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世新
1978年，我在清涧县委宣传部工作。当年11月中旬，我受县委委派去筹建毛主席在清涧县袁家沟的旧居纪念馆，准备在12月16日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三个诞辰纪念日开馆。
1936年2月，红军抗日东征时，毛主席和红军总部机关在我县高杰村乡袁家沟村居住了15天。在这里红军总部发出了著名的抗日宣言，毛主席写了《沁园春·雪》的不朽诗篇，并在这里指挥部署了红军东渡黄河。为了搜集这些资料，我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刘定保同志那里知道，我县竟有位保卫毛主席的功臣——张瑞岐同志。回到清涧后，我向县委建议将张瑞岐作为特邀代表参加袁家沟纪念馆开馆活动。
1978年12月26日，省、地、县、乡、村各方面的同志100多人云集高杰村。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张瑞岐同志，高大魁梧的身材，两眼炯炯有神，虽然年近六旬，一身农民打扮，但举止谈话中还使人不时觉察到老军人的气质与机警。那时从高杰村至袁家沟还不通公路，20多里山路，两个多小时行程，张瑞岐边走边说，向我和刘定保同志倾诉了他前半生的经历，几次说到毛主席，我都看到他抬起袖管抹去眼角的泪水。由此引起了我对张瑞岐的敬慕和同情。我和定保同志都为张瑞岐惋惜，也为张瑞岐不平，像他这样对革命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人，晚年生活困苦不堪，党和政府是应当考虑照顾的。问题能否解决我们心中没数，但置若罔闻我们将有愧于共产党员、国家干部的称号。第二天分手时，我嘱咐张瑞岐回家后，将一切能证明他过去历史的全部材料拿来，我负责整理向上反映。
1979年1月，张瑞岐带着他保存了几十年的资料来见我。由于年久日深，保管不善，那个写有毛主席、朱德、刘少奇、汪东兴、阎长林、叶子龙等人赠言的小小笔记本，已经没有了封面和封底，只剩下薄薄的十几页，纸页蜡黄，残破不全，就是普通的人也不屑一顾，谁会相信那里有伟人们的笔迹。毛主席的赠言下不知谁的大笔添上毛主席语录五个字，刘少奇的名字大约是“文化大革命”中被谁画上了大叉，幸喜原貌尚存，字迹都还清晰可认。毛主席警卫班党小组的意见书和中央组织部的党员介绍信略加裱糊，倒也完好。汪东兴、马树槐50年代初给张瑞岐的复信基本完整。张瑞歧回忆说，1949年5月他和贺龙在山西灵石分手后，贺老总亲笔给他写了一张路条，可惜回家后已经遗失。张瑞岐还拿来一件米黄色美制卡叽布军上衣，说那是他和主席分别时，在主席家中请他吃了一顿饭，主席参加会议不在，是江青、毛岸英陪的客，临别毛岸英代主席赠送给他的。
张瑞岐是一个淳朴厚道、老实本分的人，从他所有的资料中证实他所谈的事情都是实事求是的。他1935年从家乡清涧县双庙河乡下张家山村加入红军，那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能来到毛主席身边站岗放哨。1944年因他作战勇敢，表现积极被选调到中央警卫团当战士，1945年又被挑选到毛主席警卫班当警卫员，1948年以全票当选警卫班长兼党小组长，1949年警卫班党小组在给他个人的意见中写道：“毛主席对于张同志的工作满意而且建有深厚的革命感情。因此大家认为张瑞岐是保卫毛主席的功臣。”意见中还说：“他本人1935年入伍，在部队在毛主席这里站岗（警卫）14年，日常安心工作，积极负责，尤其表现在1947年的陕北战争中是安心和负责的，甚至毛主席两次亲自要他回家探亲，他都以为保卫任务未完，不回家去，嗣后毛主席离开陕北到河北时，张瑞歧同志自称一定要保卫毛主席安全进入北平（时为1948年8月3日），今年3月保卫毛主席安全进入北平以后，张同志也未表现出要求回家或调动工作。”1949年5月间毛主席亲自介绍他随贺龙同志到西北工作，中间允许他回陕北探亲也是经过组织批准的，众所周知，邓颖超、阎长林同志的赠言中说得很明白。途径山西灵石时经贺龙同意请假回到家中，但未及时归队。50年代初他曾受到汪东兴、马树槐复信的严厉批评。李银桥同志的回忆文章中说，50年代后期，毛主席还曾要他给张瑞岐寄过钱，解决生活困难，可见毛主席对张瑞岐有深厚的革命感情。张瑞岐已回家务农，毛主席也是知道的。1968年张瑞歧去北京准备亲自找毛主席，结果连中南海的大门也进不去，没有人相信这个满身土气的乡下老头竟会是毛主席过去的警卫班长，甚至有人以为他是骗子，热昏了头胡说八道。从北京回来后，张瑞岐就死心了，一直在家乡务农。
张瑞岐的问题，材料找到了事实搞清了，但究竟应该怎样帮助他？我心里也好犯难，想来想去还是以内参资料的形式向新华通讯总社通上去。为了不再丢损原件，我将张瑞岐所带的资料请县照相馆一一拍了照片（当时刘少奇同志尚未平反昭雪，汪东兴、马树槐的复信多有指责批评未拍），同时写了一封详述张14年革命过程及现实状况的信，我和我们宣传部的三个干部都签了名，又加盖了我们宣传部的印章寄给了新华通讯总社。大约是总社转给了国家民政部，1979年2月民政部优抚局就给清涧县革委会民政局转来了我们的信及照片，并对张瑞岐的功过做了中肯的评定，明确指示要对张的生活困难给予解决，还要求解决后做出答复。同年6月清涧县民政局在征得榆林地区民政局同意后，决定每月给张瑞岐定补15元生活费，并给民政部写信回报。
记得当时张瑞岐同志很高兴，是年秋天，他特意带着家乡的大红枣到我们宣传部来，大家边吃边谈，坐了好长时间。以后张瑞岐便和我成了老熟人，每次上县城来总要到我办公室或家里来走一走。他的那些材料和东西也一直放在我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张瑞岐每月的生活定补增加至20多元，后为40多元，但始终是在社会救济款项中付给的。我们多次向民政部门提出请求，应享受老红军待遇。但一直没有得到组织认可，总为他“请假未归”是一个错误。以后我调离了清涧，和张瑞岐同志的联系逐渐减少。1992年春，我回清涧时，张瑞岐告诉我说，在兰州军区的帮助下，他的老红军待遇得到落实，西安、延安等地的记者、作家有人还为他写了宣传文章。我听后很高兴，这样一位把自己14年青春无私奉献给革命战争、奉献给保卫毛主席伟大事业的同志，其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一失足成千古恨”，要是当年他不回家，或者50年代初重新工作，说不定还可能是我们党和国家相当一级的干部！
1994年秋，我在《榆林报》上看到张瑞岐同志病逝的消息，心中很悲痛，想不到1992年春的那次见面竟成了诀别。现在，我想以此文告慰他的英灵，让更多的人能见到那些埋没了40多年的珍贵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