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林同志1945年入党，在党的教育下，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了40多个春秋。1982年离休前曾任暨大党委统战部长、董事会副秘书长、华侨研究所副所长。他是我校校部行政干部中学历最高的一位。1941年就获得研究院的毕业证书，是中山大学著名教育家尚仲衣教授的研究生。
一、勤奋编书
离休时泉林同志已是71岁高龄，退下来尚未喘息一下，就接受学校给予的编写《暨南校史》和主编《当代中国华侨教育》的任务。《暨南校史》是作为80周年校庆科研项目之一。他任编写组组长，在有关编写小组同志的参与及华侨研究所的协助下，积极开展工作：首先是向国内外校友征集史料，派人到全国各地有关单位调查校史文献，先后汇编成《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一、二两辑，在这基础上编写成《暨南校史》。成书资料详实，论点明确，还收集了不少珍贵的历史照片。在1986年9月，我校80周年校庆前与校友见面，深得众人好评。学校给予的这项科研任务他胜利完成了。
《当代中国华侨教育》是国家教委给学校的任务。1984年开始筹备，王越同志任顾问，泉林同志任编写组组长，成员6个，独他一人是脱产的。他要从每个编写大纲草案中选出最佳的一个，要统一思想，统一观点，搜集资料，工作量甚大。初稿完成后又逐章审阅，从观点到材料核实及文字修正，工作极其繁重，但他始终以高度的工作热情和严肃负责的态度进行工作。从1984年筹备到1989年出版历时5年，其工作艰辛可想而知。书出版后获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二等奖，为学校争得荣誉。
《尚仲衣教授》一书的编写工作是受广东省党史研究会、党史征集委员会委托，泉林同志任编辑组长，1989年出版。他和连珍、洪流合写的《尚仲衣教授传略》一文，获广东省党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审三等奖。
已经完稿送审的还有《教育大辞典》中《华侨华文教育·港澳教育》分册。《辞典》是国家教委“七五”计划的重点科研任务。该书约30万字，1 000多词条，参加编写的人员100多人，散居香港、澳门、福建、广西等省区及本省各有关单位。没有一个专职的助手，全凭他的组织才能通过书信、电话、个别拜访、请求支援等方式征稿。许多杂务如发信打电话、经费报销等等，都集于一身。后来请了一位同志帮忙，才使他能集中精力去组稿。初稿收集后，又和四位副主编逐条修订，开了3次审稿会，共费时5年。泉林同志任《教育大辞典》编委兼《华侨华文教育·港澳教育》分册主编，在《辞典》前言里，暨南大学受到了表扬。
二、壮心不已
泉林同志现已年80，属耄耋之年，且已编完6本书，很该休息休息了。但他却认为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尽量多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现在他又制定了一个比前八年更为艰巨的著述任务。
他生平写了60多篇论文，散登于各个时期的报刊。他正着手挑选其中30余篇对振兴我国教育有意义的篇章，拟审订编辑成册。
拟撰写鸦片战争后到20世纪中叶，即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达100年的教育问题，并写了提纲。其中关于“教会教育”一稿的部分，解放前已写了初稿，只可惜在抗战时期丢失。同时他已积累了两书架资料，并加以分类，订阅有关报刊和选购有关参考专著，已做了大量的初步编著工作。
三、俏不争春
泉林同志一生勤奋为党工作，为研究教育问题费尽心思，却从不考虑个人名誉地位和家庭问题。他儿子来校工作了13年，又毕业于我校行政管理大专班，但至今仍是以工代干。前年，他生病住院，由于病情重，要儿子天天守护，单位扣发工资和奖金，生活比较困难，对此他从不计较，这个问题后来还是学校老干所出面为他解决的。
平时他对衣食住毫不讲究，家人为他做什么，他就吃什么，穿什么。“的确良”初上市时，爱人和孩子想为他买一件，说什么他也不依。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十分吝啬的。当我到他家时，看到他卧室里除了一个古老陈旧的衣柜外，都是书架，三张书桌摆满了报刊和要读的书。厅里陈设更为简朴，除了一套藤椅和茶几别无他物。住房原来怎样，现在还是怎样，他未向组织提出过维修。
但在订购报刊书籍方面却肯花钱，只要需要，10元、20元一本的《中国教育年鉴》他年年都买。报纸涨价时，不少人退报，他却大小报6份一份不减，每年订报费达200多元，购买杂志书籍的花费则难以计算。
对家乡南海县的精神文明建设他十分关心，慷慨馈赠，一次就给南海电视大学赠送1 100多本图书，不少还是珍贵的名著。其中就有《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受到县委的赞扬。
他虽办了离休手续，可身心并没有离休，人离志不离。每天除了花一个多钟头锻炼身体，其余时间都在书房里工作，剪报、分类整理资料、读书、做笔记、写稿、审稿等。他年高80，近视达1 700度，耳渐失聪，工作起来，远不像常人那么轻快，需付出加倍的劳动才能获得常人的工作效率。但他并不退缩，仍是艰苦奋斗。倘没有立志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献身的坚强意志是不可能办到的。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的爱人叶孟贞及对他关怀备至的姑妈在1985年后相继去世，这对他精神是极沉重的打击。按常理论，精神上的重创，轻的要一年半年才能消除，重的甚至一蹶不振。但他凭着共产党员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很快又振作起来，投入更繁重紧张的工作。他编著的6本书都是1984年后陆续完成的。我们为自己的队伍里有这样的老同志而引以为荣。
他组织观念强，守纪律，对党分配的工作从不推卸，日常积极参加组织生活，支持支部的工作，从不因工作忙或离休了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离休后，为了保持身心健康，完成写作计划，他非常重视健身活动，心情愉快，最近还参加老干所举办的“中老年迪斯科健身舞”学习班等活动，参加老干部歌咏队，每日还坚持做健身五功，常年不断。
泉林同志还有一个可贵的品德——从不炫耀自己的光荣历史。远在30年代在中山大学研究院时，提出撰写《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问题》的论文题目，他的导师尚仲衣教授担心此类论文观点国民党教育部（陈立夫任部长）通不过，后改为写《论干部训练》。泉林同志在论文中提出干部训练有3种类型：一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和鲁艺等校；二是国民党的各级训练团；三是由李克农等领导支持、由地下党员杨东莼任教育长实际主持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一、三两类干校均为共产党领导的。该论文送教育部审查，部里提出要删改有七八处之多，但泉林同志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拒绝删改。结果读了4年研究院，只得了一张研究院的毕业证书，国民党教育部不肯授予他硕士学位。当年还不是共产党员的他，就显示出一副傲骨正气，但这样的历史他极少对人提及。又如离休后8年来他主编了6本书，有一百多万字，获得两个奖项的事，也不在人前讲过，因而鲜为人知。平心而论，我校华侨教育研究得以发展，他是起了带头与推动作用的。许多和他共事过的同志，一致公认他为人谦逊、生活朴素、工作勤奋、不计名利、不以权谋私。综观他大半生的言行，这样的评价是切合实际的。
泉林同志离休以后，虽然不在领导岗位上，不在工作第一线，但仍然十分关心暨大的振兴和发展，关心华侨教育事业，很希望继续把自己的智慧无私地奉献出来，要为党的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晚年的光和热，这种积极性是很可贵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9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