但是有一天,父亲居然停下了脚步……那天放学后,我和奶奶在家门前的小菜园种瓜菜(由于经济困难,市场无蔬菜供应,父亲号召学校的教职员工把家门前的空地以及周围的荒山变成菜园,解决菜篮子问题),父亲比平日早到家,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匆匆进门回房看文件,而是站在我们身后,看了许久。忽然,他问奶奶:“妈,你在种菜呀?”奶奶回答之后,他才步入家门。我很意外,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第一次停下来打量我们。那天的晚饭父亲没有下楼吃。到了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人,包括医生。人人神色凝重,妈妈也从广州赶了回来(当时妈妈在中山医学院工作,由于交通不便,只能一星期回家一趟)。奶奶和当时在暨大念书的大姐梁娇在不断地哭泣,我才知道家里出事了,父亲病倒了。那晚,医生守候到深夜,因为父亲一直无法小便,差点尿液中毒。后来听说,那天,父亲被停职反省了,罪名当然很多是莫须有的,但是却受到了严厉处分。那一次对父亲的打击很大,很长时间他都不能下床走路,后来,又过了颇长一段拄拐杖行走的日子。
(二)
父亲的大半生都是从事教育事业,他从不鼓励我们读死书,更不要求我们要拿满分、进名校。他给了我们一个自由而快乐的童年。记得我报考初中的那一年(1965年),中国正在进行教育改革,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了中学进行半工半读的试验,各大报纸亦为此发表了很多社论和文章。当年的我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凡事都想试一试。我不喜欢刻板的读书生活,很想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妈妈下乡搞“四清”去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养病在家的父亲,父亲非常支持我。我们还商量好一同去工读学校实地考察。我们查到当时广州只有一间中学是半工半读的,我依稀记得是9中或是19中,总之是位于中山四路的禺山市场后面。由于我们是第一次去,沿途不断问人,才找到这所学校。学校很干净,学生有的在上课,有的在做手工活儿。无论是上课还是干活儿都井然有序。我非常喜欢,更决心要去报读。我想,凭我的学习成绩,考上华师附中(当时全省的重点中学)都不难,报读这所工读学校更是胸有成竹。父亲一向都认为知识不仅仅是从课堂中来,劳动、实践亦能让人聪明起来,所以,他很鼓励我走自己的路。由于父亲遭停职反省,我们家搬离了暨大,我小学六年级是住在班主任马蕙芹老师家的。马老师听说我报考中学的第一志愿是一所名不经传的工读学校,大为震惊,不可思议的是居然得到父亲的认同。马老师极力反对,她认为半工半读并不适合我,“华附”才是我第一选择。可是我依然坚持。马老师急了,亲自跑到家里来劝说父亲,同样没有结果。视我如亲人的马老师唯有拿出最后一招,她告诉我,她到工读学校去过了,了解过他们的招生程序和招生对象,工读学校的宗旨是招收那些家庭经济有困难,而且超龄不适合读普遍中学的工农子弟,让他们既可以解决经济困难,又可以继续上学。报名的人很多。而我只有13岁,家庭又无经济问题,不符合条件,是不会被考虑的。马老师这一招让我屈服了,结果我入读了华附。可是,当年父亲那种尊重孩子的理想,让他们拥有自己的选择权,乐意让他们走出温室,经风雨见世面的为父之道,仍是今天很多拿着自己的尺度逼子成龙的父母的一面镜子,更是今天我为人之母的楷模。
父亲14岁就离乡背井进城读书,之后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再见父母时已是二三十年后了,尽管如此,父亲依然有着浓浓的乡情。暨大刚建校不久,就遇上了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家也和全校的师生员工一样,每天吃两顿,还用谷糠和着榨完汁的桔子渣蒸熟了当饭吃,桔子渣苦得难以入口。城里都如此困难,乡下就更不用说了。奶奶常常向父亲诉说乡下亲戚的苦况:没有工做、没有田耕、没有饭吃。父亲的表姐,男人不事农活,成天酗酒打老婆,5个孩子7张嘴,全靠女人担着,连年的失收,家里穷得没法过。在奶奶的唠叨下,父亲把表姐十来岁的大女儿阿彩接到家来,算是帮帮家务,和我们一起,也有口饭吃。可是在当时,农村人口进城被称为黑人黑户,收留农村人口是违规的。周围的人也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说梁校长家收藏黑人黑户,风声紧时,还说要上门抓人。当时我年纪还小,不理解父亲的做法,很为父亲担心,生怕哪一天,连父亲也给抓走了。可是父亲似乎不理会,继续让阿彩留在家。后来,阿彩的妹妹阿娣、阿满,都先后到我们家,度过她们出嫁前的困苦岁月。今天,我因为参加了扶贫助学,每年都到内地走访贫困山村,才真正理解父亲当年为何面对压力,依然我行我素。
在被迫停职的日子里,由于精神上的压抑,父亲的身体十分虚弱,出门都得拄着拐杖,还时常晕倒在外,要让人搀扶回家。但在这段没有工作的日子,他并没有闲着,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去推动家乡的文化建设。我们一放假回家(我们四兄妹中学都住校),父亲就让我们陪着到书店去买些有关农业、农业机械、科学种田以及文学、生活小常识等书籍,一包包、一捆捆地托人或到邮局寄回乡。在父亲的倡导和协助下,家乡建立了文化室,直到文革前,文化室已搞得像模像样,成为青年人工余喜爱去的地方。
离休后,70多岁高龄的父亲更加关心家乡的建设。我们的老家(开平县月山镇回龙里)全村200多户人家,只有一口井。井虽然又深又大,可却没有水。村里的人每天早上4点多就要起床,排队打水。人们一点一点地把水从深井中吊上来,年复一年。若遇到旱天,井里根本就没有水。为了彻底解决村里吃水难的问题,父亲带头捐款,并发动城里和海外的同乡捐款筹钱,引水进村,在父亲身体力行的感召下,工程顺利完成。当乡亲们第一次在自己家里打开水龙头,看见清水哗啦啦地流出来时,无不惊喜万分:“看啊,水自己从墙里流出来啦!”
为家乡修路,和梁嘉、梁文森伯伯一起兴办教育,这就是父亲离休后的重要生活内容之一。为了扩建家乡博健小学的教室,父亲还将某公司答谢他的酬劳15万元人民币全数拿了出来。父亲病危时,还念念不忘博健小学的电脑室还未建起来,父亲去世后,回龙里的乡亲以及博健小学的师生都要求将父亲的骨灰长埋该地,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造福家乡的老人。
在最后一次为父亲庆祝生日时,我让小女儿味味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老人家。上联是“打江山,铮铮铁骨”,下联是“办教育,沥沥肝胆”,横批是“丰盛人生”。这就是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