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墨子和墨家团体
墨子（约公元前480～约公元前400年），名翟，鲁国人。手工业者出身，具有手工业生产技能，会制造器械，熟悉“农与工肆之人”的生活状况，自称“贱人”、“北方鄙臣”。“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他学习了儒家学说，又批判了儒家学说，创立了墨家学派。墨子除在鲁国活动外，曾作过宋昭公的大夫，到过齐国和卫国，几度游说楚国。有一次见到楚惠王，惠王不能“听其道，行其义”，却表示“乐养贤人”，要封给他书社五里，他不受而去。越王翁中派车5000乘，答应封地500里，使公尚过到鲁国来迎接墨子。墨子得知越王不是一个能实行自己政治主张的人，便拒绝到越国去，说：“意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墨子·鲁问》）说明他奋斗一生，都是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而不是谋求禄位。
墨子生活的时代是孔子之后至孟子之前的战国初期。这个时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普遍推广，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并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变化是个体经济的发展。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发展起来。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仍然存在（主要是制造兵器、铸币、纺织行业），但私人小手工业生产成为主流，出现了个体车工、皮革工、陶工、冶金工、木工等行业，基本上改变了奴隶制下“工商食官”的状况。随着私人小手工业兴起，出现了一个独立的手工业者阶级。这就是墨子所说的“天下群百工”（《墨子·节用中》）、“工肆之人”（《墨子·尚贤中》），也就是《论语·子张》篇所说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的“百工”。这个小生产者阶级是当时社会制度大变动的产儿，又是当时社会动乱中蒙受苦难的社会集团。战国初期，兼并战争频繁，战争规模扩大。墨子说，当时的战争动辄兴师20万人，而物资、武器的准备又要超过五倍（见《非攻下》）。兼并战争的沉重负担和战争带来的灾难落在小生产者身上。墨子的学说就是这个发展起来而又遭受苦难的小生产者的阶级抗议、要求和理想。
墨子学说与西周传统文化有渊源关系。他读过儒家的书，还曾跟随周史官史角的后代学习过。墨子与孔子一样，“俱道尧舜”（《韩非子·显学》），言论经常称引《诗》、《书》和各国《春秋》，并认为孔子之学有其“当而不易者”（《黑子·公输》）。这都说明墨子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的学术渊源还有两个方面：一是古籍记载和民间传说中夏禹的形象对墨子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非常敬佩夏禹的苦干和救世精神，要求弟子们向夏禹学习，并说：“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庄子·天下》）所谓“背周道而用夏政”，也是主张学习夏禹。当然夏代比周代更加迷信鬼神，这也是墨子天鬼思想的渊源。二是当时齐国和三晋的地区性文化对墨子产生了影响。墨子注重工农业生产，主张“以德就列，以劳殿赏，量功分禄”（《墨子·尚贤上》），与齐国文化的富民思想及三晋政治家按功论爵的主张有密切关系。墨子说：“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墨子·七患》）这酷似管仲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可见墨子深受管仲思想的影响。由于墨子综合了多种学术，他才能够脱离儒家而创立新说，成为小生产者阶级的代言人。
墨子学说有10项基本内容：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其中包括了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哲学思想，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各项内容相互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但作为整体又是儒家思想的对立面。墨子学说中的各项内容中贯穿着一个根本精神，就是为天下兴利除害。《墨子》书中论证各项主张时无一例外地要指出，他的主张是为了“天下皆得其利”（《墨子·尚贤中》）；“为万民兴利除害”（《墨子·尚同中》），是“万民之大利也”（《墨子·兼爱下》）；“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民，三利无不利”（《墨子·天志》）。他批评各种主张或社会现象时，也无一例外地指出，各种学说或社会现象是“天下之巨害”（《墨子·非攻》），“不中万民之利”（《墨子·非乐》），“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墨子·非命上》）。这种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因为小生产者是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物质利益的，他们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功利主义；他们应有的权利被人侵吞了，所以他们要公开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相反，儒家讳言利。所以，义利统一与义利对立两种观点，就成为墨家与儒家思想交锋的焦点。
墨子创立的墨家学派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势力抗衡，并称为“儒墨显学”（《韩非子·显学》）。墨子的弟子和信仰者遍布“天下”。《墨子·公输》篇记载，墨子劝阻楚国攻打宋国时，同时就有三百弟子在替宋国守城，防备着楚国军队进攻。《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赴汤蹈刃，死不旋踵。”可见他的弟子众多，而且都是具有艰苦卓绝奋斗精神的人。最著名的弟子禽滑，“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向欲。”（《墨子·备梯》）墨子哀怜他，准备了酒和肉干，在地面铺了茅草，请他坐下来招待他。禽滑再拜而叹。墨子问：“何欲乎？”禽滑再拜曰：“敢问守道？”又说：“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国，为之奈何？”（《墨子·备城门》）于是墨子教给他守城之法。墨子的知名弟子还有高石子、高何、果子硕，公尚过、魏越、随巢子、胡非子，管黔、高孙子、治徒娱等（见孙诒让《墨子间诂·后语上》），都是过着穷苦生活，具有艰苦奋斗精神的人。
墨家学派具有比较严密的组织。它的首领称为“巨子”，墨子就是第一代巨子。后一代巨子由前一代巨子指定。巨子严格执行“墨者之法”。墨家巨子腹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怜悯他年老，只有这一个儿子，特予赦免。但腹说：“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子之法。”（《吕氏春秋·去私》）仍然杀了自己的儿子。墨家一般成员称为墨者，有为墨家团体股役的义务。出仕以后对墨家团体仍然承担一定的义务。墨子的弟子耕柱子出仕楚国以后，另外几个弟子经过楚国，耕柱子没有供他们吃饱饭，这几个弟子回来便向墨子报告说：“耕柱子处楚无益矣。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可是过了不久，耕柱子便给墨子送回“十金”，并说：“弟子不敢死（有罪之谓），有十金予此，愿夫子用之也。”（《墨子·耕柱》）墨者出仕后，如果不能实行墨家的主张，巨子就设法将他召回。胜绰仕齐时，齐人三次侵鲁，胜绰不加制止。墨子指出他是“言义而弗行”，明知故犯，为了禄位背叛墨家主张，便另派一名弟子高孙子去齐国，要求将他辞掉。
墨家学派的传授系统历来不很清楚。我们知道的墨子再传弟子只有许犯、索卢参、屈将子三人。墨子的三传弟子，我们知道的只有田系一人。战国时还有相里氏、田俅子、相夫氏、邓陵子、苦获、已齿等墨家学者，他们的师承关系已不可考。《韩非子·显学》篇说：“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庄子·天下》篇说：“相里氏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这说明后期墨家分裂为几个派别，而其中的相里氏、邓陵氏等派别都研究《墨经》。从《墨经》的内容看，这些派别都发展了墨子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是后期墨家的主要派别，也是最有成就的派别。后期墨家的另一些人物推行墨子的宗教思想，演变成社会上的游侠。汉代以后，墨家学派逐渐湮没失传了。《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墨家著作有《尹佚》、《田俅子》、《我子》、《随巢子》、《胡非子》和《墨子》六种，汉代以后极少有人研究。到了宋代，前五种著作已经失传。《墨子》一书也已残缺乱，经清代孙诒让等人重新整理研究，始可阅读，这是研究墨子和墨家思想的基本依据。
第二节 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
《墨子》书中的《兼爱》、《天志》等篇反复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这是墨子的基本主张。墨子认为当时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使得“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墨子·尚贤下》），成为天下的大害，而战争与争夺的根源在于缺乏“兼爱”的精神。他说：
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想爱则必不忠惠。父子不相爱则不孝慈。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傲）贱，诈必欺愚。（《墨子·兼爱中》）
所以，他认为“兼爱”是为天下兴利除害的一剂良药。
墨子也把“兼爱”称为“仁”，把具有“兼爱”精神的人称为“仁人”，与孔子提倡的“仁”字面相同，具体内容有很大差别。孔、墨都不满意当时社会动乱的局面。孔子不满的是“礼坏乐崩”和“小人”“犯上作乱”，墨子不满的是“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特别是“强执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傲贱”、“智诈愚”。孔子站在维护周礼的立场上批判现实，墨子则站在弱者、寡者、贫贱者、愚者的立场上批判现实。孔子主张的“爱人”是依照宗法制的“亲亲”原则，对亲疏不同的人有先后轻重之分。墨子则主张“爱无差等”（见《孟子·滕文公》），“爱无厚薄”（见《墨子·经上》）。“爱有差等”与“爱无差等”之争，是儒、墨两家交锋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墨子虽然不能揭示儒家观点的实质，但他反对“爱有差等”，便具有反抗宗法等级制度的意义。
墨子对推行“兼爱”充满信心，他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要求处罚和谴责那些“不与其劳而获其食”（《墨子·非乐上》）的寄生虫；还提出“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的节俭原则，反对厚葬、逸乐、锦衣美食的奢侈风气，要求取消一切于民众不利的浪费，把“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看成是协调一致的，经常讲“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墨子·非乐下》）。墨子天真地认为“兼爱”的理想可以使社会上不同的人的利益协调一致，实现“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弱；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的理想。
“非攻”就是反对攻伐战争，它是“兼爱”原则在国与国关系上的运用。当时战争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墨子提出并组织墨家集团参加反对攻伐战争的实际活动。墨子的“非攻”思想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墨子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揭露了战争的危害。《墨子·非攻中》篇列举了战争在九个方面带来的“不可胜数”的灾难，如消耗大量物资，损失大批武器，伤亡众多牛马，残杀千万人民等等。《墨子·非攻下》指出：战争使得“农夫不暇耕稼，妇人不暇纺绩织。”人民“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者，不可胜计也。”因此得出结论说，攻伐战争是最大的不义。二是墨子区分了进攻战争和防御战争，还区分了“伐”与“诛”。他坚决反对攻伐“无罪之国”的战争，尖锐抨击攻伐小国的大国，就像一人“舍其文轩，邻有敝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必定是患了“窃疾”（《墨子·公输》）。但当一个国家遭到别国的进攻时，墨子主张积极防御，他发明过多种守城器械，以进行防御战争。他的弟子禽滑厘曾带300人帮助宋国守城。另一位墨家巨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国，与子徐弱等83人殉职（《见吕氏春秋·上德》）。有人反对“非攻”，诘问墨子说：“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墨子回答说：“彼非所谓攻，谓诛。”（《墨子·非攻下》）这里懈含着对战争性质分类的思想，值得注意。
不过，墨子既然肯定了历史上禹、汤、武王进行的“诛有罪”的战争，于是当时进攻别国的君主也可以说自己是“诛有罪”。鲁阳文君就说：“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我将助天诛也。”（《墨子·鲁问》）墨子回答说：“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岂不悖哉！”墨子的这个回答，显示了他的辩才，但无论如何是与他肯定“诛有罪”的观点自相矛盾的。既然肯定诛“有罪之国”的战争，就不能一概反对任何进攻性的战争。事实上，“非攻”所主张的是反对当时的一切战争，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统一，这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幻想。
第三节 墨子的“尚贤”、“尚同”思想
墨子主张实行贤人政治，他把贤人也称为“贤良之士”，标准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在墨子看来，能够做到尽力帮助别人的人，慷慨地把财物分给别人的人，不倦地教诲别人的人，就是贤良之士。由他们来治理国家，国家就能富裕，人口就能蕃庶，社会就能安定，所以“尚贤事（使）能”是治国的根本措施。这是墨子“尚贤”思想的中心内容。
墨子提出“众贤”、“进贤”、“使能”作为贤人政治的三个基本环节。“众贤”就是使社会上的贤良之士增多，办法是“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墨子·尚贤上》）。要给贤良之士丰厚的物质待遇，高贵的社会地位，敬重他们的才能，表彰他们的成绩。用这种办法造成一个鼓励贤能之士成长的社会环境，鼓励人向贤人学习，这样贤人就会越来越多。“进贤”就是任用贤良之士。王公大人们用人的时候要做到“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下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中》）主张破除宗法观念和个人好恶，把贤能之士推举出来加以任用。“使能”就是依据能力慎重地使用贤良之士。“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能力胜任治理一国的让他治理一国，能力胜任某一部门事务的让他担任那个部门的长官，能力能够管好一个采邑的让他管理一个采邑。一旦任用，就要对被任用者“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使他得到民众的尊重和信任，并且给他以与职责相应的权力，使民众畏惧他，服从他。
墨子把“古之圣王”的用人之道与“今之王公大人”的用人之道加以对比，阐明他的“尚贤”思想。他列举古史传说后指出，唐尧从服泽那个地方举用了舜，夏禹从阴方那个地方举用了益，让他们执政，平治了天下。商汤发现了身为有莘氏的奴隶伊尹，武丁发现了身为筑城奴隶的傅说，立他们为三公，才使国家兴盛起来。周文王把埋没在民间的闳夭、泰颠提拔起来做辅佐大臣，获得了西土的民心。这些事实说明，“古之圣王”的用人原则是“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尚贤中》）。可是“今之王公大人”则不同。他们的用人原则是“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者则使之”（《墨子·尚贤上》）。任用这样一些人，让他“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背叛）”，让他“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墨子·尚贤中》），结果是人心解体，天下大乱。墨子所阐述的“古之圣人”之道，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他改造了氏族社会末期的传说和三代古史的材料，把上古社会理想化，借以发挥自己的“尚贤”思想。他用“古之圣人”反对“今之王公大人”，就是用“尚贤”思想指责当时的现实。主要是指责宗法制的“亲亲”用人原则和当时政治中的腐败现象。
墨子的“尚同”思想是“尚贤”思想的发展，进一步讨论国家起源和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墨子认为，最早的时候没有国家组织，没有刑罚政令，没有各级统治者，人们各有自己的是非，“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墨子·尚》）。“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也，是故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又选择“贤可者”立为三公、国君、卿宰、将军、大夫以及乡里之长。天子的职责是统一天下的是非（“一同天下之义”），三公的职责是帮助天子统一天下的是非；各级正长的职责是分别在自己管理的范围内统一人们的是非；而从下到上，逐级以上一级的是非为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并根据是非标准进行赏罚。家君以“爱利家”与“恶贼家”为是非标准实行赏罚，国君以“爱利国”与“恶贼国”为是非标准实行赏罚，天子以“爱利天下”与“恶贼天下”为是非标准实行赏罚。这样，各级正长所奖赏的，民众也都赞誉；各级正长所处罚的，民众也都谴责。人人都愿得到奖赏而努力为善，人人都不愿意受到处罚而避免为恶。于是人皆为善而不为恶，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了。所以墨子作结论说：“尚同为政之本而治（之）要也。”（《墨子·尚同下》）
在墨子以前，中国只有天命神学的国家起源理论。墨子认识到国家是历史的产物，产生于人类社会本身的需要，这在当时是一种新思想。
“尚同”也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的批评。在墨子看来，他那个时代的社会虽有正长，实与没有正长相同。当时的王公大人“便（马屁精）以为左右，宗族、父兄、故旧，置以为正长。”（《墨子·尚同中》）人民知道他们都是些结党营私之徒，不肯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王公大人们奖赏的人和事正是民众反对的人和事，王公大人们处罚的人和事正是民众拥护的人和事。在这种情形下，理所当然地，谁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必然遭到民众的唾骂，谁受到王公大人的处罚，必然得到民众的同情。因此他们的“赏誉不足以劝善，刑罚不足以沮暴”，天下的是非还是不能统一，社会的状况还是一团混乱。孔子说：“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这是把宗法制被破坏说成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墨子相反，认为宗法制本身才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第四节 墨子的“天志”、“非命”思想
墨子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的宗教宇宙观，明确承认上帝、鬼神的存在和主宰作用。他说：“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措）之也。”（《墨子·尚同中》）“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墨子·天志中》）又说：“吏治官府之不廉，男女之为无别者，鬼神见之；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鬼神见之。”（《墨子·明鬼下》）上帝设立天子以治理天下，根据天子行为的善恶进行赏罚，鬼神能够明鉴人间是非，这些都是传统宗教思想。但是，上帝和鬼神意志的内容是什么？墨子的回答就与传统宗教思想不同了。传统宗教思想着重论证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墨子则着重论证他自己的“兼爱”主张。他说：“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子·法仪》）“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墨子·天志中》）他认为国无分大小，都是天的地方（“天邑”），人无分贵贱，都是天的臣子（“天臣”），一切国家，一切人在“天”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墨子并不隐瞒他所树立的上帝、鬼神是推行自己学说的工具。他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员（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墨子·天志上》）墨子以“天志”衡量统治者的刑罚政令以及一切人的言论行为，成为他批评现实以及与对立学派辩论的工具。墨子的宗教思想实际上是传统宗教思想的异端。但他宇宙观的宗教形式与要求社会平等的实际内容之间存在着矛盾。宗教宇宙观限制了他学说的发展，是其学说中的消极方面。
承认上帝鬼神的存在和主宰作用，同时又否定“命”的存在，则是墨子宇宙观的又一矛盾。他提出“力”（人的努力）来反对“命”。墨子探讨了三代“圣人”和杰出人物成功的原因以后说：“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墨子·非命中》）一般人更依靠“力”，而不能依靠“命”，农夫不努力耕作必受饥饿，农妇不努力纺织必遭寒冷。他反复指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墨子·非命下》）。他还指出，有命论使天下之人不愿为善，不怕作恶，是狡猾的人（“伪民”）欺骗群众（“众愚朴人”）的工具。“力”、“命”之争也是墨子与儒家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墨子强调人的努力是儒家“富贵在天，生死有命”（《论语·颜渊》）的反命题。所谓“命”就是天命，“非命”就是否定有天命存在，必然与“天志”发生矛盾。墨子用调和的办法解决这一矛盾，他认为天不是预先决定人的祸福，而是事后依照人的努力程度给人以赏赐或处罚。这种解释虽然发挥了一些积极内容，但最终还是导致了天命论。
在论证“非命”的过程中，墨子提出鉴别言论是非真伪必须有一个标准。“子墨子言曰：（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定）朝夕者，是非利害之辩不可得而明知也。”（《墨子·非命上》）仪，即下文“言有三表”的“表”，也就是标准。运钧是制陶器时用的转动着的轮盘。有刻度的轮盘可以做成日晷，用来测定时间（“定朝夕”），但运钧是转动着的，就无法测定时间了。确定言论的是非真伪也必须有一个标准，所以说“（言）必立仪”。
接着，墨子提出了检验真理的三条标准。他说：
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
第一条是推究来历，看言论与历史经验是否一致。墨子重视历史经验，但没有把历史经验绝对化。他说：“古之善者则诛（当为，祖述也）之，古之不善者则作（创作）之。”（《墨子·耕柱》）第二条是考察实际情形，看言论与百姓耳目见闻是否一致。墨子重视百姓的劳动和生活经验，常常将其作为思想材料。例如他在《非命下》篇中用“纺绩织”、“耕稼树艺”说明人应当自强不息。在《鲁问》篇中用制车技术说明利于人谓之巧。在《耕柱》篇中以筑墙劳动中要各尽其力说明什么叫义。在《非攻》篇中用稼穑不时、饥寒冻馁、疾病死亡等平民百姓生活事实，说明攻伐战争的危害等。把平民百姓的经验引入认识论，作为真理的标准，这是认识史上的创举。第三条是检查言论的实际效用，依照理论制定刑罚教令加以实行，看它的社会效果如何。他的“兼爱”、“尚贤”、“节葬”、“节 用”、“非攻”等主张，都是以社会效果为出发点的。
“三表法”表现了唯物论认识论的特色。但它有几个缺点：一是片面夸大感性认识的作用，有忽视理性认识的倾向。他说：“请惑（诚或）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墨子就是以“众之所同见，众之所同闻”作为依据而作出有鬼的错误结论。东汉时期王充指出过墨子的这个错误，说他“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论衡·薄葬》）。二是把真理问题叫做“是非利害之辩”，混淆了是非与利害的区别。是非是真假问题，利害是效果问题，不是在任何情况下是非与利害都是一致的。因为有害而否定“命”的存在，结论是正确的，但论证却不合乎逻辑。因为有利而肯定“鬼”的存在，结论不正确，论证也不合乎逻辑。因为有利不等于是，有害不等于非。还要提到墨子从上下同利害的观点出发，认为战争不但有害于人民，也有害于国家，用以宣传“非攻”的思想。当时就有人反驳他，说好战的是吴、楚、齐、晋，始封国时不过各有地数百里、人民数十万，现在扩张成为地有数千里、人民数百万的大国，怎么说攻战不利于国家呢？墨子不能用上下同利害的观点回答这个问题，只好说这是少数人得利，千万人受害（见《墨子·非攻中》）。
此外，墨子提出了以“取”验证知识的可贵思想。他说：“今瞽曰：钜（皑）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不能易之。兼黑白，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黑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子·贵义》）盲人虽然能够说出黑白的抽象概念，但在行动（“取”）中不能分辨黑白，就应当承认盲人不辨黑白。以“取”验知，也就是依据事物的实际考察观念、理论是否正确，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他说：“言足以迁（举）行者则常（尚）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尚）之。不足以迁（举）行而常（尚）之，是荡口也。（《墨子·贵义》）”政者口之言，身必躬行。“（《墨子·公孟》）”言必行，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墨子·兼爱》）充分表现出墨子强调实行的特点。他又用以”取验知的原则说明，君子们口头上讲仁，行事上却舍仁而行不仁，所以说君子不知仁，以此批评了政治生活中言行不一的统治者。
在逻辑思想方面，墨子提出“类”、“故”两个逻辑概念。他善于运用类概念归纳事物，进行推理。在与公输般辩论时，他揭露公输般“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墨子·公输》）。《墨子·鲁问》篇又记载：
彭轻生子曰：“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设而亲在百里之外，则遇难焉，期以一日也，及至则生，不至则死。今有固东良马于此，又有奴马四隅之轮于此，使子择焉，子将何乘？”对曰：“乘良马固东，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不知来？”
这是运用类推的方法论证了正确预见是可能的。“故”就是原因或理由。墨子宣称“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墨子·非儒下》）取舍是非都要有理由，谁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来就服从谁。“明故”的逻辑思想显示出墨子探究事物的原因，服从真理的精神。后期墨家进一步研究了“类”、“故”等逻辑范畴，在逻辑思想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