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国际形势可能会因此发生转机，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却将斯大林去世看做一个赢得冷战的机会。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其决策者看来，苏联的和平声明是一种威胁性的宣传策略，目的是想要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削弱西方的决心，因此美国担心苏联的和解姿态会使美国的冷战努力泄气。而且美国担心，如果美国和其盟国放松警惕的话，那么早已厌倦紧张气氛的西欧和美国民众就会强烈地要求减少防务开支，而苏联却会继续扩张军事力量。因此为了应对变化了的苏联外交战略，美国也发起了一场和平攻势来揭露苏联的真实意图，鼓舞西方的士气，重新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
艾森豪威尔的心理战的第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通过“进攻性的”行动削弱苏联的影响力，诋毁苏联的宣传，抵制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并且表现“美国的实际生活”。因此艾森豪尔一上任便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加强美国的心理战。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消息传来，艾森豪威尔和其决策者都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其时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心理战顾问和心理战略委员会主席的C. D. 杰克逊认为，斯大林去世为美国带来了抓住主动权的难得机会。在苏联官方宣布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天杰克逊给国家安全委员会行政秘书罗伯特·卡特（Robert Cutler） 的信中写道：“难道我们不应该在敌人至少背负道德重担的时候竭尽全力再给他加上点负担吗？”他立刻召集心理战略委员会召开会议起草一份进攻计划，他认为，可以想象，这样的计划可以带来更进一步的机会，如果我们熟练利用这次机会的话，也许会促进苏联帝国的解体。此外心理战略委员会建议中情局全权进行宣传活动，散布流言、人为事件以及半真半假的事件，再由媒体当做事实报导。
心理战略委员会为艾森豪威尔精心准备了一份总统演说，演说汇聚了政府中盛行的各种观点，其中国务院顾问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 提出邀请新一届苏联领导人参加外长会议讨论重大问题。波伦反对向苏联发动直接的政治或心理进攻，认为这样只能使苏联新一届领导人坚定立场，他建议美国应该主动提出新的建议，以便在斯大林的继任者当中引起争端，加剧个人竞争。他认为斯大林的继任者会继续斯大林去世前制定的方针和路线，而美国应该“向斯大林的继任者们提出在斯大林去世前不存在的新的外交和政治形势，这样的话他们（斯大林的继任者）就不知道他（斯大林）的观点。”他建议召开四国外长会议来讨论东西方持不同观点的问题。当杰克逊问美国是否能从一次会议中得到好处，波伦指出，美国在国际会议的宣传方面比苏联更成功，而且苏联新领导人会发现现在很难决定是否参加会议，而美国则可以借此机会，而且还可以借他们拒绝参加会议来大做文章。
在1953年3月11日召开的NSC136次会议上，与会者讨论政府应该如何应对斯大林去世带来的影响。艾森豪威尔表示要利用这次机会取得心理战效果，强调“不应该忽视心理战的效果”，认为这是穿刺铁幕的最好机会。但是对于如何利用此次机会，与会者却有不同看法。杜勒斯认为举行外长会议会对盟国产生 “灾难性”的影响，盟国“会认为我们的领导是变化无常的、冒险的，是武断的”。杜勒斯强调与苏联协商会阻挠欧洲防务共同体（EDC）同意德国重新武装的计划，当时该计划在欧洲议会中遇到了困难，还未被批准。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都认为联邦德国必须参加军事协约，而欧洲防务共同体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杰克逊认为召开四国外长会议就等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政府会失败，因为这几个政府已经将前途押在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上了，他认为与苏联协商会毁掉欧洲防务共同体批准德国重新武装的希望，只有当西欧同意通过欧洲防务共同体重新武装德国之后才可以与苏联举行会议，这样的话美国就可以占据优势。艾森豪威尔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美国“需要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使世界人民团结在关于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某种思想和某种希望周围”。而美国决心提高整个世界的总体生活标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普通民众对于食物、住房和像样的生活标准的渴求，是一个广泛的愿望，我们应该对此有所反应。”这样的宣传不但会打动苏联和东欧民众，而且也会使盟国和中立国认为美国的领导是友好和审慎的，因此艾森豪威尔指令杰克逊制定这个新的心理战计划。此外杰克逊认为总统针对斯大林去世所做的演讲将会取得令人瞩目的心理战效果，将会“从苏联领导层的沮丧、迷惑、担心和自私的希望中受益”。
但是美国的计划还未启动，苏联就采取行动了。3月16日马林科夫发表讲话，表明了苏联的和平意图。他说东西方的分歧没有什么用协商解决不了的，“当前没有什么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或争端……美国可以确信苏联有兴趣坚定地维护现在和将来的和平。”在马林科夫发表演说之后，苏联紧接着便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表示苏联的友好。一份备忘录记载“现在苏联比以往任何时候对西方都要友好”。这些措施包括交换生病和受伤的战俘；建议重新就朝鲜战争展开对话；建议苏英在柏林举行会议以减少在德国的飞行事故；苏联在宣传中承认美国和德国在1945年战胜纳粹的战争中都起了作用；允许一些美国记者进入苏联；暗示艾森豪威尔和马林科夫就控制原子能和控制军备举行谈判等。除此而外，马林科夫还表示苏联将会把一部分资源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要生产更多的消费品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这就表明苏联将会减少军备开支。
这些偏离苏联传统的举措引起了美国的警觉，美国认为这是一个威胁性的趋势。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称，苏联的和平运动将会通过消除盟国的恐惧来削弱自由世界的士气，而正是这样的恐惧将盟国和美国凝聚在一起，也正是这样的恐惧才使西欧民众支持重新武装。此外，这种毫无意义地表示友好还会削弱美国民众及其西欧盟国的决心。国务院认为，“这样的运动的目的非常明显，共产主义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西方正在修筑的抵抗之墙上打开裂缝，导致自由世界减缓重新武装的计划。”因为“全世界对和平的希望绝对超过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西方舆论将不会支持必要的武装计划，以免对苏联造成压力。
心理战略委员会认为苏联的这些举措会对美国和西方的士气和团结造成威胁，因此需要重新考虑其计划，以针对盟国和国内民众，而总统的演讲可以呼吁自由世界对苏联持谨慎态度。对此心理战略委员会修改了其计划，认为在总统的演讲以及接下来的宣传活动中美国应该“与自由世界中任何一厢情愿的想法作斗争，揭露任何虚假的‘和平’运动的动机和陷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总统的演讲应该提出使紧张关系不能得到真正缓和的障碍，使苏联政府承担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心理战略委员会称，“如果苏联不能接受总统演讲中提出的建议就得承担最大的责任”。
在1953年3月31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必须增加盟国对美国的向心力，以及增加国内外民众的信心。艾森豪威尔指出，民主党派对于公众舆论非常敏感，这就使他们在行动时处于劣势。“因为苏联是专制主义的，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国民收入为其目的服务。”而西方的民主党派需要民众的支持，需要民众为和平流汗、努力和牺牲。因此心理战应该有助于说服民众支持必要的冷战措施和财政花费。与此同时，美国也应该维持盟国内部的团结和一致。
经过几乎一个月的修改和讨论，最终1953年4月16日艾森豪威尔发表了这篇题为《和平的机会》的演讲。按照计划，这篇演讲提到了美国对于和平的承诺、对裁减军备的执著以及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的愿望。艾森豪威尔提醒听众们战略军备竞赛的代价，“制造的每一杆枪，起航的每一艘战舰，发射的每一颗火箭，最终都是对饥饿却无食、寒冷却无衣的民众的偷窃…… ”艾森豪威尔演讲中的许多话语都表明他情愿结束军备竞赛，为冷战早日结束而努力。
但是与杜鲁门主义一脉相承，艾森豪威尔将冷战解释成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竞争，这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良善的，一种是邪恶的，各自代表不同的道路。美国所走的这条道路是合作、友谊、公正的，而苏联所走的道路是“强迫，是巨大的军队、颠覆活动和对邻国的统治”。美国相信“任何国家选择建立自己的政府和经济体制形式的权力是不可剥夺的”，而苏联却“剥夺别人的安全”来寻求自己的安全。艾森豪威尔警告听众们不要轻易接受苏联的和平姿态，苏联的新一届领导人必须通过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友好：“我们欢迎任何诚实的和平举措，不喜欢花言巧语。”在演讲中艾森豪威尔几次提到自由世界应该团结起来，等待苏联证明自己的真诚，自由世界不应该因为渴望和平或者担心战争而减少对苏联的威胁的抵抗，相反，自由世界“必须以任何代价，保持武装、保持强大，并且为战争的风险做好准备”。在演讲中艾森豪威尔寻求将世界对和平的渴望与美国在冷战中的目的等同起来，以便使西方能够长时间保持士气。他强调和平不仅仅需要减少紧张气氛，不应该只是为了维护眼前的和平，苏联至少应该通过使朝鲜停战、结束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敌对、与奥地利签署和平公约，以及允许统一的德国自由参与北约和欧洲防御共同体，以此表示自己渴望和平的诚意。但是艾森豪威尔实际上并没有提供和平的机会，相反，他只是在督促自由世界翘首以待，在美国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为胜利而战。这些话并没有引起和平，反倒加剧了冷战。正如交流专家罗伯特·艾维（Robert L. Ivie ）所说，这些话实际上将冷战看做“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之间的较量，而对手最终无条件地投降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
为了保证国内外民众将这个演讲看做一个严肃的和平建议，C.D.杰克逊和心理战略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传这个演讲，使这个演讲最终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关注。正如国务院一份文件所言，美国采取的这些措施寻求“将所谓的苏联‘和平攻势’变成‘和平守势’”。
尽管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但是盟国还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英国首相丘吉尔自从3月以来一直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要求与苏联的新领导层会面，此时又抓住艾森豪威尔演讲中提供的机会，要求召开东西方会议。4月西欧出现了一种乐观的言论，认为东西方之间的紧张气氛很快将会缓和。5月西欧国家要求召开首脑峰会。此时西方就是否与苏联会谈以及何时举行会谈产生了分歧。艾森豪威尔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抱怨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的问题，认为美英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周变得比战后任何时候都要糟糕”。国务院政策计划部门也意识到与盟国关系出现的裂痕：“尽管斯大林的死为利用共产主义内部矛盾增加了可能性，但是近几个月却在盟国内部出现了逐渐增宽的裂痕，而一些裂痕很显然是由于对斯大林去世引起的形势持不同观点而造成”。
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认为，既然苏联的和平攻势削弱了西方的危机感，美国的外交就应该揭露苏联的欺诈行为。1953年9月艾森豪威尔向杜勒斯解释道，与苏联的会谈应该向世界证明“因为我们主动提出和平措施被共产主义拒绝，因此我们不得不被迫增加军备”。因此，仅仅依靠宣传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美国不应该将反共同盟只建立在过去苏联的挑衅行动之上。恐苏情绪以前是联系美欧联盟的凝聚力，但是现在美国应该向世界展示美国和其盟国的一种积极的形象。正如艾森豪威尔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某种令人振奋的东西，某种思想，某种希望和一个更好的未来，以便将世界各国凝聚在美国周围。”
艾森豪威尔的观点明确地体现在NSC162/2文件中。NSC162认为苏联的威胁主要是在政治和心理方面，文件认为即使苏联进攻美国的力量在不断增长，“苏联也不可能故意发动一场针对美国的全面战争”。NSC162/2文件预测，“苏联将会继续依靠分裂和颠覆策略来削弱自由世界的盟国及其抵抗苏联的意志，利用对核战争的恐惧和对和平的希望，这样的政治战将寻求利用自由世界各国的差异、中立主义态度以及不发达地区出现的反殖民地主义和民族主义。因此共产党和其他合作因素将会被用来操纵他国的观点和控制他国政府。”因此NSC162/2警告道，苏联的和平攻势代价很小，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在西方引起虚假的希望，以及使美国显得顽固不化而分裂西方。”同样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的盟国的态度，盟同会认为“苏联侵略的危险不像美国侵略的危险那样紧迫”，而且也担心美国会将“欧洲卷入一场全面战争”或者美国将会“无限期地延长冷战的紧张局势”。因此，NSC162/2建议，盟国、中立国以及美国人民“必须了解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性质”。
情报部门也认为由于苏联的新策略，西方的国际地位将会减弱。1953年10月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NIE）认为，“苏联将会继续对自由世界进行冷战，特别是通过强大的政治战活动”。报告认为苏联的和解姿态将会对西方的团结和士气造成巨大的威胁，“和平共存”会“使一些西欧国家的警惕性减弱，会引起美国和盟国的分歧，也会延缓西方的重新武装”。斯大林治理苏联的时候美国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斯大林对内压迫以及在柏林、朝鲜和东欧的侵略行为使世人对共产主义产生敌意。但是斯大林的继任者们采取的行动却使美国的反共活动显得对世界和平是更大的威胁。此外，美国关键的盟国因为卷入到美苏热核灾难中，也许会采取更加中立的态度，它们会质疑美国外交政策是否“稳定、适度以及成熟”，会担心“美国会一意孤行从而将世界卷入全球战争中”。而盟国的这些担心会给苏联提供机会。苏联宣传的目的就是要“松懈一些西方国家的警觉，鼓励美国和其盟国之间的不和，阻挠西方的重新武装”。如果没有一致的心理战略来加强西方的决心，新面貌战略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与西欧国家的联盟和共同防御政策将会瓦解。
但是苏联的和平攻势继续保持强劲势头：苏联采取行动结束了朝鲜战争；1954年7月，法国和越南签订停火协议，暂时结束了东南亚的战争；1954年秋，苏联又和中国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决定使对日关系正常化。尽管到了1955年2月马林科夫下台，赫鲁晓夫上台，但是苏联的姿态还是表明要继续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关系。赫鲁晓夫修正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与奥地利签署了和平公约；对于裁减军备也采取了灵活的姿态；此外苏联与西欧的联系和贸易以及文化交流活动都增加了。到了1955年底，苏联似乎做到了艾森豪威尔在演讲中要求苏联表示的和平决心。
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却仍然怀疑苏联的这些友好举措是削弱西方的策略，而不是一种新的政策。1955年美苏在日内瓦举行的战后第一次峰会被媒体称为是美苏关系的新的“日内瓦精神”，认为这是东西方关系松动的开始，但是美国政府却不这么乐观。艾森豪威尔认为，苏联的和解策略对于西方的士气是危险的心理威胁，他对杜勒斯说道，“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好像偏爱武力，或者偏爱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目标……只要他们使用武力或威胁要使用武力，我们就可以利用他国对这种威胁的恐惧，帮助我们建立权力和力量的联合，以便抵抗苏联的进攻。”
因为苏联的和平姿态削弱了自由世界对于苏联威胁的看法，纳尔逊·洛克菲勒建议，在苏联的和平攻势致力于消除将西方联合在一起的（对苏联的）恐惧和道德优越感之时，美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团结和加强自由世界。在斯大林执政期间，美国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斯大林对于国内的压制和在柏林、朝鲜以及东欧的激进政策加强了西方对苏联的共产主义的敌视。但是斯大林的继任者却采取行动去弥补斯大林的过失，使西方认为苏联确实要推动和平，并且这已经削弱了西方对于苏联的戒心，因此“美国必须找到恐惧之外的另外一种动机来激励西方世界的决心”。
此外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还担心苏联会利用西欧的分歧来改变当前的国际关系，从而从中受益，由于苏联对第三世界新兴的独立国家采取灵活的外交和贸易手段，美国也担心这些周边国家出于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憎恨，对苏联意识形态的同情，对苏联工业和技术进步的仰慕，以及对物质的需求而被并入苏联轨道。正如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所总结的那样，和平共处是“不通过战争而战胜西方的战略”，通过利用和平、裁军、反殖民主义和经济发展等问题，苏联正在夸大它的力量的增长，通过利用世界各国对苏联的技术和成就的钦佩，苏联吸引不发达的国家反对西方，从而使美国的盟国采取中立主义。尽管美国在整个50年代在技术上都比苏联先进，但是苏联的这些举动“比斯大林激进的战后政策对自由世界造成的威胁更大”。
1955年1月形成的NSC5501文件进一步强调了苏联的威胁，认为苏联的和平战略、美苏的核平衡以及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都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对苏联的和平姿态的赞同以及对核战争的恐惧加强了第三世界的中立主义和美国的盟国的紧张情绪，因此美国“应该比以往更加重视加强自由世界的力量和一致”，需要采取“灵活的军事、政治、经济、宣传以及隐蔽行动”。道德以及经济力量，而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是赢得这场冷战的关键。文件认为“自由世界长期的、能够应付共产主义世界的挑战和竞争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展示出能够满足其人民的基本需求和渴望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要鼓励现代化、国际贸易、协调自由世界内部的矛盾，以及维持健康的经济。而这些也要求加强美国的新闻、文化、教育以及交流活动来鼓励自由世界对于美国的和平意图的信心，同时加强自由世界对于美国的领导地位的信心。基于这些分析，美国加强了在西欧进行的宣传活动，强调和平和自由世界的团结，希望能够抵消苏联的影响。1955年艾森豪威尔的演讲和预算都督促国会增加对宣传活动的拨款。美国新闻署1955年度的预算为7800万美元，而到了1957年则激增到了1.15亿。
美国新闻署的宣传专家们也认为苏联的“和平共存”姿态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宣传问题”。一份分析美国的宣传活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解释道，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一系列策略和行动都旨在向国外民众表明其新政权的和平意图，以便增加自由世界的民众对共产主义体制的尊敬，这样的策略使自由世界的国家松懈，加强了这些国家中的中立主义观点，因此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揭露苏联的意图。
但是美国的宣传却在西欧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正如一份回顾1955年美国新闻署的活动的NSC文件写道，“苏联的新策略所引起的（对苏联）有利的印象使美国新闻署很难说服其他国家的民众接受美国的政策，以便加强自由世界的力量来对抗由苏联阵营的大规模军事力量而造成的威胁。随着苏联的姿态变得不太具有威胁性，战争的危险也不太紧迫了，我们也越来越难说服欧洲人我们的军事反攻战略需要必要的牺牲是紧迫的事情。”
为了对抗苏联的和平攻势，美国新闻署强调美国的宣传要使国外的观众确信美国“代表和平、致力于和平，而且这种和平是比两个阵营的国家简单的和平共存更有意义的和平”。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首要的心理战略就是要使世界各国相信美国的和平意图，以及美国适合担当世界领导。
综上所述，斯大林去世使冷战局势发生了新变化，苏联采取了一系列和解措施来缓解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气氛，但是艾森豪威尔认为苏联所做的这一切并不表示苏联改变了想法，而是苏联改变了战略。他认为“苏联诱人的许诺和声明……使我们在宣传我们的和平目标时显得一点没有说服力”。艾森豪威尔担心盟国和国内民众出于渴望缓解冷战的紧张局势，会极力要求缩减防务方面的花费，而苏联却一直在增强其军备。换句话说，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和平诉求是苏联不再成为西方的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主要存在于思想中——因为双方都认为对方对自己构成了直接的军事和政治威胁。如果热战中进行的心理战是要摧毁敌人的斗志，那么在冷战中进行的心理战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为战争做准备——重新武装西欧、盟国之间协调一致、政治稳定等等。对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要加强政治、意识形态、经济以及心理战方面的措施。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和平共处”加重了西欧对美国和平意图的怀疑，西欧各国要求与苏联协商，不愿增加防务开支。因此苏联的策略预示着一种“新型的冷战”，战场转移到了经济和宣传领域。他抱怨美国与苏联相比处于“宣传弱势”。他认为，苏联每年在宣传上要花费大约20亿，美国与之相比则花费得太少了。但是他又强调，言语必须要有行动支持。他认为苏联在冷战中采取的攻势已经使美国丢掉了主动权，因此心理战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将苏联逼回到守势，而使美国采取攻势。正如他对杜勒斯所说，“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告诉世界我们并没有陷入泥潭里”。
此后随着热核武器的出现，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冷战双方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成为两种体制之间的优越性的展示，即政治体制、经济组织、意识形态基础、文化和美学方面的成就、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以及种族、阶级和性别之间的关系。心理战不仅仅是这场冲突的武器，更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