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是系统内部与外部社会环境因素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管理创新对于今天西部地区的发展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2.1 有助于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和发展
整个西部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2/3以上，而且边境漫长，民族众多。在与中国有陆地边界的15个国家中就有14个与西部省区接壤；在目前已建立的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县级以上行政区域）中共有115个纳入了国家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占民族自治地方总数的74%，其中包括全部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中的27个自治州以及120个自治县中的83个自治县。到2007年，西部地区除陕西外，少数民族总人口为7378.67万人，占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7%，其中广西、新疆、云南的少数民族人口突破1000万，广西接近2000万，达到1959万人。根据《2008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www。stats。gov。cn）计算得到。
我国自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也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地区之间、民族之间，民族内部不同个人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而且随着民族之间交往的加深，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有所增加，与此同时，各民族对自身的发展和权益的维护意识却在逐步增强，表现在“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在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日益分散，从而使少数民族个体权益的保障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个体的自主意识日益增强，对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诉求日益强烈。”
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事务管理越来越多地涉及在公共生活中如何保障各民族平等权益问题。”但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已经确立十多年并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众得不到高质量的服务，不能有效地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周竞红：《论中国民族事务行政管理机制的发展和创新》，《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埋下了不和谐的因子，影响了各族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导致了一些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破坏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和发展。为此，西部地方政府要通过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创新，深入分析和研究在市场经济这一新条件下如何协调和处理民族事务的问题，要通过创新找到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团结、稳定和发展的新的途径和方法。
3.2.2 有助于巩固西部地区党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每个国家的发展范式，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也较以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的发展正在推动着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竞争与效率、开放与流动、改革与创新、知识与信息、民主与法治的时代，使我们国家、社会充满了希望与困难、机遇与挑战，这对每个人、每个组织、每个地区的政府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所列的592个国定贫困县中，西部12省区总共有375个，占全国的63.3%。其中，有224个民族贫困县在西部地区，分别占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总数592个的37.8%，占全国重点扶持民族贫困县258个的86.8%。杨明洪、王永莉：《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而且“按生存、发展、环境、社会、智力等五大支持系统指标，中国31个省市区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从高到低排序，西部地区的12个省、区、市全部在最低的13个省区市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0%”。张勤著：《西部开发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在2006年5月14日闭幕的首届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上披露的数据同样显示，按照年人均收入683元的中国标准，到2005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365万，主要分布在西部近15万个贫困村中。张上翔：《变开发式扶贫为差异性扶贫》，载于《春城晚报》2006年5月16日A5版。而按照2007年底人均1196元新的贫困标准计算，我国的扶贫对象将扩大到4007万人，其中大部分又分布在西部地区。如何减少乃至消除这些贫困县和贫困人口，实现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成为当地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2007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为23572.62亿元，而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085.5亿元，占全国的17.3%，支出却高达9850.3亿元，占到全国的25.7%；在当年全国275624.6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占了55.3%，西部地区仅占17.4%，为47864.1亿元。根据《2008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www。stats。gov。cn）计算得到。解决这一问题不外乎中央政策支持和地方政府自身努力两个途径。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并已履行“入世”承诺的背景下，各地发展的起跑线将而且也必须逐步统一，改革开放初期靠特殊政策优惠和中央乃至全国的倾斜支持的差异性发展将不复存在，各地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必须公平。在这样的环境下，后发的西部地区同先发的东部地区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先天不足，但这种先天不足状况的解决，目前和今后已不可能完全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靠中央的特殊政策来实现。在当前中央对西部地区的发展除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外，已不可能再提供过去给东部地区那样的特殊政策来促进西部的发展，因为这样将有违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公平原则，而且这样做所产生的后果已不仅仅是国内问题，将会是国际问题，并引起国际上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反映。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西部地方政府除进行管理的创新外，将不会再有其他什么更好的办法来促进西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以缩小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变革波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内已经出现了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且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逐渐显露，再加上改革发展规律的影响，越到后面，改革的难度越大，面临的问题越多，涉及的利益矛盾更加复杂，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要求就越高，其问题的解决程度已经对各级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为此，十六届五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而作为西部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其成功与否不仅要看是否提高了行政系统的整体效率，而且更要看这种创新是否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法制、道德等各个方面的全面进步，是否提高了当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和谐，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否产生了的积极影响，具体则要看政府是不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作为地方政府其创新的结果尤其“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果真这样的话，就能增强民众对政府的向心力，增强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从而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夯实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
3.3.3 有助于实现西部地方政府的转型
1.有助于西部地方政府转变职能，为加强西部地区之间的横向协作创造条件
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后，灵敏高效的政府管理既是回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也是判断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我国早在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就提出了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政府改革目标，但到目前为止，“政府过多干预企业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迟缓的问题，依然是我们政府管理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汪玉凯：《政府自身改革亟待提速》，《南风窗》2005年3月下。而且在目前，各级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应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好，一些部门之间职责不清、管理方式落后、办事效率不高。“如果政府依然强势不改，扮演经济建设型政府的角色，忽视或者淡化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甚至继续把大量的公共财政资金投资于竞争性领域，其结果不仅会导致市场和行政权之间的扭曲，引发政府行为的紊乱，助长权力行使的非理性，而且还有可能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使政府的公信力大大下降”。汪玉凯：《政府自身改革亟待提速》，《南风窗》2005年3月下。在目前这种现状下，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尤其在西部大开发这样的背景下，要使西部地方政府真正将政府的职能转到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要是没有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方法，恐怕仍然只会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已。温家宝总理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干部政府管理创新与电子政务专题研究班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政府管理创新，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
此外，通过政府管理的创新，还能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打破地方政府的地方观念和地方保护意识，突破行政区划界限，促进西部地区各地、各级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变地方行政为区域行政，根据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实现西部各地彼此之间的共同发展，变单赢为多赢、共赢。
2.西部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是加快西部地方政府改革的需要
不论是从我国现行的权力配置体系还是从政府管理的序列来看，县、乡两级政府都位于国家权力体系和政府管理序列的末梢。这两级政府由于位于最基层，直接同群众打交道，是中央和上级政府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者，因而同人民群众的接触最为密切，管理的事务也最为繁多。但在现行的税收制度和财政制度中，这两级政府却普遍存在着事——权与事——钱不匹配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地处基层，要管的事和要落实的国家和上级政策很多；另一方面权力和财力却很小，拥有的财政资源也很少，存在着严重的小马拉大车的现象，尤其是西部不少县的县级财政一年仅有一两千万，这点钱连最基本的吃饭都成问题（据《2009云南领导干部手册》统计，在云南省129个县级行政单位中，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在1亿元以下的还有46个，占全部县级行政区划的35.7%，其中在3000万元以下的有6个、3000~5000万元的有10个、5000~1亿元的有30个。以贡山县为例，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1582万元，而地方财政支出却高达25571万元），还怎么谈得上发展，不少乡镇甚至是欠债乡镇，以至于面对地方上的许多问题，这些政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是不想解决，而是没有能力不能解决。再加上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实施，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但这对于本身财政资金严重不足，却又以农业税、费为主要地方财政收入来源的西部县、乡两级政府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如何摆脱这一困境，成为西部地方各级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解决的途径简单说不外乎开源、节流。从开源来看，一靠发展壮大地方经济实力；二靠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从节流来看，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要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但从深层次来看，不管是开源还是节流，都涉及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型和政府管理的创新问题，没有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型和政府管理的创新，不实现政府由现在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不建立真正的公共财政体制，不实现上级政府的财权适当下移和事权的适当上收，就不可能继续做好西部地区的各项改革工作。
3.2.4 有助于将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充分发挥政策的效用，达到政策的目的任何一项政策要得到有效的执行除政策方案本身必须具有合法性外，还离不开必备的政策执行资源、顺从的目标群体和正确的执行策略。政策执行资源包括经费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权威资源等几个方面；顺从的目标群体是指政策的相对人对政策的认可和服从，且这种认可和服从是政策相对人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认可和服从，将遵守政策作为自己本身应尽的义务，这同政策本身的合法性是密切相连的，没有政策本身的合法性，就不可能有顺从的目标群体；正确的执行策略是指政府部门在执行公共政策的时候，如何协调好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并使其得到有机的组合，实现1＋1＞2的结果，以让每一种手段都能充分发挥其效用。
西部大开发是国家促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其实施有助于西部地区的发展，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助于国家新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的实现，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国家利益，因而就政策本身来说是具有较高的合法性的，但这项政策要得到有效的执行，使西部地区在经济、社会得到较大发展的同时，又能使西部地区山川秀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把西部地区建设成一个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还必须让西部地区的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公务员、民众认识、理解并接受这项政策，必须让西部地区在执行这项政策的时候拥有必备的政策执行资源，还必须让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创新观念和管理思路，充分利用现有条件，积极争取、创造新的条件，克服经费、人力等方面资源的不足，综合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从过去运用行政权力进行强制性干预，转变为通过制度供给引导服务对象按照政府规范实施行为，即由权力行政转为规则行政来保证这项政策的执行。如国家推行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最初规定对退耕的土地每亩补助200斤粮食和20元钱，最近两年改为全部给钱，每亩160元，那么如何保证农民不至于因为退耕还林而更加贫困，如何让农民得到的补助款既用于改善生活又用于发展生产，如何保证农民不种粮食又能解决吃饭问题，如何保证这一政策的执行不产生反弹，都需要西部地方政府进行管理创新，而且只有进行管理创新才能真正保证这一政策的有效执行，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