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三乡镇大布村有一位郑伯母。村里老人、青年、小孩无人不认识她。遇见她总是亲切地叫一声“郑伯母！”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开始后，从外地来的青年、“抗先”队员和“妇协”的同志也叫她“郑伯母”。她总是那么热情地为同志们做这做那，从不嫌弃。大布学校前后来过不少进步教师，也和她来往甚密，都亲热地叫她“郑伯母”。五桂山游击战争开始，来往的人更多，有珠江纵队的副司令员、有支队的领导干部，也有普通的战士以及在民主政权里工作的干部等等。无论男的女的，无不知道这位勤恳、可亲、热心肠的“郑伯母”是郑少康的妈妈，但没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恐怕直到现在知道的人也不多。其实，她叫林宽，是大布村的一棵小草，也是一位不平凡的革命母亲！
为什么她那样为众人所知呢？这是因为她始终如一地、默默地、勤勤恳恳而又热情、勇敢、机智地为革命奉献自己。
一、革命同志的好妈妈
抗战爆发后，特别是“中山抗日先锋队”和“中山战时妇女协会”（简称“抗先”、“妇协”）成立后，中山五区（即今三乡镇）群众抗日救亡工作热火朝天，郑少康家里来往的同志络绎不绝。人们来此商谈工作、商议上山打游击。有时同志们晚归早来，但不管什么时候，郑伯母都热情地为他们烧茶备饭，这样的接待工作从不间断。一次，郑少康组织民兵出击，她一天一夜未合过眼，日以继夜地为民兵烧饭，有时还要亲自送到战地去。眼睛熬红了，她没吭一声苦。她家本来是一个缺粮短钱户，但她总是乐滋滋地和儿子一起想方设法筹备粮食，解决菜钱，满足来往同志的需求。中山沦陷后，她家更繁忙。当时日军就驻在雍陌，三乡也驻有伪军，许多同志在三乡活动不便，因工作所需常到她家投宿。她一家五口，仅有十多平方米的小屋，怎么办呢？为了让大家睡好觉，她想尽办法：加散铺、在厅里垫禾草、用门板排大铺……情况紧张时，她还和儿子轮流站岗放哨，加上乡警队在村里巡逻，同志们在她家住宿都有安全感。
二、学校教师的亲人
来大布学校教书的，前后有过不少人。有一段时间，她的三儿子郑少康也在学校任教，大概有这个缘故，郑伯母和教师们总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像慈母那样关怀着这些远离亲人的青年。逢年过节，就想起他们，为他们送乡土“茶果”，请他们到家里过节。大布沦陷后，学校经费困难，教师薪俸低微，月薪维持不了一个月的伙食。郑伯母家也很困难，但她还是想方设法从家里找点咸菜、番薯、芋头之类的送去，使他们免受饥饿。个别困难教师，还被请到家“搭伙”吃饭。特别感人的是，当时一位教师重感冒发高烧几天不退，终日不思饮食。郑伯母知道后焦急地把他接回家，亲自延医、煎药、熬粥、煮饭。但病人病情继续发展，不能起坐，郑伯母就一口一口地喂他，日夜守候床前。她亲切地询问病人家在哪里，想方设法叫病人家人来看望，生怕发生意外，对不起他的家属。这位教师告诉她，因为搞革命工作，他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才逃到这里，所以不敢把工作地点告诉家人。她听着听着忍不住热泪簌簌往下掉。多么真挚的一颗慈母心啊！她沉思良久，嘴唇颤颤地说：“那你把我当作亲人吧！”她的话温暖着病人。由于郑伯母无微不至的照料，病人终于痊愈了。他回校后，郑伯母还常去看望，为他送去营养品。为了感激她，这位教师认她做“干妈”。从此，郑伯母也开始悟到了一些革命道理。
三、抗战部队的好后勤
五桂山开展抗日游击战后，需要在平原地区建立后勤据点，郑伯母的家就成为部队的联络站。她和媳妇共产党员谭明就成了联络站的主管。五桂山的武装干部到平原执行任务，常到此歇脚，了解情况后才去开展活动；新兵上山也经这里，找民兵引路；战士行军磨破了脚，路过这里，郑伯母亲切地为他们敷药，或用热水让他们泡脚，还总是鼓励他们英勇杀敌。
山区设在五区的卫生总站也在大布。总站负责人是外地人，不熟悉情况。郑伯母就主动热情地协助找可靠的人家安置伤病员，并亲自料理，不宜安排在大布的就帮忙分配到其他分站去。1943年打郑东镇伪军时，部队领导同志来到大布柯家大屋，研究侦察等问题。她和儿子、媳妇为他们送饭、放哨，确保侦察任务顺利完成。此外粮站、税站、情报站，也有一部分设在大布。她为这方面的工作也操了不少心。为此，她家常被人盯梢、恐吓，但她从不畏惧，更不退缩，反而锻炼得更坚强、更勇敢机智。
1945年5月9日，敌伪顽联合向珠江纵队第一支队进行全面的扫荡、围剿，历史称之为“五·九”大扫荡，加上郑兴的叛变，形势非常严峻，郑伯母的部队联络站特别被敌伪虎视。对此，在和敌人斗争中成长的郑伯母一家，早就盘算对策了。她们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家中的财物和个人的安危，而是在村里为部队掩藏着一挺重机抢和文件。他们在少数民兵配合下，奋战一整夜，迅速将机枪加文件转移到安全地区。果然，翌日清晨郑兴纠集一帮伪军，像疯狗一样扑向大布。洗村抄家，追捕郑伯母一家人，企图查找重机枪的所在。自然，郑兴扑了个空。叛徒哪能敌过赤胆忠心智慧无穷的郑家呢？他们在郑家门前狂吠一通后将家里几箩谷搬走，权作落水“英雄”捞到一条稻草一样，悻悻而去。在“五·九”大扫荡一个多月的艰险日子里，为了完成部队交给她的任务，郑伯母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经常转移到不同地点借宿，从未安睡过一夜。同时还得和部队保持联系，分批把山区外战斗人员转移到平原各村去，把伤病员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还为部队送情报，配合部队作战……部队反扫荡胜利了，郑伯母却明显地瘦弱了。
四、阳光照亮她的心
郑伯母本来是农家妇女，深受封建社会毒害。她没有读过几年书，就从平岚嫁到郑家来，为郑家生了4个男孩，可谓丁旺之至了。她心想，依靠丈夫，带着4个劳动力，勤奋耕耘，也许会“转运”的。可是5年、10年过去了，家还是一贫如洗。七口之家住在10多平方的平房里，生活十分艰难。丈夫无计可施，横下一条心，借了债，带着大儿子往南洋“闯世界”去。开始，郑伯母当然不愿意，但为全家着想，也只有这条路。可是年复一年，丈夫不仅很少寄钱回来，音讯也很少，最后竟不知下落。去南洋闯世界的路不通了，耕田又不得温饱，出路何在？这位农妇不能不苦思。她曾暗地求神卜卦，希望有个好卦，为她指路。神当然无法解答凡人的问题。一次，三儿子央求和村里的青年去升学，她细想这可能是一条出路，于是借钱让他去读了中学。不久，三儿子毕业后在大布学校当了教师，遇到了教师中的地下党员。他找到了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党，从此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中去。接着，另两个儿子也相继入党。阳光照进了郑家，也照亮了她的心，使她从封建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很快地她也随儿子参加了抗日工作，逐步懂得“没有国哪有家”的道理。
五、人们怀念她
有人打趣地问郑伯母，你全家参加革命，不怕危险吗？她爽朗地回答：“哪有亡国那么危险！”事实上，她确实不怕革命的惊涛骇浪，反而觉得一生中最有意义最幸福的就是参加革命工作的这一段时间。她3个儿子和一个媳妇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她为此感到光荣。在旧社会，她是冬天里的一棵小草，枯萎在地，奄奄一息。只因为共产党带来了春天，她才复生了，从此挺拔地生长在大地上，迎风斗雨。她没有文化，不懂得高深的革命理论。在群众团体中、革命队伍里，她没有任何职衔，更没有得到任何经济报酬。可是她为革命不顾处境的安危，始终不动摇地支持儿子、媳妇走革命的路，自己也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运动，既不要名，也不图利。她家道清贫而品格高洁。自己吃穿是那么吝啬，对革命事业却又那么慷慨，长期无偿地为同志们和进步教师提供食宿，倾自己仅有的物质支援革命。工作上，她总是那样主动、默契地配合各项任务，并为此倾注全部心血，把自己无私地奉献给祖国的解放事业。她像那一棵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是那纯洁高尚的革命情怀，使她为革命发热发光。她是一位非凡的革命母亲，她崇高的精神，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人民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