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约公元前90年）是中华民族优秀学术传统和西汉时代精神孕育而生的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他写的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成为史学史、思想史上的不朽著作。
司马迁一生大致与汉武帝在位时期相始终。他的父亲司马谈崇尚黄老之学，任太史令。司马迁十岁开始学习古文典籍，受到优良的文化教养。20到35岁之间，两次游历名山大川。第一次“南游江淮”，“北涉汶泗”，“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足迹遍及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和今山东、河南等地。第二次一直到达今天的四川和云南西部。第一次游历回到长安后任职郎中（皇帝的侍卫），开始仕宦生活。奉侍武帝出巡的时候，“西至空桐（今属甘肃），北过涿鹿（今属河北），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史记·五帝本纪》）。35岁，奉命出使巴蜀以南。他的行踪几遍全国，阅历之广是先代和当时任何学者都不能相比的。他在游历过程中，观赏祖国壮丽河山，考察史迹民俗，体验人民生活，接触下层民众，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胸襟，对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念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父亲临终遗嘱要他“无忘吾所欲论著”（《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立志继承父志，写作《史记》，时年36岁。38岁任太史令后，曾主持改革历法，所制定的新历法《太初历》，即通行至今的“夏历”。完成历法改革以后，司马迁即开始写作《史记》。47岁时，因李陵案件触怒武帝，被判死刑。汉律规定，被判死刑的人可以纳钱赎罪，或受“腐刑”代死。司马迁家贫不足以自赎，遭受了残酷的羞辱性的“腐刑”。这次横祸给司马迁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汉书·司马迁传》）年轻时代对士宦的热心，这时已经消失无余，为了完成《史记》，他忍辱含垢，坚强地活下来。他并不希望《史记》得到当权统治者的赏识，但他看重自己的事业。他说：
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戮，岂有悔哉！
他以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膑、吕不韦、韩非这些历史人物在逆境中发愤有为的精神自励，忍辱负重，终于写完《史记》，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史记》在思想史上的价值，突出地表现为它的尊重史实的科学态度。在《史记》成书的年代里，儒家学说已被确立为正宗统治思想，董仲舒的神学思想弥漫整个思想界。他曾跟随董仲舒学习过《公羊春秋》，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受偏见左右，而从史实出发，实事求是，对儒、道等各个派别作出评价。司马迁高度评价孔子对学术文化的贡献。先秦诸子列入《史记》“世家”的只有孔子一人，称孔子为“至圣”，强调指出：“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还为孔的弟子写了列传，肯定整个儒家学派在学术和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但他不拘泥于孔子的言论，没有陷入儒家的学派偏见。他不赞成儒家卑视生产活动的态度，不同意孔、孟一概排斥暴力的主张，认为战争是“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世”的必要手段，“世儒暗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辱君失守，小乃侵犯削弱”（《史记·律书》）。他也不赞成儒家崇古卑今的历史观点、重义轻利的伦理观点以及“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
《史记》中也常引用《老子》，对道家有不少的称赞之辞，对老子表现出深沉的尊重。并用黄老之学“以虚无为本”的思想反对武帝的“多欲”。但他也批评了道。《货殖列传》一开头就说：“《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晚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如果按照老子的主张，追求小国寡民、无为而治，那只有让人民闭目塞听，任何事情都干不成了。对《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79章）的观点也依据史实提出了疑问。后来班固看到《史记》的是非标准常常与孔子不同，因而说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似乎把他当成道家学者。朱熹为司马迁辩护，把司马迁说成是儒家，强调司马迁与司马谈的区别。认为司马谈崇道，司马迁尊儒。（见《朱文公集》卷七十二《杂学辩》）班固和朱熹都不甚理解，《史记》在思想史上的价值正在于不拘于学派成见的求实精神。这种精神在汉代开辟了一条新的学术思想途径。
《史记》在思想史上的价值还在于它生动具体地反映着西汉时代的精神风貌。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许多下层人物被推入历史事变的中心，建立了卓著功业，成为显赫一时的英雄。佣工出身的陈涉发难称王，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史记·陈涉世家》）布衣出身的刘邦取得了天子的地位。至于汉初的功臣，出身下层的也很多，如萧何、周勃、灌婴、曹参、陈平、韩信、樊哙，他们有的曾以屠狗贩缯为生，有的出身乡亭小吏，却在当时建立了显赫的功业。
《史记》忠实记载历史事实的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观念。书中为上述人物一一列传，如实地加以叙述。甚至像韩信这样的因“谋反”而被处死的人，《史记》在批评他的同时，也赞扬了他的军事才能。西汉社会尊崇的民间打抱不平的游侠，在《史记·游侠列传》对这些人物的歌颂中得到了真实反映。即使对酷吏的评述也反映着时代的精神。《史记·酷吏列传》一方面斥责酷吏的残忍作风，一方面又称道他们“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据法守正”，“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因为酷吏有残酷镇压人民的一面，在当时也有镇压横行乡里、骄恣不法的豪强贵族的一面。《史记》一书并没有脱离它的时代，没有也不可能在封建制度上升时期反对封建制度，而是忠实地反映出时代的爱憎和观念意识，这正是《史记》在思想史上的价值所在。
第二节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司马迁的最大贡献是在史学方面。司马迁提出史学的任务是“通古今之变”。承认历史发展变化是其史学思想的前提，从变化中叙述历史是他的基本方法。《太史公自序》中说，写作《史记》这样一部上自三代下至秦汉的通史，就是为了“原始察终，见盛知衰”，找出历史发展过程的原委和结局之间的联系。为此，他首创了史书的书、表形式。用“八书”论述典章制度的起源和古今变化。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对西周末年至春秋时代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争霸政治形势的演变过程作出了精当的分析。在《秦楚之际月表》中，对秦国由一个“比于戎翟”的边远小国到统一天下的发展过程作了详尽的分析和叙述。
司马迁提出史学的另一任务是：“究天人之际”。在天人关系上，他与董仲舒相反，把重心放在论证人的作用方面。战国以来，魏、齐、秦、楚相继兴起，秦终于统一天下，接着秦代短命而亡，楚汉相争，项羽失败，刘邦建立了汉朝。面对这一系列“兴坏存亡”的历史变化，司马迁都着重以人的作用加以说明。他说：“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之功也。”（《史记·穰侯列传》）项羽把自己的失败作过解释，刘邦对自己的成功也提出过见解。司马迁对项羽把失败归于天意表示反对，说他至死不能觉悟，不能认识失败的现实原因，“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对刘邦的解释则给以赞赏并加以引述：“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这说明司马迁解释历史变化时，自觉排斥天命迷信。坚持人们自己创造历史的观点。
更加可贵的是，司马迁没有把“人杰”描绘成天生的英雄，而是反复阐明时势造英雄的思想。所写的人物传记中如实地记述了刘邦手下的大批谋臣战将，本来只是些贫穷低下的小人物，生逢秦末大动荡的历史时代，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施展其才能，从而影响了历史发展。萧何为小吏时，“碌碌未有奇节”（《史记·萧相国世家》）；周勃为布衣时，“才能不过平凡”（《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樊哙、曹参屠狗卖缯之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建立“垂名汉廷，德流子孙”的功业。时势造就了一代风流人物。另一些人生不逢时，或不能以自己的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因而埋没无闻。
还要提到，司马迁重视物质生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政治的成败，社会的治乱，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他都试图从经济方面去作出解释。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方面上，他认为齐桓公建立霸业依靠“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魏文侯强国得力于李悝的“尽地力”。而秦国统一天下得力于兴修水利，开郑国渠，“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史记·河渠书》）。秦统一后的残酷掠夺破坏了经济，弄得“财匮力尽，民不聊生”（《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史记·平准书》），于是导致了秦代的灭亡。在人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的关系方面，司马迁认为后者是由财富占有多寡而决定的。秦汉两代都“重本抑末”，实行压制工商的政策。但司马迁却看到，富有的工商社会地位必然随之提高。“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史记·货殖列传》）乌氏倮从事畜牧业致富以后，秦始皇给以封君的地位，与大臣一起参与“朝请”；巴寡妇清从事开矿致富以后能够礼抗万乘，名显天下。他还认为经济地位决定道德观念，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还承认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们的正当要求，“‘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无不追求物质利益。正是求利的动机使得农工商贾勤其业，乐其事，日夜不休地劳作。
最后要提到，司马迁对史学的现实功用的看法。《史记·高祖功臣诸侯年表》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这可以看做是对“通古今之变”的解释，强调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今世用以“自镜”，把历史作为观察、处理现实问题的一面镜子。同时他也没有把历史经验绝对化，指出古今“未必尽同”。注意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在以史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史记》采取了详近略远的写法。全书对五帝、三代的历史只写了六篇，对汉代不到百年的历史却用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加以详述。在“十表”部分对三代只编写一篇“世表”，对东周历史也只编写了两个“年表”，而对秦楚之际的历史编写了“月表”，对汉代百年的历史编写了六篇“年表”。这样详近略远的写法固然与远古史料不足、近世史料丰富有关，却也反映了他重视现实的史学思想。司马迁写史，“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突出地表现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他引用有识之士的著术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方法既不同于发表空论，也不同于“微言大意”的春秋笔法。比如，《秦始皇本纪》全文引用贾谊的《过秦论》，许多列传中详细引用当时有识之士对秦、汉形势的分析，目的都在于以史为镜，发挥史学的现实功用。
第三节 司马迁的天命鬼神观
《史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涉及天命鬼神的时候，所表现出的思想观点很不一致，或排斥天命鬼神，或对传统的天命鬼神观念加以改造，也有些地方承袭了传统的天命鬼神观念。
凡是能够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命运作出现实合理解释的地方，司马迁都排斥天命鬼神说教。田氏代齐的原因是什么呢？司马迁指出，田氏“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予民以大斗”，因而“得齐众心”，“民思田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国为什么能建立霸业？司马迁指出：“吾适齐，自秦山属之琅耶，北比于海，膏壤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史记·齐太公世家》）勾践何以能灭吴称霸？司马迁认为这是因勾践“苦身焦思”、“身自耕作”、“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秦国强大得力于“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后来速亡则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语）。在这些地方，他都是从地理、经济、人事方面说明历史演变，而不用天命鬼神作解释。评论蒙恬之死和项羽失败的时候，司马迁直接地反对了天命鬼神思想。蒙恬认为自己驱使几十万人修筑长城掘断了地脉，所以被赐死是天意的惩罚。司马迁评论说：“夫秦初灭诸侯，天下之必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史记·蒙恬列传》）项羽自被围自刎之前反复说是“天之亡我也”。司马迁评论说：“及项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城东，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史记·项羽本纪》）
另一些地方，司马迁没有或者还不能对历史现象作出现实的解释，但他看到用天命鬼神观念是解释不通的，于是对天命鬼神提出怀疑。《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伯夷、叔齐终身洁行守义可算得“善人”的楷模了，然而遭到饿死首阳山的下场。颜渊是孔子称赞的最贤的弟子，也算得“善人”的楷模了，然而贫困终生、短命夭折。而传统公认的“恶人”盗跖却没有遭到惩罚竟以寿终。可见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大量事实都是天命论无法解释的。司马迁于是对天命鬼神产生了怀疑，他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于流行的鬼神巫术的怀疑更为明显。在《封禅书》里记载了秦始皇、汉武帝求神仙的大量活动，同时如实地指出迷信活动始终“无有效”、“无有验”，明显地表示怀疑。
还有许多地方，司马迁改造了天命鬼神观念。他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史记·楚文王世家》）从词句看似乎与流行的天命论说法相近，但根据司马迁的这个说法，所谓“祯祥”就是“君子用而小人退”，所谓“妖孳”就是“贤人隐，乱臣贵”。传统的天命论用鬼神解释现实，司马迁用现实解释天命。《史记》中的一些地方用“天”的概念指天下大势。当论及秦统一天下时，司马迁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率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史记·六国年表》）论及刘邦得天下时，又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这里的天都有天下大势的含义。所谓“圣人”是指善于审度时势的人。至于这种天下大势究竟是什么，司马迁感到难以说明。他有时也讲“天性”，其含义往往指一定的地理条件、经济生活影响下形成的人的性格。如说：“逐水草迁涉，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形成匈奴人“宽而随畜”、“急则习战攻以侵伐”的“天性”（《史记·匈奴列传》）。“膏壤两千里”的广大开阔地理环境，形成齐国“阔达匿知”的“天性”（《史记·齐太公世家》）。“天”、“圣人”、“天性”这些传统惯用的概念，司马迁都赋予自己的见解，使之具有与天命鬼神观念不同的内容。
但是，司马迁并没有摆脱天命鬼神观念的影响。《史记》不少地方重复了今文经学家神化古代帝王的说法。如说黄帝“生而神灵”、“有土德之端”，帝颛顼“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史记·五帝本纪》）。《史记》中还把许多历史事件与天象附会在一起。如说秦始皇时彗星多次出现，预示着秦灭六国和死人如麻的兵祸；“五星聚于东井”是汉兴的征兆；刘邦被围于平城时，“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时“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乱时“彗星数丈，无狗过梁野”等等。他总结说：“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史记·天官书》）他主张“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天官书》中记述着丰富的古代天文知识，这些科学知识与占星迷信掺揉在一起。
由于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报任安书》）。司马迁离开巫史不分的时代还不很远，还不能完全摆脱天命鬼神观念，这是很自然的。
第四节 《论六家之要指》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司马谈著有《论六家之要指》，并引述了这篇学术史论文。不过后来的研究者对此有些不同看法，涉及两个问题：①《论六家之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的哪些段落？许多人认为这篇论文分上、下篇，从“《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至“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为上篇；从“夫阴阳四时”至“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为下篇。也有人认为《论六家之要指》本文即上面所说的“上篇”，所谓“下篇”则是司马迁的发挥。②《论六家之要指》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关系，即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学术思想是否一致？从扬雄、班固开始就依据《论六家之要指》评价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有人甚至认为“《论六家之要指》即太史公之学术也，托诸其父谈之词耳”（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三），这就是说，《论六家之要指》与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是一致的。从朱熹以来，不少学者强调司马谈崇尚黄老之学，司马迁尊崇儒家，因而不能以《论六家之要指》论司马迁的学术思想。这两个问题的分歧至今还没有解决。从《史记》全书来看，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受其父影响很大，《史记》与《论六家之要指》的学术思想是相通的。
先将《论六家之要指》“上篇”全文引录如下，然后联系《史记》进行论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在中国学术史上，这里第一次把先秦至汉初的学术流派分为六家，仅用300余字就明确地概括了六家的主要观点，评论了各家的长短以及它们与政治的关系，这是非常难得的。
主张兼采各家之长，在综合融会中发展学术，这是《论六家之要指》的基本思想。司马迁说，其父司马谈写作《论六家之要指》的动机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史记·太史公自序》），认为当时许多学者各习师传，惑于所见，都有片面性。《论六家之要指》则要纠正这种偏颇的成见。文中引《易大传》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皆“务为治者也”，这是所谓“一致”和“同归”。但各家学说的依据和所提出的治天下的方法有所不同，这是所谓“百虑”和“殊涂”。而且各家之学皆有长短。这种观点重视学术的发展变化，不拘泥于古人的成说，与先秦多数学派皆以己说为真理，以不同于自己观点的学派为谬误的看法不同，表现出高人一等的眼光。在这个观点指导下去分析六家学说，指出阴阳、儒、墨、名、法都有其“不可失”、“不可易”、“不可废”、“不可改”、“不可不察”的方面，又有其错误或难以实行的方面。只有道德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经，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才是正确的。这里全面肯定道德家，自然反映着作者的学派倾向。然而这里所说的道德家已不是先秦的道家学派，而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道德家，即综合了五家之长的道家思想，也就是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崇尚兼采百家之长的黄老之学与主张综合发展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儒、道、法、阴阳四家都有直接评论，可以与《论六家之要指》对比研究。
对儒家创始人孔子，司马迁是非常推崇的，《史记》中反复提到孔子，反复引用孔子的言论来论人论事。他写道：“《诗》有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的事业和为人表现出深厚的崇敬仰慕之情。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事业，对孔子作《春秋》尤其重视。说《春秋》是“制义法”、“明王道”之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所讲的“义法”、“王道”基本内容即父子君臣关系，不重视《春秋》就会导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过也。”但是司马迁对汉儒很少赞扬，常用“竖儒”、“鄙儒”、“腐儒”、“谀儒”、“小人之儒”一类称呼。司马迁记述：董仲舒著有《灾异之记》，适遇辽东高庙火灾，主父偃取其书奏之天子。“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不敢复言灾异。”（《史记·儒林列传》）寓于这个记述中的评论对董仲舒的阴阳灾异思想持否定态度，则是十分明显的。在司马迁笔下，“汉家儒宗”叔孙通是一个典刑的“谀儒”。这个先是不惜抹煞事实取宠于秦二世，投奔刘邦后又察言观色处处投刘邦所好。一会儿脱去儒服换上楚人惯穿的短衣，一会儿又为汉家王朝制礼乐，被斥为“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的无耻之徒。以上评论与《论六家之要指》肯定“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的思想是一致的。
司马迁对道家创始人老子也是十分尊崇的，《史记》中经常以老子的观点作为依据评述历史。老子“将欲取之，必固予之”。司马迁说：“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史记·管晏列传》）老子讲“美好者不祥之器”。司马迁说扁鹊因医术高明遭人刺杀，仓公因怀有秘方险些被判罪，正是老子说的这个道理。老子讲“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司马迁从酷吏的作用中看出这个道理，说：“信哉是言也！”（《史记·酷吏列传》）司马迁还以《老子》的“无为”和“善下”思想评论项羽、韩信。他说项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史记·项羽本纪》），“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己能”（《史记·淮阴侯列传》），也不至于遭到杀身之祸。如果说司马迁对老子尚有所批评，认为其小国寡民的理想行不通，那么凡治黄老之学者，《史记》都给以高度评价。《史记》中记述黄老之学大师曹参在战争中攻城野战之功甚多，在治国中使用“休息无为”、“天下俱称其美”（《史记·曹相国世家》）。“学黄帝、老子之术”的陈平，“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得到“善始善终”的结果（《史记·陈丞相世家》）。“学黄老之言”的汲黯敢于当面指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汲郑列传》），与汉儒的鄙下人格形成显明的对比。司马迁的“因循”（《史记正义》：“任自然也”）、“无为”、“承敝易变”思想都是取之于黄老之学。这些看法与《论六家之要指》称赞“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事施俗，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观点完全一致。
《论六家之要指》批评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司马迁批评其“闳大不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依于鬼神之事”（《史记·封禅书》）。《论六家之要指》批评法家“严而少恩”。司马迁认为吴起“刻暴少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韩非“惨少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斯“严威酷刑”（《史记·李斯列传》），商鞅“天资刻薄”（《史记·商君列传》）。
从战国末期以来，一些著名学者相继对百家学说进行总结。《荀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具有综合不同学派学术思想的倾向。即使提出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明显地吸收了阴阳家的思想来改造早期儒学。这种兼综百家之学的学术思想形成为时代的潮流，因为在战国百家争鸣中，各学派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在学术思想上取得的成果已经不能任意抹煞，同时各学派主张的片面性也在争鸣中愈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提倡综合，则反映着这个时代认识水平的提高。这从《论六家之要指》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