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20日,孙康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噩耗传来,我心里万分悲痛。孙康是一位革命老战士、老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深受中山人民、南洋华侨和云南人民的尊敬。1996年,我们一些30年代在中山工作过的老同志筹备为他庆祝从事革命事业70年及90华诞,未等庆祝他就病逝了。这成为我们心里一份深深的遗憾。
1937年我到中山,1938年调到县委。1939年底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而调离中山,前后3年多,我在他领导下工作。解放后,我们只见过几次面,但在感情上,我和他却像是共事多年的老朋友。在和他相处的日子,我对他坚强的性格、高尚的品质无比敬佩。他对我的帮助教育使我终身受益。
他加入革命行列仅一年就遇到大革命失败。他参加中山卖蔗埔起义失败后,一同起义的同志,牺牲的牺牲,被捕的被捕,他和党失去了联系,又处在通缉中,但他毫不退缩,断然选择了只身远渡南洋、继续革命的道路。到马来西亚后,他遇到两大难题:一是找不到党,二是无职业栖身。但这也难不倒无畏的孙康。他找到亲戚暂时住下来,然后通过写文章来与党联络,后来终于找到了党。有了党的领导,他如鱼得水,办报办学,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后来遭到马来西亚当局通缉,他转到新加坡,不幸在一次秘密支部会议上被捕,判监半年。坐了3个月牢,逢大赦,被押解出境,又和党失去了联系。1933年他回到中山,1936年和党接上关系。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方向地开展工作。从1936年起,中山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先后成立了支部、县工委,他均担任书记。在此期间,香港党组织派徐云到九区,邝任生从上海回到八区,我从广州调到五区,黄峰等一批同志从陕北抗大回到中山。中山党的骨干队伍扩大,党员人数增多,四、五、八、九区先后成立了工委。1937年8月,中山县委成立,孙康任县委书记。县委成立后,大力发展抗日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全盛时达4 000多人。另一方面县委积极稳妥地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到1940年止,全县党员达500多人。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县委成立时,广东省委明确指示要抓武装。孙康非常重视这一工作。他取得国民党中山县长张惠长的同意,领了县守备队一个中队指导员的头衔,又在四区成立“别动队”,作为民兵的常备队,分批训练各乡民兵,培养骨干,在全县范围内,区、乡党组织一起抓武装。乡成立乡警队。九区书记梁伯雄组织了抗日大队,八区陈中坚、二区黄石生、杨子江也分别组织抗日中队。这些队伍,对外都取得国民党军的番号,在内部则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后来中山的武装成为珠江纵队的三大基础之一(即吴勤部队、林锵云部队和中山部队),五桂山成为珠江纵队较稳定的根据地。这说明孙康在抓武装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1939年底,国民党中山县当局掀起反共高潮,“抗先”、“妇协”,连同孙康的“别动队”相继被取缔,孙康本人被通缉。根据省委指示,孙康调离中山到香港另行分配工作。这一变化,使中山党的工作受到不小影响。后来在中山党的领导关系从东南特委转到中区特委时,孙康受到指责。某些领导认为孙康做县委书记时,中山县委在政治上、组织上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统一战线过分相信和依靠张惠长,不抓武装工作,组织严重不纯,发展党员执行小资产阶级路线(指发展小学教师派),领导方式家长制等等。还说县委宣传部长徐云是托派,组织部副部长郑仲光是叛徒,把他们立即调离中山,中山县委被调得只剩一个代理书记。孙康到香港后,负责人员不接见,不分配工作,又不给生活费。若不是亲朋援助,几乎无以度日。后来在廖承志和梁广(东南特委书记)的干预下,才被安排到南洋工作。此事引起中山一批同志的不满,由于战争紧张,无暇上诉,直到解放后,一批老同志退下来,才联名上诉。1985年广东省委明确批复,推翻了原强加于中山县委和孙康的错误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孙康本人一直保持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仍以高昂的革命精神忘我地工作。
孙康是大革命时的党员,中山卖蔗埔起义的指挥员之一,先后被国民党反动势力、马来西亚、越南当局通缉达5次之多,但他百折不挠,毫不畏惧,两次失去党的关系,毫不气馁。他平等待人、谦虚自律,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县委;对上级非常尊重,对下级关怀备至,从不在我们面前摆老资格,逞英雄。他毕生淡泊名利,生活朴素,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孙康在一生的革命活动中,走的是曲折的道路,在革命风暴中,他像一只勇于和风暴搏击的雄鹰,不屈不挠,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
孙康,我们永远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