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被迫于1979年3月15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河南省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按语指出：“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种口气决非编者语言，自然大有来头。随后，《山西日报》等新闻单位即组织文章对安徽开展大批判，这犹如给刚刚起步的农村改革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把人们炸懵了，引起一片混乱。安徽、河南首当其冲，受冲击最大，实行包到组、包到户的生产队都暂停春耕春播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立即赶下基层开座谈会，做工作。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急得冒火，第二天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长途电话提意见。安徽省滁县地区是包产到户的始发区，3月16日，万里驱车赶到该地区视察，一下车就被吵吵嚷嚷的干部、群众团团围住。人们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省委拿主意。尽管万里耐心解释与劝慰，有的县委领导仍疑虑重重地提出：批评包产到组是错误的，要坚决纠正，这可是《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的呀！万里激动地说：“是与非，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靠报纸的一篇编者按来裁决。《人民日报》说是错误做法，我看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就是好办法，能叫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反之就是错误做法。”“我们要重视和尊重农民的选择。肥西县有的区社搞了包产到户，怎么办？我看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了，一动就乱。管他《人民日报》怎么说呢，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随后，万里又跑了皖东六个县，沿途做思想工作，好不容易才稳住了干部、群众的情绪，使春耕生产恢复正常。
事也凑巧，当时国家农委正在北京召集广东、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开座谈会。会上人们对包产到户本来争论就很激烈，《人民日报》编者按一送到会上，更是火上浇油，反对者和赞成者都慷慨陈词，而且动了肝火。但不少同志都认为，各地正在按三中全会精神搞农村改革，谁也没有经验，此时此刻《人民日报》发表倾向性如此明显的来信和编者按，确实不妥。人们可能产生误解，以为是这次农村工作座谈会的新精神，造成思想混乱，妨碍春耕生产。秋后打不到粮食，农民挨饿，这可是大事。
安徽代表周日礼更是焦急、气愤，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介绍安徽农村改革的情况，指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应当允许存在，由群众在实践中鉴别和选择。他还强烈要求《人民日报》以同样版面和篇幅并加编者按语，迅速发表安徽群众的来信，以正视听，消除张浩来信及其按语的不良影响。
《人民日报》确实捅了个大漏子。当时不仅安徽、河南有许多群众来信飞向报社，而且四川、云南等十多个省都有一批来信责问：“《人民日报》太荒唐……弄得群众无主张”。反响如此强烈，后果如此严重，始料不及。编辑部深感事关重大，不可马虎，决定采取补救措施，稳定局势。而中央农口主要负责人却从中作梗，主张挑选两封观点不同的来信发表，编者按也由他们修改审定，说免得“显出倾向性”。几经周折，《人民日报》终于在3月30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安徽辛生、卢家丰两人的来信，并加发了编者按语，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但终究承认过去发表的张浩来信和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
国家农委召开的座谈会怎么办，总得有个会议纪要吧，由于责任制问题大家认识分歧大，为避免出现一家独鸣，会议纪要根据安徽代表的意见，提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可以由群众在实践中加以鉴别和选择。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等听取汇报后，要王任重立即与正在安徽嘉山县视察的万里通电话，查问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情况。万里毫不含糊地回答：现在已经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稳定下来，等秋后再说。
华国锋听说后，对纪要始终未直接表态，座谈会的秀才们相当为难，只好谨慎推敲，反复琢磨，纪要终于被中央批准印发了。它写得很巧妙，尽可能照顾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包产到户赞成者和反对者均各得其所，但又特别强调“稳定生产关系，全力投入春耕”，“让群众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明确是非好坏”。一场争论暂时平息，双方都在等待时机，准备重新投入论战。
邓小平为农村改革鸣锣开道
1979年国庆前夕，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时刻，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四中全会，分析我国农业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研究新对策。会议认为1978年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由于历史情况发生变化，有些内容应作适当修改。修改后的《决定》突出强调：“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力”；“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决定》还对农村工作提出三个“一定”、一个“决不能”的要求：“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持民主办社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群众的民主权力”；“决不能搞瞎指挥和一刀切”。同时有针对性地指出：“大寨和全国一切先进单位，都要对自己一分为二”。重申：“分配上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包工到组，联产计酬”。
三中全会的《草案》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此次《决定》只提：
“不许分田单干”，对包产到户则未提“不许”二字，而是灵活地改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语气十分和缓。《决定》最后表示：“以上各点还不能说是完全成熟的意见，应该在实践中继续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这是一份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精神的中央红头文件，它就是著名的37号文件。
正当各地在贯彻执行中央37号文件和包产到户有所发展时，新的冲突又爆发了。1980年一二月间，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加强农村经营管理问题，人们各抒己见。安徽代表从经营管理的角度，介绍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情况，着重阐述：（一）部分后进农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这些地方突出的矛盾是穷，生产队家底空，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成为一无所有的空壳。实行包产到户仅一年，一大批农民翻身，甚至一季翻身。（二）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三）后进地区长期受极左路线之害，如今中央号召加快发展农业，他们对生产队搞集体生产丧失信心，希望用包产到户多收粮食，为四化多做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
没想到这一发言，却把包产到户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之火点燃了。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如果不坚决制止，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必将丢失！20多年的合作化成果必将毁于一旦，太可怕，太可惜！
部分省、区和新闻系统、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支持安徽代表的发言，认为讲得很有道理，反映了民心。但反对者人多势众，一时形成对安徽及其同情者的批判和围攻。双方唇枪舌剑，气氛紧张。
国家农委的一部分领导，则表示按中央文件办，既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实际站在反对者的一边。
1980年1月3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王任重、姚依林等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华国锋讲话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使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产上有困难。至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倾向性依然十分明显。
邓小平在会上一直在沉思。早在60年代初，他就以“黄猫，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的妙语支持安徽包产到户。这次会上，他未就包产到户直接表态，而是讲了农村工作中另一个问题，即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元。他说：这是一个战略思想，我们要按照1000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实际是告诫全党：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要有紧迫感，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代，再不能裹足不前了。
邓小平的讲话并未引起一些人的足够重视。会后不久，中央农委机关的杂志《农村工作通讯》，迅即按某些领导人的意图撰写《分田单干必须纠正》，赶在2月份该刊发表。文章对安徽包产到户大加抨击，指责是方向、道路问题，要坚决与之斗争。编辑部还加发按语，责问：“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实际上倒退为分田单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言语尖锐，令人震惊。
为趁热打铁，《农村工作通讯》3月的该刊又发表《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文，并有计划地刊登一些读者言论和农村经济“权威”人士的文章，力图对包产到户形成一种大批判的声势，抑制其继续发展。
熟悉农村改革的知名人士吴象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深感事态严重，立刻赶写长篇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热情赞颂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负责人大为赞同并支持，在4月9日《人民日报》二版予以全文发表。这期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发表了许多文章，摆事实，讲道理，论述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有力地回击反对者的各种言论，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对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给予了很大支持。
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新闻界在争论，农村在争论，各省领导也在争论。任仲夷、池必卿、周惠、李瑞环和四川省委领导人都支持包产到户。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某省领导表示“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有位省委领导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
邓小平对这一场大争论极为关注，他大量阅读有关资料，数次找万里交谈，了解情况。1980年4月2日，他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谈话，正式表态：“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西北地区要走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自留畜要放宽。农村要普遍鼓励种树，实行一人种活多少棵树、谁种归谁的办法。有的地区可以搞自留山，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
邓小平特别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邓小平不愧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关键时刻，发表如此明确，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谈话，对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确实是个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同时也为中央制定新的红头文件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万里受命进京主管农业
包产到户尽管多遭磨难，但它在农村改革实践中仍然顽强地争生存，求发展，尤其深受那些长期贫困落后地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安徽肥西县山南区，1979年共有77.3%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全区小麦产量达到2010万斤，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增加1435万斤，增长两倍多。凤阳实行包产到户后，全县粮食总产4.4亿多斤，比上年增长49%，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长85%。一年大包干，就结束了凤阳人民身背花鼓，四处行乞的历史，创造了人间奇迹！类似佳话，在安徽、四川等地处处都有。当时民谣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鉴于错误思想对全党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影响太大，1980年2月下旬，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对中央领导班子作了适当调整，批准汪东兴、纪登奎等辞去领导职务，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任总书记，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的组织路线做保证。同时，选调在农村改革中卓有成效的万里进京，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口工作。
当时，中央农口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反对包产到户，而且态度坚决。有些省、地、县、公社领导同样有“方向”“路线”之争，说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路线愁人”。有的不满地说：“难道集体不如单干？集体化、公社化就不灵了？”“难道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白干了？”
这些情况都被邓小平看在眼里，1980年5月31日他再次发表重要谈话，说：“农村改革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微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他还特别强调：“从各地的具体条件和群众的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这真是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这一期间，陈云也热情支持包产到户，他高兴地对万里说：“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
为统一全党思想，6月19日赵紫阳给万里并转胡耀邦写了《关于当前农村改革问题的一封信》，介绍了陕北米脂县孟家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情况，要求国家农委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立即组织农村调查，秋后形成一个中央文件，对农村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有个明确说法，有领导地解决这个问题。
同年8月底，经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批准，国务院领导班子再次调整。华国锋、陈永贵、王任重等不再担任总理和副总理。由赵紫阳任总理，万里任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不久，中央决定在内部对陈永贵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进行总结，清除农村工作中左倾思想的影响。
9月14日至22日，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在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题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此时尽管人们对包产到户认识尚有分歧，但阻力大为减少。很快，大家取得共识，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中央批准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80年]75号文件。
75号文件围绕农业生产责任制共写了12个问题，其中第六条专讲包产到户：“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
“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文件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翻阅历年的中央文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1978年到1980年，全党对包产到户的认识每年都有变化。群众把这种变化风趣地比喻为：不准落户口――勉强同意上“黑户口”――批准上社会主义户口。它标志着：我国农村经济政策，在斗争中不断排除左倾思想的干扰，逐步加大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家庭联产承包制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1980年，我国农村自然灾害频繁，长期低温，南涝北旱，冰雹、冻害、病虫害不断。据全国统计，共有4733万多公顷农田受灾，占全国播种面积的30%左右。
灾情如此严重，群众忧心，党和国家领导人操心。但因这一年农村政策好，人勤劳，大灾之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居然高达31822万吨，是建国以来第二个高产年，家庭副业的优势更为明显，纯收入比上年增长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