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在今天，回顾一下半个世纪前，日本法西斯在中山这块神圣的领土上奸淫烧杀掳掠的血渍斑斑的罪恶史，国民党顽固派做了日寇、汪伪想做而又做不到的对抗日力量镇压、围剿的罪恶史，英雄的中山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枪杆保家卫国的抗战史，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这些在战火纷飞年代的参战者和幸存者，历史的见证人，有责任将上述三方面的历史忠实地记述下来，以教育自己和教育后代，以慰中山为国殉难的烈士和群众在天之灵。
一、日伪军血迹斑斑的罪恶
1937年，日寇入侵我中山县三灶岛，焚毁民房2 500间，强占民田修筑军用机场，强迫上万农民修飞机场。机场修好后，还惨无人道地把坚持下来的2 000余群众全部杀害，活埋于“万人坑”。全岛有11 520人被迫逃亡。机场修成后，日军在此派飞机对广州和石岐狂轰滥炸，仅石岐就毁民房上百间，商店被迫停业，工厂停工，石岐顿成一座死城。中山全境沦陷的第一天，仅在牛起湾一村被日军强奸的妇女就有10多人，幼女、老妪均不能幸免。其暴行与禽兽何异！沦陷期间，三、九区被汉奸土匪霸耕，华侨侨属失去侨汇接济，工商业者失业，加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中山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饿死病死的数以万计，日伪杀害群众3 400多人，仅遭宪兵所杀就超过2 000人。人们在日伪淫威统治下惶惶不可终日，被迫逃亡的有二三十万人，以百万人口著称的中山，当时只剩六七十万人。
1941年至1945年间，日伪对五桂山扫荡不下10余次，每次都大肆烧杀。1944年7月，日寇扫荡我五桂山石门九堡，劫持当地群众90多人到外沙，其中40多人被集体活埋。南蓢一次圩日就杀死31人，烧毁民房学校百余间，真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此外，因人外逃多年，屋无烟火，房屋自然崩塌的在全县无法统计。日寇对我被俘战士竟罔顾国际惯例，惨无人道地用刺刀砍头剖尸，曝尸野外，任野兽噬食。谁无父母？对此闻之见之，能不顿足捶胸！抗战期间，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这里所举事例，不及百分之一。而伪军彭济华助纣为虐，也罪责难逃！
但日本政府的某些要员近年来一个接一个的大发胡言，先是否认南京屠杀惨案，继则胡说侵略中国和东南亚是“亲善”、“共荣”，持此反动谬论者是无知吗？绝不，他们是别有用心！对此，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绝不答应！
二、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的罪行
中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林卓夫、中山守备副司令吴康楠、第一游击区政训主任冯镐，3人名气虽不大，却以恐日、亲日、反共而著称，紧步其后的还有国民党“挺三”中的顽固派。
自东北沦亡，华北告急，一向有爱国传统的中山青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深入农村、军队，以戏剧、演讲、办学习班等形式，唤起民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8年底，中山县立一中首先成立“县立一中青年抗日先锋队”，随后各区纷纷响应。县委顺应群众要求，决定成立统一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部”、“中山妇女抗日协会”，各区则成立分队、会。县委按照中央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推选主张抗日的县长张惠长为县“抗先”总队长，我党县委书记孙康和阮洪川同志为副总队长，一、四、五、八区也推选区长为分队长，我党员为副分队长。由于“抗先”、“妇协”是真正的抗日组织，工作又非常活跃，所以爱国青年均以参加该两组织为荣。不到半年两组织人数发展至三千多人。此外三、九区还有“农民抗日救国会”，二区有“二区抗日青年战时工作队”。在我党领导下，群众抗日组织成员达五千多人。县委就日军压境伺机入侵中山的形势，经请示上级党委同意，由县委书记孙康组织“抗日武装别动队”，并举办游击训练班、救护队。四区各乡青年来受训者数千人。一、二、五、六区也相继开办游击战训练班。一时，抗日洪流滚滚，势不可挡。1939年夏，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伍智梅闻讯赶来，与林卓夫、吴康楠、冯镐等秘密策划制定大规模的反共计划：首先宣布“抗先”、“妇协”等为非法组织，下令解散孙康领导的别动队。针对这情况，我“抗先”、“妇协”立即发表《告全县人民书》，揭穿其反共是为了降日的丑恶面目。此时中山形势呈现出乌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日军于1939年7月第二次纠集重兵在我横门登陆，进攻石岐。我党为了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顶着逆流，冒被镇压和逮捕的危险挺身而出，立即通过以“抗先”名义宣传，号召全县军民动员起来，到横门前线去，保卫中山！中山县委在西桠成立“横门前线指挥部”，动员民兵开赴横门，与中山守备队并肩作战。响应县委号召，各区“抗先”组织宣传队、“妇协”组织救护队，一起奔赴前线，为作战部队运输物资，送茶送饭，到最激烈的火线上抢救伤员。共产党员黎民惠参加的政工队到连队做政治鼓动工作，战士们受到极大鼓舞，英勇御敌。第二次横门保卫战反复攻防奋战达14天之久，我杀伤敌人100多，击退了敌人的进犯，胜利保卫了石岐，保卫了中山。政工队支部书记关晃明不幸光荣牺牲。在此次横门战斗中，爱国官兵守备队、四区警察所长孙海筹和我党领导的别动队、集结队密切配合，英勇战斗，这是军民团结抗战取得辉煌胜利的典范，为中山抗战史写下光荣的一页，但林卓夫、吴康楠对“抗先”、“妇协”不但不嘉奖，反而进一步迫害。他们秘密下令通缉我县委书记孙康等领导，强令各区政府镇压“抗先”、“妇协”，不得力者要处分。在这高压之下，熊熊的抗日烈火暂时被顽固派压制住了。1940年3月，日寇乘机从唐家、叠石等地登陆，他们沿岐关公路直奔石岐，沿途只有我党崖口支部领导的民兵给予还击，吴康楠之流则闻风而逃，国民党军队未发一枪就将中山半壁河山拱手送给敌人。中山沦陷后，守备队的爱国官兵在被迫撤离中，大骂吴康楠之流是出卖中山人民、丧权辱国的千古罪人。一部分爱国军官将离开中山边境时，要求政工队长黎民惠领导他们留在中山打游击。可惜黎民惠当时和县委失去联络，得不到党的指示，以至未能成全他们坚持抗日爱国的愿望。
三、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抗日
八年抗战的历史证明，共产党员是最坚定、最英勇的抗日中坚分子，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自“九·一八”事变，特别是淞沪抗日战争发生后，中山的党员立即纷纷组织抗日团体，宣传我党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广州失守，中山面临日军压境，全县500多名共产党员坚定地站在前头。中山县委除了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外，早就预料中山沦陷势所难免，乃根据省委指示，把握时机，发展多种形式的武装，进而准备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凡有条件的党支部均掌握乡警队，并动员华侨捐赠枪支。县委书记孙康率先建立抗日别动队和中山守备队下属的集结中队，人数百余人。同时在西桠开办抗日游击军训班和救护班。各乡青年踊跃参加，先后受训男女青年一千多人。中山县立中学党组织也成立一支拥有30多人的别动队，二区区委黄石生、杨子江领导的二区青年抗日工作队也建立一支近百人的武装队伍。其他各区如一、二、五区以“抗先”名义和各区区长合办抗日游击训练班，参加人数近千人。横门战斗打响，“抗先”、“妇协”和经过训练的民兵救护队就马上开赴前线支援守备队。1939年10月7日中山第一次沦陷，县委书记梁奇达亲自率领一区张溪、员峰近百民兵开赴五桂山，直抵五区马溪，与五区区委书记郑少康等同志率领的民兵百余人胜利汇合，战友互相拥抱，村民雀跃欢迎，场面动人。四区崖口泮沙、左步头、东桠、西桠、张家边、濠头等乡，六区上下栅乡、石门九堡、下五区造贝乡，二区申明亭、永厚、水溪、龙头环和一区长洲、鳌溪、山区合水口、灯笼坑、白企等乡近千民兵，或上山或掩蔽附近，伺机行动。敌人占领中山一日即撤退，民兵即回原乡等待时机，为抗日战争再展身手。
1940年3月7日，中山沦陷后，人心惶惶，成千上万人先后被迫离乡别井，惟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坚定地站在保卫中山的神圣岗位上，并立即从平原转到五桂山抗日基地，伺机行动。我党经过策划，在4月中旬，五区三乡区委和六区区委领导的武装同时向雍陌和唐家湾日军驻地袭击。日军惊恐万分，盲目还枪，彻夜不得安宁。与此同时，潜伏下来的民族败类，一时群魔乱舞，纷纷粉墨登场，当上伪县长、区长、乡长，成立伪组织。县委针对这种情况，及时部署第二次行动，分别由崖口和长洲党支部领导的武装锄杀两乡作恶多端的伪乡长。此两次行动，大大鼓舞抗日人民。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中山》以特号快讯刊出，传至海外，同胞闻讯，同声称庆，纷纷来电表示祝贺，随后还寄钱寄物支持子弟兵坚持抗战。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将崖口、长洲两乡民兵开赴九区，与九区梁伯雄领导的武装汇合，成立在党领导下的中山县第一支主力游击队。从1941—1942年间，根据抗日形势的发展，党又及时组织各区区党委领导的民兵揭竿而起：八区以陈中坚的名义成立抗日中队；二区以黄石生的名义成立第一区国民兵团常备中队，以杨子江的名义成立二区联防办事处特务中队；周增源的二区国民兵团常备中队、爱国人士刘震球成立民兵集结队，九区除梁伯雄抗日中队外，还有由老农会会员陈军凯组织的中队、冯连枝组织的中队。由中心县委派谭桂明、欧初、罗章友、李进阶等先后回到五桂山，分别成立“友兴公司”抗日队伍和“中山县人民抗日大队”。1942年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又派谢立全副指挥和政治特派员梁奇达、副大队长肖强等到达五桂山。由谢立全同志统一指挥在中山的各支队伍。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取得一连串的战斗胜利，初步打开了局面。1943年秋，指挥部又移到五桂山来，加强全面领导。先后在崖口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九区浮圩歼灭伪护沙总队一个营；在三乡活捉五区土皇帝郑东镇，在翠微我军不伤一兵一卒就全歼李塱鸡的伪护沙总队一个整营；在南蓢歼灭汪伪号称皇牌军43师彭济华的一个营；在四区乌头山歼灭日军一个通讯班，缴获大批密件；在横门全歼横门伪海军基地“江防司令部守备队”，活捉基地少校副司令；在五桂山粉碎敌伪联合向我军多次大扫荡。我军为了惩办石岐敌伪大本营之敌，两次直捣石岐，大量杀伤外围驻军。连续的胜利使我军威震遐迩，群众欢欣鼓舞，建议我军在中山公开成立一支抗日队伍。指挥部顺应中山人民的要求，1944年1月1日“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便诞生了。欧初被任命为大队长，谭桂明任政委，罗章有任大队副队长，杨子江任政训室主任。1月3日在五桂山崧埔召开成立大会，各区前来祝贺的达三千余人，人们抬着贺礼，舞起瑞狮，军民联欢通宵达旦。这是中山人民在抗战史上值得永留念的。
由于解放区不断扩大，指挥部决定成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属下有五桂山区、谷镇区（今三乡镇）、滨海区（今张家边镇、南蓢镇）、凤凰山区（今珠海前山区，唐家湾区）等区级政权。各乡也相继成立乡政权。各级政权按三三制原则均为民主选举，县级政权选出叶向荣、阮洪川、曾谷等同志为正副督导主任（即县长）。数千年受压迫的中山人民第一次荣享民主权利，当家作主。在县政权领导及抗日义勇大队支持下，各区乡政权领导群众减租减息，抗缴敌伪的苛捐杂税，有的区乡政权还成立集结队锄奸保乡，协助主力部队作战……各区乡人民也为部队源源不绝输送兵源，支持部队必需的物资，为部队掩护伤病员，真是军民鱼水情，如胶似漆。随着战斗的需要，我们还成立了一支独特的海军，拥有大小渔船6艘作军船，在伶仃洋海面保护渔民作业和保障五桂山区与东江联系的交通安全，并伺机打击敌人。
我军抗日节节胜利，军威大震。国民党军队官兵中流行一句话：“欧初部队是抗日军，国民党一些敌后军队是躲日队”。由于形势的变化，唤醒人们的觉悟，伪军中的爱国军官，如运输连长陈隆、炮兵营长余某等相继投奔我军，日军曹也带着马向我军投诚。
我军坚决抗战和英勇善战的声威对澳门的影响也逐渐扩大。在原中山富商黄槐的引进下，澳门当局主动派官员与我军接触，并定了几条协议：让我军向避居澳门的中山富商征收爱国军粮；允许我部队人员携带手枪秘密进入澳门执行特殊任务；帮助维持澳门治安；容许我军在澳门购买军需用品；协助我军在澳门将电台运回五桂山；接收我军重伤员赴澳门治疗，并为我军输送护士，赠送药品；维护我们的镜湖医院院长柯麟和招兰昌医生等，给我军帮助很大。
1944年冬，我中山队伍受广东省军政委员会命令，由林锵云、谢立全、罗范群、刘田夫同志亲自率领精兵500人，挺进粤中，开辟新（会）、高（明）、鹤（山）、台（山）、开（平）、恩（平）及新兴、阳江、阳春等新的抗日根据地，派出的队伍，装备优良，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深受粤中人民的称誉。陈中坚、李进阶率领的队伍，开辟新会、台山、南阳、古兜山的新据点，并先后在开平三埠、恩平县城、台山县城多次袭击日军，特别是在台山县城歼灭驻城大量日军，收复了县城，成为粤中地区战绩最辉煌的战斗之一。为了有利于统一指挥，成立了广东中区人民抗日纵队（不公开宣布），中山以“义勇大队”为基础命名为“第一支队”。这是中山人民对抗战又一重大贡献，也是中山人民的无上光荣。
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和需要，珠江三角洲部队奉命成立珠江纵队。珠江纵队成立后，司令部派参谋长周伯明负责指挥第一支队，他运用爆破战术，先后在一区金钟、五区三溪等地以强烈的爆破炸毁炮楼6座，守护伪军全部埋葬在瓦砾之下，吓得伪军连连退出炮楼。我军乘胜扩大解放区，五区的神湾、深湾一部分村庄相继解放。在五区白石我军还对日军200多人打了一场激烈的保卫战斗。日军连番进攻5次，以大炮轰击我群众炮楼，一度入村与我军展开巷战，但我军顽强机智、勇敢拼搏，终于击退日军，成为一支队战史上有名的“白石战斗”。
1945年，敌伪顽还互相勾结，乃纠集兵力近万人，向我五桂山持续大扫荡一个多月之久，这就是当时有名的“五九大扫荡”。岂料我军严阵以待，首先是在合水口以地雷杀伤日军，继之在灯笼坑迎击敌人。是战以“三山虎”山头为阵地，用机枪、手榴弹打击敌人，接着与敌人面对面拼刺刀，从早晨六时战斗到日落，敌人死伤10多人仍无法前进一步。是役打出了我军英勇善战的本色。甘子源身上多处负重伤，仍不下火线，并与敌人拼刺刀，战后被评为战斗英雄。群众在这次反扫荡中紧密配合部队，先是石门贺婶，这位闻名的爱兵妈妈，她发明在屋内筑夹墙掩护伤病员，各乡群众相继效法，有力地保护了伤病员的安全。民兵也紧密配合，领导群众为我军掩蔽的队伍送茶送饭。敌人无计可施，竟向弱者下毒手。在长江大寮村捉到民兵妈妈，要她供出欧初及其部队的所在地，并欺骗她说，只要供出就大大有赏。妈妈宁死不屈，还大骂日军。敌人怒不可遏，毒打老妈妈致重伤。泮沙乡的群众和民兵保护伤员表现得非常机智勇敢，在敌人频频搜索下，一个重伤员无法转移，极有被捕的危险，他们苦心思索，心生妙计：把重伤员装在棺木内，动员群众披麻戴孝，吹吹打打，装成悲痛欲绝的样子，把重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使之终于获救。爱国人士肖日新在我军反扫荡中，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的安全沥尽心血。军民团结一家，使敌人像野牛一样在五桂山东奔西突找不到我军主力。还不时遭遇我军麻雀战，东山一枪，西山一弹，敌人终日提心吊胆，不敢夜宿五桂山，日未落山，就仓皇缩回老巢。我军为了迷惑敌人派出两支尖兵队，一支到石岐边缘，一支由梁杏林中队长、郑新指导员率领名为“铁流队”的12名精兵到谷镇区（中山五区三乡一带），展开宣传攻势，制造假象，令敌人摸不到我军行踪虚实。我部队伺机打击敌人。在执行任务中，梁杏林、郑新率领的“铁流队”在一个深夜暂住于塘村，不料被叛徒郑兴获得密报，悍然纠集顽军200多人，配备轻重武器，突然重重包围塘村，从早晨六时开始发动攻击。“铁流队”奋起还击。敌人久攻不下，又挖地道，企图用炸药炸我军坚守的民房，又被我军粉碎。此计不成，敌人又呼叫我军投降，我军12名战士则高唱革命歌曲予以回应。一直坚持到下午四时，我部队弹尽粮绝，突围无望，召开支部会议，决定立即烧毁文件、毁坏武器，响亮地提出“不成功也成仁，决不当俘虏”。并高呼共产党万岁，接着自行引爆剩下的地雷和手榴弹，雷鸣般的爆炸声，响彻塘上空，8名勇士当场牺牲。4人重伤，被郑兴之流俘获，多方诱降，我军战士坚贞不屈，后来在多方营救下，终被释放出来。这种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慨，反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珠江纵队顽强勇敢的高尚情操。
1944年浮圩战斗，我部队牺牲两名优秀指挥员杨日韶、王鎏及10多名战士，终于把盘踞浮圩的李塱鸡护沙队赶走，并派卫国尧大队副亲赴鹤山请国民党“挺三”回防三、九区共同抗日。可是，在日寇围攻我五桂山之际，国民党“挺三”竟然乘人之危，恩将仇报，悍然纠合2 000多人，重重包围我九区梁伯雄大队一个中队于南头孖沙，我军苦战竟日，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除部分突围外，梁伯雄队长、副政委郑文及战士10余人壮烈牺牲。连同1944年彭河派人杀害黄石生一案，充分暴露出这伙人助纣为虐的反动面目。
我军在五桂山坚持一个多月的反扫荡中，处境是异常严峻的，群众经常遭到抢掠财物、烧毁房屋，不能正常生产，生活也很困难，还随时有被捕刑讯之危。特别令人发指的是，那伙人竟向无辜群众下毒手，杀害我石门九堡43人。
我军在反扫荡中虽然保持了主力并重创日军，但我军处境此后更为严峻，除九区外，在塘悲壮牺牲8人，在槟榔山遇害烈士16人，在外合水口被火攻牺牲6人，在三山虎一战我军伤亡多人。生活上经常露宿山头、日晒雨淋。粮食得不到正常供应，有时以野菜充饥，有时还处于半饥饿状态之中，但仍要作战行军，当时群众誉我部队是“铁腿、马眼、神仙肚”的坚强队伍。由于体力下降，为了保持战斗力，我军在9月中旬，决定分批转移到东江宝安休整，以利再战。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一支队奉省军政委员会的指示，除留少数精悍的武工队坚持五桂山斗争外，全部转移东江候令，以应付国民党顽固派来打内战。留守在中山的武工队十分艰苦，先由特派员曾谷和甘生队长领导坚持斗争，继由黄旭、梁冠、黄乐天指挥武工队继续坚持。
抗日战争期间，中山人民子弟兵参加珠江纵队（含一支队）有3 000多人，其中牺牲340多人。至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珠纵一支队已发展到1 000多人，另有民兵3 000多人，进行大小战斗140多次，歼敌236人，俘虏531人，缴获武器一大批。最令人感动的是那些举家参加抗战的，如杨伯母、郑少康、唐仕锋、黄石生、肖志刚、周扩源……在全县为数甚多。这些家庭少的五六人，多的上10人，与我抗日部队生死与共的堡垒户如贺婶、肖琼珠、刘帼超、郑伯母……从山区到平原，比比皆是，难计其数。据不完全的记录，我党光是为抗日在中山（含少数原是一支队在境外牺牲的）牺牲的就有支队政委邝明，连排以上的党员有邝任生、杨日韶、肖强、梁伯雄、郑文、黄石生、杨日璋、黎民惠、梁绮卿（女）、程志坚（女）、郑秀（女）、杨添、周增源、梁杏林、郑新、程义、王鎏、肖伟华、梁德（肖杰华）、冯剑青、关晃明、吴德堂（即郑炳焜）、唐仕锋、唐仕明、黄锦棠、黄鞅、黄衍枢、黄鉴明、黄伟畴、黄伟贤、黄官明、黄锦生、黄中坚，黄锡钦、杨开根、杨朝、杨桂、张少攸、谭三九、冯培正、欧日良、蔡耀、谬雨天、谬川、刘玉湖，英雄黎元仔、陈炳等同志不下70人。至于连排以下战士牺牲的就更多了。长洲一个乡牺牲15人，其中党员就有12人；申明亭牺牲11人，其中党员占7人。他们都是我军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她）们的爱国业绩和英雄名字将流芳百世，永远值得后人景仰！
中山人民不愧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他们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可歌可泣的史绩，将永留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