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一直是美国的主要目标，因此美国在西欧学生身上下了很大工夫。一些美国学生出席了1946年布拉格第一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他们于翌年组成了全国学生联合会（下称全国学联），以便在世界讲坛上代表美国学生讲话，全国学联准备参加成立于布拉格会议之后的国际学生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IUS，下称国际学联），并且表现出亲共立场。这时，美国全国学联的一些成员就联合其他非共产党学生团体组成另外一个国际组织，国际学生大会（ISC）。这个反阵线组织很快就针对苏联一手操纵的国际学联制定出了相当严峻的、冷战时期的作战计划。
全国学联的国际行动计划得到了几个基金会的资助，这样，全国学联就得以举行一年一度的国际关系讨论会，为外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并把它的国际部代表送到国外。此外，还制定了其他计划，为美国学生代表团提供经费去参加共产党主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在台上对严峻的苏联路线和反美路线加以反击。反击的方式包括向发言者提出挑战、跳上讲台与发言者辩论、开着车队从维也纳的联欢节会址出发，一直开到匈牙利边境，使来自第三世界的伙伴们看一看把快乐的匈牙利人圈在社会主义天堂里的铁丝网和警犬，而这些活动都有美国人参加。
这些国外行动计划大都需要美国国内的公开组织与民间组织予以合作。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有数千名美国人自愿帮忙。由知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出资开设电台，支持欧洲、中东和亚洲的流亡者组织、文化组织及政治组织的各项活动。很多人自愿参加这些组织的工作。劳工组织和学生组织为此募集经费，以便提高为欧洲学友和工友进行活动的能力。但是这些“应招者”没有一个是通常意义上的“特务”。他们只是当时反共运动大军的资源合作者，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些活动与中情局的瓜葛，而在这少数人当中，只有极少数是在中央情报局领取薪金的。
在掩盖所有这一切活动的官方主办的性质时，主要问题是如何为有关经费的来源进行保密。旧的基金会被转变成谋求“私人”馈赠和捐助的渠道，同时又建立一些挂名的基金会来达到同一个目的。但是这种做法被证明是安全问题上最薄弱的环节。为了使经费的最终来源保密起见，许多基金会由于它们的拨款而被弄到一块。这样，如果一家基金会受到怀疑，只需查一查国内税务局的记录，就会迅速解开神秘的资金来源。
1967年，《抵御》杂志揭露了中情局在国际学生联合会所进行的隐蔽活动，这加速了中情局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失败，使几十个类似的隐蔽活动也暴露出来，而这些活动的财政预算高达几百万美元。这几百万美元的活动，在中情局内部被称为“万能的伍里兹”，是美国在冷战期间为了挑战苏联的宣传和影响而在青年人、工会、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妇女、法学家、编辑等等知识和艺术阶层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在被暴露后不久，国际学生大会的官员承认了与中情局有联系，但是拒绝承认其所承担的任务的细节。在荷兰莱顿，国际学生大会的协调秘书处发表声明否认和中情局有联系，官员们宣称不知道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组织的基金来自秘密团体，而且国际学生大会的基金从未被用于民主决策之外的任何活动。但是，1969年国际学生大会和其协调秘书处的解散却表明事情并非如此。
历史学家迈克尔·华纳（Michael Warner）根据中情局的解密文件得出结论，在马歇尔计划执行期间，中情局开始对民间团体感兴趣，这在NSC 10/2 文件中有所体现。NSC 10/2 文件建立了政策协调处（OPC）以加速美国对苏联和东欧的反心理战。令人惊讶的是，华纳用了“间谍”这个词来表明中情局的角色不仅仅是提供资金。
事实上，1949年到1950年，美国政府的兴趣主要在于在学生领袖中形成一种共识，以此挑战由苏联支持的国际学联。1950年，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举行前的六个月，中情局的政策协调处提供资金的计划已经在支持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的学生组织了。
1950年10月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1951年11月之前，中情局逐步改善与全国学联的关系，包括为全国学联提供直接的补助以及为其成员提供培训。与中情局的联系使得全国学联内部发生了许多变化，也使国际学生大会与全国学联的关系复杂起来。除了给全国学联提供资金以外，中情局在这一期间还试图与拉丁美洲和南亚的非共产党学生领袖建立联盟关系。
在第三阶段，从1952年1月起，中情局开始着手建立协调秘书处，直到1952年8月建成。中情局成立了一个慈善机构，通过这个机构能够更容易地将钱转到国际学生联合会和国际学生大会的账户上，而且还在协调秘书处安插了一个美国人来代表国际学生联合会和中情局的共同利益。
自从1952年起，中情局开始通过一些隐秘的基金会不仅资助美国国内而且资助西方国家的学生组织，如非政府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国际联盟（IUSY），等等。
从国际学联成立的那一刻起，美国就想成立一个反对组织。但是却遇到了许多障碍。国际学联的宗旨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想重蹈老一代人引起二次世界大战的覆辙。欧洲的学生会和国际学联也独立于苏联，不想看到学生运动分裂成两个部分或者反映出冷战的格局。此外，国际学联的资金很充裕，还包括一个设在布拉格的协调秘书处。其每年都召开有50多个国家的学生参加的学生大会或学生节，出版发行量相当广泛的《国际学生新闻》，为外国学生代表团访问苏联提供资助，而且还赞助许多援助和重建项目。除此而外，在欧洲以外，国际学联也受到了广泛的支持，任何想要挑战国际学联权威的国际组织必须要能够得到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学生领袖们的支持。国际学联还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它支持反殖民运动，而这些地区则是学生领袖辈出的地方。相反，西方学生阵营包括英国、法国和低地国家，都是殖民国家，因此使这些地区的学生组织与殖民地国家的学生组织建立联盟更加困难。最后，地理上的距离使得西方学生领袖不可能在国际学联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他们的观点，因为旅费太昂贵，他们缺少资金。而国际学生大会的成立则有效地改善了这一对美国不利的局面。
美国军方、国务院以及中情局，通过其政策协调处，在国际学生大会（ISC）的形成和发展阶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前面提到的，在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中情局就开始对私人团体颇感兴趣，而且根据NSC10/2文件成立了中情局的政策协调处，以便加快美国对抗苏东集团和共产主义的心理战。
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从1919年起，苏联便开始系统地向西方国家渗透，目的是要控制西方的文明社会。到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已经成功地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国际大型组织，如世界劳工组织（WFTU）、 世界和平委员会、新闻工作者学会（IOJ）， 以及学生团体，如被联合国承认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WFDY）以及国际学联（IUS）。苏联人认为青年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武器。通过世界民主青年联盟（WFDY）以及国际学联（IUS），苏联控制了世界青年和学生事务，并且利用这些组织反对和攻击马歇尔计划、反对欧洲运动、支持北朝鲜等等。
最终，美国和英国开始反击。1948年，厄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 ）和外交部成立了世界青年联合会。1950年，英国全国学生会的主席斯坦利·金肯斯（Stanley Jenkins）和偶洛夫·帕姆（Olof Palme）一起为国际学生大会打下了基础。此时国际学生大会是完全独立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帮助，但是这便意味着它与世界青年联合会一样会遇到严重的财政困难，而且事实上这两个组织都面临着崩溃的境地。因为在1950年以前，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制定积极的关于青年的政策，1950年英国政府开始制定这样一个政策，但是政府在财政上却捉襟见肘，其他西方国家也一样。
1951年，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以及国际学联在柏林举行了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节，这是战后青年人的一次盛会，大约有15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和学生聚集一堂。选择在柏林举行这次集会具有重大意义：在亚洲，焦点在朝鲜，因为那里战争刚刚开始；而在欧洲，德国则是焦点，此时柏林封锁刚刚失败，普利文计划正要将西德的军队融入西欧。
而这次柏林青年学生节的目的就是要动员青年人支持朝鲜和柏林的斗争。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认为：在这里这个节日正在举行，而成千上万的青年正在资本主义发动的朝鲜战争中死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宣传册认为，这个青年学生节在德国的首都举行会显示出两德的人民都有同样的目标：他们都要阻止西德重新军事化。对于东德来说，这次节日也很重要，东德总理宣布他将宣布节日开幕，并且希望这些代表团会向德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证明“世界青年对和平的渴望要比资本主义战争贩子将人类拖入一场新的世界战争的恶毒计划要更强烈”，这些代表团将会表明“世界青年站在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周围”。
法国的一家共产主义报纸也向其读者呼吁：“去参加这个青年学生节就是帮助拯救和平”，这个节日是向所有热爱和平的青年人开放的，无论他们是基督徒、社会主义者、共产党或无党派人士……工人、农民、或者学生。
为了主办这次节日，东德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许多博物馆被重新修葺一新，并进行了重新布置。在主要街道上开设了一些出售奢侈品的商店，建造了一批体育馆、游泳池和宿营地。东德政府还招募了大批医生和护士以便为节日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等等。
在东德进行紧张准备的同时，西方国家也在积极筹备当中。在西德，自由德国青年组织（FDJ）被法律取缔。在意大利，部长委员会千方百计地阻止青年学生与柏林的联系，1951年7月31日，戴盖斯普利对内阁说道，“在无数国际会议中，意大利的民主受到了攻击和伤害。”因此在8月29日，意大利当局撤销了给学生领袖恩里克·柏林格（Enrico Berlinguer ）去柏林的签证。在英国，苏格兰场特殊部门被要求检查参加青年节的英国人的身份，但是外交部对于此次青年节的目的更加关注，担心青年节可能会被利用来“和平地统一两德”。5月30日英国外交秘书梅·莫里森（May Herbert Morrison）在议会发言，称英国将会尽力帮助西德政府瓦解共产党的计划。他说：“我们必须考虑此次青年节的目的……其目的是要支持苏联方面的和平运动，因此我同意西方三国驻德国司令部应该协商，阻止利用青年来为苏联的目的服务。”
美国更是不能袖手旁观。国务院明令监视参加这次青年节的美国人以及外国人。《哈佛深红》的编辑，杰罗姆·古德曼（Jerome Waldo Goodman）主动向国务院提出愿意承担此次任务，于是便成为美国代表团的一员。一行65人的美国代表团被告知不能互相以姓称呼，但是古德曼还是设法从行李标签上收集到了许多姓名。他的行为很快受到了怀疑，被讯问而且被迫连夜逃走。在他发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包括35张照片和一些传记性的笔记，并且将美国代表团成员分成两类：羊和狼。“狼”代表一些激进的学生代表，而“羊”则是指一些无害的青年。此外，国务院还收到一些使馆送来的关于其他“颠覆分子”的信息，这其中还包括八个澳大利亚人。
对于美国来说，这次青年节是其进行反攻的绝佳机会。5月23日阿奇森致电给美国驻德国的最高司令麦克劳，电报中称“国务院计划准备进行世界性的活动来抵消8月份在柏林举行的共产主义的世界青年大会。与驻德国最高司令部和盟国协商……希望控制好局势……”。
1950年2月，西方三国驻德国最高司令、西德政府和内阁成立了一个“八月委员会”，主要目的是要为接待在青年节期间将会来西德参观的青年做最好的准备。西柏林市长宣布希望青年组织参观西柏林：“我们要向他们表明极权宣传和自由和平的生活之间的差别就表现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形象中。”西方打算接受20万东德人来西德参观访问，并且提供免费戏剧和电影，出版一本介绍西德的书，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人权的展览，建造一个亭子来展示欧洲复兴计划的成就，自由欧洲电台播放特殊节目，免费分发200万份小册子和宣传册等等。
钱也不成问题。7月9日美国政治和经济项目委员会将驻德国最高司令部给西德的援助增加了至少20万德国马克，并且指示道：“驻德国最高司令部的任何这样大笔的援助都应该经参与制定此青年节活动的英国、法国和西德政府人员协商。”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授意下，西方还制定了一些措施，比如阻止西方的青年参与青年节，拒绝给申请去东德的人签发签证和护照，没有特殊的火车在西德停靠，从捷克斯洛伐克开来的火车不允许穿过美占区。7月27日阿奇森致电主要的美国使馆：“西欧国家政府一般都愿意尽力阻止（青年）去柏林。”
青年节的组织者们想试一下运气。8月2日法国当局通知在维也纳的美国官员，一列载有650名法国人的火车将要途经美占区的Passau驶向柏林。美国官员立刻发电报给驻德国最高司令部，要求必须阻止这列火车，将代表们送回法占区。但是美国却失败了，因为这列火车没有途经Passau 而是穿过Linz。但是美国人那天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他们在Saalfelden拦截下一列法国火车和一列英国火车，并将其遣送回去。在行动中，大约2000名年轻乘客与美国军队发生冲突，一些青年受伤。苏联的宣传机构借此大做文章，8月15日的《工人日报》整版介绍此事，还刊登了一些血渍斑斑的学生代表和手持刺刀的美军的照片。几周以后英国的青年节筹备委员会出版了一个宣传册，称美国人是“法西斯强盗”。
1951年8月5日青年节如期举行，大约有15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和学生聚集一堂，据美国国务院受到的一份秘密报告，这些人包括1418831东德人、 12649西德人、 22158非德国人，这些人来自世界104个国家，其中4000来自法国，1500来自意大利，900来自英国。
参加节日的青年当中，一部分人确实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也不乏去那里享乐和与其他国家的学生交流的人，但是无论如何，这么多的青年参加这个节日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宣传效应。在理论上，这次青年学生节和前两届（1947年布拉格，1949年布达佩斯）一样，都是非政治性的，其主题主要是文化和社会项目，但是事实上，这次青年学生节却具有浓厚的政治气氛。苏联不遗余力地宣传共产主义，打击资本主义，非常慷慨地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以便宣传共产主义社会的富庶。
但是事实还是不尽如人意。东德的年轻人为东德当局惹出了大麻烦。因为各种门票都被优先给了外国青年，而他们却有时连肚子都填不饱。于是越来越多的东德青年开始进入西柏林，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热水澡、三明治、展览、电影，甚至乘坐直升机游览。
据美国统计进入西柏林的东德人数达到了1004206人，但是也许并没有这么多人，因为同一个人可能会去几次。美国提供了50万份免费食物，总计11万德国马克；英国提供了50吨食物，价值达6德国马克；德国公司提供了另外大约6德国马克的食物。此外还招募了1300名志愿者来接待这些参观者。
最受参观者欢迎的地方是美占区电台，在这里，美国驻德国最高司令麦克劳以及其他一些美国和西德官员接待了15万来访者，提供了大约价值5000德国马克的饮料和饼干。美国其他的数据还表明，大约散发了200万册宣传册，150000青年参观了“欧洲列车”，70800人参观了马歇尔大厦，155055人去剧院看戏，724500人看了免费电影等等。
这次参观无疑让许多东德青年大开眼界。他们已经习惯了商品极度匮乏的商店，但是在西柏林却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标着他们无法负担的价格。
尽管这么多青年来参观了西柏林，但是还是有2/3的青年呆在自己一方，而且从各个方面来看这次青年节都取得了巨大成功。麦克劳认为尽管这次青年节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苏联方面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报告中写道：“所有这些失败也许只是由于这次青年节规模太大了，为这么多参加者提供完全令人满意的食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对于西方来说，这次青年节也是一个胜利。美国驻柏林的陆军司令莱缪尔·马太生（Lemuel Matthewson） 认为这次青年节是一次“得之不易的宣传胜利”。美国和其盟国从这次青年节中得出了许多教训，对他们来说这次青年节表明了心理战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以及反击苏联的有效途径。正如麦克劳写道，“西方进行心理战而又不令人怀疑的机会终于来了”。由此中央情报局加入这项活动。
1951年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国际学联影响力非常大，在举行柏林青年节时，它们能够资助新的阿拉伯语版的《世界学生新闻》，并且发起运动反对在朝鲜的“细菌战”。
但是国际学生大会和世界青年联合会都面临一个问题：缺乏有力的财政支持。正是柏林青年节帮助它们摆脱了困境。汤姆·布雷登（Tom Braden），当时中情局的一个分处的主任，回忆道，“中情局当时估计苏联每年花在阵线组织上的钱多达25亿。国际学联有用不完的钱。”西方必须得面对这个挑战，它们不能眼看着国际学生大会和世界青年联合会崩溃，如果西方政府不能从财政上支持其学生运动，那么就没有机会和苏联竞争。但是显然西方政府没有能力资助它们，因此重担不得不落在美国这个自由世界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肩上。
于是在柏林青年节之后，已经有政府部门督促国务院采取措施了。“在一些国家，我们的国际交流处已经督促我们制定计划来保卫我们的思想以及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危险歌曲和诡辩。正如你们所知，在世界上一些地方，学生在学习结束之后立刻在政府中或者工作或者任要职，因此使这些未来的领导人对美国持友好态度非常重要，而且在许多国家，这样的青年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对国家的发展施加着重要影响，除了工会和知识分子以外，没有哪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受到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样的重视。”
但是尽管如此，全国学联好像并不能够做什么。来自慕斯肯格姆（Muskingum ）大学的当时任全国学联主席的威廉·邓茨（William Dentzer）写道，“在全国学联里，他们只是叹气，显得很沮丧，说我们很了不起，做得不错，但是他们就是不知道，我倾向于认为他们要做点什么，但是要到什么时候呢？”后来邓茨被通知参加一个神秘的会议，有一个政府官员以及一个前全国学联领导参加，由此人向全国学联提供中情局的资金。邓茨回忆道，“有人给我们的国际活动提供资金，我很惊讶，和艾弗里就此讨论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没有人想要撒谎。但是显然我们没有选择，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资金来源。到最后我们必须得接受无论是谁提供的钱以便挽救全国学联，维护我们的理想。你们也必须得记住当时中情局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名声。”
由此国际学生大会也开始接受中情局的资助，很快西方所有的青年组织都不例外了。在中情局的努力下，这些青年团体从美国心理战的目标最终成为美国心理战的有力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