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住在距人民大会堂不远的中南海，这是一块很幽静的地方。布什一行人通过一个精致的大门进去，然后汽车又开过了一个湖和几个庭院才到了会见地点。一个中国电视摄影组等候在那里，他们跟随布什这行人穿过了几个房间，便来到毛泽东的起居室。
布什等人进去时，81岁的毛泽东正坐在一个扶手椅上。他由两位女服务员扶着站起来。这是布什到中国后第一次同毛泽东会见，从远处看上去，他的健康状况令人吃惊。当他张嘴向基辛格表示欢迎时，只听到从喉咙里发出来的沙哑声音。
布什第二个进屋，此时在较近地方看上去，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似乎好一些。在布什眼里，毛泽东个子高大，皮肤有些黑，仍显得相当结实，握手时很有力量。他身穿一套做得很好的中山服，脚上穿着棕色短袜和一双白色胶底的黑色便鞋，这种鞋就是千百万普通中国人穿的那种。
基辛格向毛泽东问安时，毛泽东指着他的头说，“这一部分工作得还好，我能吃能睡。”又拍着双腿说，“这部分活动不好，走起路来没有劲。我的肺部也有些毛病。”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总之，我不太好了。”然后笑着补充道，“我是供客人看的一个陈列品。”
布什坐在基辛格的左边，基辛格坐在毛泽东的左边。布什环顾了一下房间，一面墙上装有拍电视用的照明灯，在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本书法书。房间那边的几张桌子上放着一些某种型号的医用橡皮管和一只小氧气罐。
毛泽东神态自若，他说，“我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邀请。”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之一的领袖竟说这样的话，使布什吃惊。
基辛格笑着答道，“不要很快接受这种邀请。”
毛泽东已不能有连贯性地讲话，他吃力地在一个小纸本上写字，以使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他写后，站在他身边的两位女服务员便走去看看他写的字，并试图判断他想说什么。毛泽东写道：“我遵从Doctor的嘱咐”。用中国人使用的这个头衔称呼基辛格博士是语义双关的。
基辛格点点头，然后转了话题说，“我非常重视我们的关系。”毛泽东举起一个拳头并把另一只手的小手指头也举起来，然后指着拳头说，“你们是这个”，又指着小手指头说，“我们是这个”，接着又说，“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由于中国已拥有原子武器十几年，毛泽东的意思显然是说，美国在军事上比中国强大。
“但中国说军事实力并不是惟一的因素。”基辛格说，“而我们有共同的对手。”
毛泽东写出他的回答，一个助手拿过来给布什等人看。上面是用英文写的：YES。
毛泽东和基辛格还谈到了台湾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会在“一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里获得解决。布什认为，中国人这样讲是告诉外国人，他们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他们同性情急躁的西方人打交道时，是把时间和他们的忍耐修养当作他们的砝码的。
像邓小平和其他大多数革命领袖一样，毛泽东也有出身乡下的背景，即便是在正式外交会谈当中也常常会使用一些很通俗的语言，布什特别留意到这一点。比如在谈到另外一个问题时，他形容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并不那么重要时，说它连“放屁”都不如，他的一位女助手忠实地把它译作“一个狗屁”。
会见继续进行，毛泽东看起来更有精神了，也更机敏了。他不时地打手势，把他的头从这边移到那边，好像谈话使他兴奋起来。他又提起上帝，他说，“上帝保佑你们，不保佑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因为我好斗，一个共产党，他不喜欢我，他喜欢你们三个人。”他向布什、基辛格、洛德点点头。
会见快结束时，毛泽东把布什和洛德也拉到会谈中来。“这位大使”，他对着布什说，“处境不好，你为什么不来见我？”
“那将非常荣幸。”布什答道，“但我怕你太忙。”
“噢，我不忙。”毛泽东说，“我不管国内事务，我只读国际新闻，你一定要来见我。”五个星期后福特总统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布什又见到了毛泽东，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时，关于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命已经宣布。基辛格会见毛泽东后，布什在同联络处官员谈话时提到了毛泽东说要布什去见他的事情，并说可能争取见到他。联络处官员们的印象是，这只是毛泽东的外交表示而已，因此，布什就没再考虑这件事。然而，一年后，那时毛泽东已去世了，布什夫妇再度访华时，布什向中国政府一位官员谈起毛泽东的那句话。“你应当按照你想的去做”，他告诉布什，“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不是毛主席想那么做，他是从来不会发出那样的邀请的。”
“真令人震惊”，当布什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消息在北京传开时，一位年轻的中国向导对英国记者说，“布什先生来中国一年了，在此之前他在联合国工作，想想吧，他原来是个间谍！”
接到基辛格打来的使命电报后，布什的惊讶程度不亚于那位中国向导。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什将电报递给巴巴拉，从她的面部表情看，二人又想到一块去了：1973年在纽约。用约吉？贝拉的话说：往事又历历在耳。
当时的问题是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把布什叫到戴维营，请他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处理来自白宫西厅的政治混乱。现在福特总统又要布什离开夫妇二人都满意的外交职位，回华盛顿去接管这样一个机构――10年来，敌对的国会对它进行调查、揭发，指责它违反了法律，甚至说它无能。
布什又读了一遍基辛格电报的开头一句：
总统准备宣布一些重要的人事变动……
然后又读电报的最后一句：
遗憾的是，宣布前时间有限，总统希望你尽快答复。
布什没有时间再通过电报去获得更多的消息――基辛格国务卿，谁调到哪里去了或者发生了什么事之类的问题找不到答案。如同外交辞令，政治辞令也有其微妙之处。国务卿电话的语气表明，他们希望布什尽快答复，不要提什么问题。
布什在思量，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正在进行，去中央情报局吗？去还是不去？
电报中最关键的几个字是总统请。巴巴拉读完电报还给丈夫时说：“我还记得戴维营。”她没有说别的话。
巴巴拉特别记得1973年的戴维营之行，因为她当时不愿意布什去接全国委员会的工作。但是，那天晚上布什刚刚回家，甚至还没来得及脱掉外套，她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总统请了布什，只要总统的要求不是非法的或者不道德的，布什觉得他就可以接受这项工作，他只能做出一个答复。现在，两年以后，巴巴拉知道这次布什又只能给总统作出一个答复。他们不久将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
在北京工作的13个月期间，巴巴拉渐渐喜欢上了中国，还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历史、艺术和建筑。对于布什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这件事，他还有另外一个更属个人性质的忧虑。她担心布什的工作变动会影响他们的孩子。夫妇二人仍然记得水门事件的那些日子，学校里的一些同学常常使他们伤心。如果那算糟糕的话，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孩子在华盛顿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呢？
说到这个，那么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华盛顿的前途又将怎样呢？且不说基辛格的电话对布什夫妇私生活的影响，就它对布什的事业意味着什么来说，布什自然想到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搞政治仍然是他的首要兴趣。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也不是通向更高级官职的跳板，因为这一机构的局长必须是不介入政治的。任何人接受这一工作都必须放弃所有政治活动。就未来担任当选职务的前景来说，中央情报局是死胡同。
布什的第二个反应是关心这次调动在外交上意味着什么。一年多来，布什夫妇，包括巴巴拉也投入大量工作，为发展中美间互相尊重的气氛和友谊，为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民间往来，做了一些工作。通过低调的、非正式的方法，中美在消除两国之间的一些引起怀疑和互不信任的障碍方面取得了进展。中国政府将会怎样想呢？当外交官的布什不一直就是那个当过间谍的布什吗？
当布什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一位友好的西方外交官时，他讲了另一位“中央情报局大使”理查德？赫尔姆斯的故事来安慰布什。1973年一个夜晚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宣布了赫尔姆斯为美国驻伊朗大使。这时，一位苏联大使（他本人就是克格勃老手）走到一位伊朗政府官员面前问道：“部长先生，你怎样看待美国人任命他们的居于第一位的间谍为驻贵国大使？”那位亲西方的伊朗官员呷了一口香槟，说：“阁下，我认为这比苏联的做法好些，美国给我们送来的是第十位间谍。”
布什的朋友认为，无论中国人多么怀疑美国的意图，他们对苏联的不信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布什任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中国官员根本没有感到吃惊，还显得很高兴。有一位官员向布什透露，中国方面花了一年时间来向他“灌输”他们对苏联的威胁的看法。现在，作为美国情报局的首要官员，布什可以把那些看法再灌输给美国总统。
其实，福特总统一个月后来中国访问时，毛泽东对布什打招呼道：“你高升了。”然后又告诉总统，“我们真不愿让他走。”
布什得知中国不会为他的任命而不安的最重要暗示，是在邓小平副总理邀请的一次私人午餐上。他向布什保证，中国将永远欢迎他，然后笑了笑说，“即使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两年后，布什夫妇确实对中国进行了一次私人性访问，那时邓小平已在主持政府工作。
这样，布什对基辛格电报的外交影响所怀有的忧虑有180度的偏差，后来它对布什的政治前途的影响也是如此。但是在那之前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这一点并不明朗。一连串的告别宴会后，布什夫妇离开了北京，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他们十分留恋在中国工作的13个月，又因为要回家了而感到高兴；他们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满意，但又不满意即将担任的这项在政治上似乎没有什么出路的工作。
第七节 台湾庆祝酒未温，总统又是亲华派
而中国则疑心它是基辛格为尽可能延滞关系正常化而想出的主意――就像订了婚，而不定结婚日期一样。
台湾当局的“大使”前往美国国务院提出抗议，但是抗议只得到含糊不清的答复。
华盛顿外交界日益觉得尼克松政府为了准备承认中国政府，正逐渐疏远台湾。
就美国方面而言，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仍以上海公报为基础。
基辛格对于北京的新朋友的幻想已有点破灭。
基辛格有一次说：“权力是一种效力强大的春药。”
这些话听起来真像是在播放一张破唱片。
中美关系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1973年2月初，白宫宣布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将再访北京。台湾方面表示严重关切，并要求美国重申其维持与台湾外交以及对华协防承诺的决心。
台湾告诉华盛顿，“台湾政府”获悉基辛格又将往访北京后甚为困扰，不知道基辛格这次要讨论些什么。虽然台湾相信基辛格不会做出任何有损台湾利益的事，但却对基辛格无此信心，鉴于基辛格上次访问中国大陆时的所作所为，他们特别会有这种感觉。
美国的说明很简单，由于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双方在上海公报中同意，美国要派高级代表不时前往北京，“促进两国的关系正常化，并就涉及其共同利益的问题交换意见。”因此，基辛格此行是一次例行访问，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也不应具有特别意义。
基辛格这次北京之行没有议程，但讨论的范围很广，从越战停火后的情势发展，中南半岛三国的重建，以至于有关于北京贸易、旅行与互访等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基辛格声称，不会与中国讨论任何有损台湾利益的问题。
会谈中美国不愿再正式提出与北京互派某种形式的代表。在尼克松访问北京时，罗杰斯与中共外长姬鹏飞首次提到互派贸易代表的问题。姬鹏飞当时奉周恩来的指示，对这个构想大泼冷水。他说，只要台湾在华盛顿设有大使馆，中国就不可能也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因此，美国方面不会主动提出互派贸易代表的建议。后来的发展是，中国果然提醒基辛格说，罗杰斯曾于1972年提出这样的建议。在华盛顿与北京设立贸易办事处的构想，很快就导致双方同意互设联络处。
根据基辛格这次中国大陆之行结束时发表的公报，双方曾总结自尼克松访问北京后一年来的双方关系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话题。他们重申上海公报的原则，并保证共同致力于促进关系正常化。双方都认为在这段时间内达成的进展对两国人民都有益。
公报中还指出：
“双方同意议定具体方案扩大贸易、科学、文化与其他方面的交流。”
“为便利此一过程的进行并促进交往，双方同意在短期内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有关细节将透过现有途径加以拟定。”
“双方同意，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将有助于亚洲及全世界紧张关系的缓和。”
按照美国官方解释，办事处并无外交地位，其功能仅限于有关贸易、文化与科学交流事务。中国设在华盛顿的联络办事处不能在外面悬挂中国的旗帜，其人员不列入国务院的外交人员名册，也不能应邀参加正式酒会、晚宴等外交活动。至于实质的外交性联系，对方仍将像过去一样在巴黎进行。
有关联络办事处的细节尚待拟定，不过预期联络办事处将在二至三个月内设立，双方互派五到十人，这些人员均不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权。
在会谈中毛泽东与周恩来都赞扬蒋介石对维护中国统一问题的一贯态度。他们希望谈判，同时也不会使用武力。至于毛、周两人对中国今后五到十年内不用武力有何想法，则又另当别论。总之，中国的领导人没有要求美国政府对台湾施加压力，也没有要求美国居中斡旋。
基辛格的印象是，自从他一年前会晤毛、周以来，两人都没什么改变，当然他们跟每个人一样，不会变得更年轻。一旦毛、周去世，中国大陆的情势难以预料。有迹象显示，若干军中人物执行命令已不像过去那样迅速。权力继承问题迟早会出现问题，使中国领导班子陷于危机中。新的领导人还没有出现，他这次遇到的仍是上次访问北京时晤面的原班人马。
基辛格最后说，对于中共自40年代末期获取政权以来所做的某些事情，美国政府记忆犹新，因此绝不会对日后与北京的关系存任何幻想。美国政府目前寻求的，不过是互利而已。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改变。“可预见的将来”是指多久？到1974年为止。
基辛格提出这个时限时，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到1974年底，尼克松的第二任总统任期的上半段将已届满，他是不是想在那个时候完成他自己展开的“关系正常化”过程，以免别人来抢了他的功劳？
中国于1973年5月在华盛顿设立联络办事处，办事处坐落在康涅狄格大道，是一栋原为旅馆的老建筑物。第一任主任是黄镇，副主任是韩叙。两人都有大使衔。美国第一任驻北京联络办事处代表是大卫？布鲁斯，他已七十几岁，曾任驻英、法与德国大使，是位资深外交官。据说，美国所以派他而不派一位比较年轻的人前往北京的原因之一，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也都已七十多岁，年龄较轻的人与毛、周打交道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显示美国政府中某些中国问题专家才识多么渊博！
国民党驻美国“大使”沈剑虹曾与布什发生误会。布什在前往北京出任联络办事处主任之前，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那天早上“沈大使”依约前往布什的办公室。一楼的女接待员笑容可掬地迎着他说：“大使先生，今天早上天气真好！”这种态度令他受宠若惊。他曾到过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大厦好几次，从未受过如此热情接待。电梯在布什办公室那一层楼停下时，布什已在电梯门口迎接。沈剑虹立即察觉一定是弄错了。布什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沈大使”硬着头皮问到：“布什先生，你等的恐怕是别人吧？比方说，黄镇？”布什脸上一愣，但很快就恢复镇定，坦白地承认当“沈大使”的秘书打电话要求为“中国大使”安排会谈时，他的秘书误会了，以为是黄镇。
在国际外交史上，联络办事处完全是空前的，它是介于完全外交关系与无外交关系之间的一种机构。美国一度希望中国能视此种办事处为迈向关系正常化前进的一步，而中国则疑心它是基辛格为尽可能延滞关系正常化而想出的主意――就像订了婚，而不定结婚日期一样。尼克松可能曾打算在1974年年底以前与北京关系正常化，但水门案阻挠了他的计划。
中国政府为何不再坚持过去认为是原则问题而一再拒绝妥协的立场？在中国与美国宣布设立办事处后，有关方面认为答案是：
一、中国大陆粮荒严重，中国需要购买美国谷物。但这不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中国可以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谷物生产国购买谷物，同时如有必要，即使不在华盛顿设立“联络办事处”，中国仍能从美国购买谷物。
二、中国在科技方面极其落后，需要美国大量援助，如果除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代表团之外另在美国设立某种机构，可以加速取得这类援助。但这个解释未能顾到上海公报中已订有科技人员交流条款这个事实，中国实在无需另设联络办事处来争取美国的科技援助。
三、由于越战已经结束，过去因大批美军驻在越南与附近地区，而对中国大陆南部构成的军事威胁不久就会消失，北京认为这是美国软化对华态度的时机。为向美国表示这种态度，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华盛顿在1972年2月间所要求的事，能如愿以偿。这个解释有些道理，但原因绝不仅此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