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题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与经验进行回顾总结。
毋庸讳言，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以下简称投资体制）在各项改革中至今仍是相对滞后的一个领域。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何在？回答这一问题是设立本章的基本出发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了解投资管理体制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它的功能。因为，从功能与形态关系的观点来看，投资体制的选择只能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功能，这也是投资体制选择的基本标准。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投资在当代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二是在市场经济中投资具有哪些特点，它与市场经济特有的调节机制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调节机制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市场经济特有的调节机制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调节机制在对投资的调节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作用效果如何。
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涵盖了投资体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功能。
其实，在改革的早期理论研究中，不论是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还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就都注意到，与日常生产不同，投资具有其特殊性，仅靠市场的价格调节难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屡屡出现过的经济危机问题，也无法建立起包括投资体制在内的能够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经济体制。因为改革毕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而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的前提下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基本方向，并不是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考虑，更不是出于对市场经济的迷信，而是基于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分析后做出的选择。但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具有强烈改革意识的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在投资体制改革中能否像对日常生产体制改革那样把投资决策权也让给企业，进而让市场像调节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那样调节企业的投资活动。尽管各个流派的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大部分人的结论是否定的。
无独有偶，不单是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对投资持有非市场化的观点，就是被列宁称为“布尔什维克凶恶敌人”的凯恩斯也同样认为，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对投资应“由社会来综揽”。
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调节资源配置的机制角度看，投资确实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为了深入总结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经验，就有必要从这一特殊角度对已有相关研究做一扼要介绍，以便为以后的论述提供理论基础。这将构成本章的主要内容。
此外，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和论述的完整性，首先有必要对本书频频出现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术语及相关概念做出说明，这将构成本章的另一部分内容。
固定资产投资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用法，通过对它的来源与变迁及其与相关概念关系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认识。所以，本节将从上述两方面展开论述。
一、概念与术语
（一）资产
资产最早出现于法律实践，与负债相对应。随着商业簿记的发展，中世纪后期成为一个会计学术语而被普遍使用，即使在今天它首先也是一个会计学术语，其他各种用法均源于此。
按照财政部最近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说法，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其中所谓“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企业的潜力。对于这一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甚至这样定义资产：“资产是某一特定经济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获得或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
资产有不同的分类，从资产周转角度可分为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从存在形式可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从变现能力可分为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从投资形式可分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
资产与财产、资本这些概念在某些场合可以互换使用，但在某些场合则需要严格区分。例如，在法律实践中和作为法律术语，常常用财产一词，而不用资产，但实际指的是同一事物。而在会计学中对它们的使用则有严格区分，例如在“资产-负债=资本”这一等式中，资产与资本显然不能混用。而在经济学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是资本这一术语。
由于企事业单位会计科目的一致性，会计学意义上的资产概念要比经济学意义上的资产概念宽泛。在资产概念中所说的“未来经济利益”，可以指商业性盈利，也可以指对资产本身的使用。
（二）固定资产
从资产概念可得知，固定资产首先也是一个会计学概念，但在中国，不仅在会计实践中，而且在统计实践中也得到广泛使用。
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是依据其在资本周转中不同的周转方式划分的。固定资产可以经历多次周转，其价值是以折旧的方式逐步收回的；而流动资产则是在产品生产中一次性投入，其价值随着产品销售一次性收回。
固定资产概念的外延在企业会计核算、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中略有区别。
在企业会计核算中，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工具器具，且使用寿命要超过一定年限。这些都是指有形资产，而且是通过生产获得的，因此土地本身不是固定资产。
在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中，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支出计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而在GDP的资本形成项目下的固定资产，一方面要扣除用于土地使用权的支出；另一方面，不仅要包括上述各项有形资产，还要包括计算机软件、矿产勘探信息等无形资产。
（三）固定资产投资
资产和固定资产都是存量概念，而固定资产投资则是流量概念。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指的是固定资产的建造和购置活动，作为一个反映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的经济活动的术语被中国人大量使用，特别是在经济统计中更是人们熟知的术语，但与汉语相应的这一术语在英文中则很少看到。英文中一般就叫“固定投资”或“固定资本投资”。虽然严格地说投资包括固定资本投资和存货增加，但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投资往往就是指固定资本投资，是对固定资本投资的简称。与投资词义相近的词是积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积累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固定资产投资构成其主要部分。但从资金来源上看，不包括折旧资金。目前这一概念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已不再使用。但长期以来，在实行MPS统计体系期间，积累是一个重要概念。在MPS统计体系中，积累指的是国民收入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投资的支出，包括固定资产积累和流动资产积累。因为在这里国民收入是净收入概念，所以积累不包括用折旧资金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
从外延方面看，按照中国多年的统计制度，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和房地产投资。
二、固定资产投资概念的形成背景与过程
如果说资产和固定资产首先是一个会计学术语，并且是世界通用的术语的话，那么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术语则可以说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术语。它的形成和普遍使用是中国特定背景的产物。
（一）概念的形成背景
首先，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术语的大量使用是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背景下的产物。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决定了，既可能出现术语的创新，但在术语的选择上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直回避“资本”这一术语，主要理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同于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作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概念和术语已不再适用，而把资本称为资金。但资金这一术语和概念历来强调的是资本的价值方面，表现形式就是货币。而固定资产投资强调的则是资本的实物方面。因此，在术语使用上，说固定资金投资显然从词义上就有自相矛盾之嫌。所以，在排除了固定资金投资这一选择后，就只能借用会计学中固定资产这一术语了，从而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术语，早期主要出现在基本建设管理文件中。
其次，它是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在经济管理体制上的反映。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得自旧中国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极少，不可能大量利用固定资产折旧基金进行建设，固定资本形成主要来自于新创造价值。那时，把这样的固定资本形成称为基本建设。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固定资本形成主要是通过基本建设完成的。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形成了6000多亿元的国有固定资产，每年通过折旧形成的投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特别是，在基本建设规模膨胀的背景下加强对这部分资金的计划管理就显得十分必要。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术语随着对它的管理在中国计划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就变得重要起来。从它被大量使用的背景及过程可以看出，它是作为计划经济工作术语出现的，由于统计是直接服务于计划的，所以也就成为了一个社会经济统计术语。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中央领导“对经济形势作了盲目乐观的错误估计，继续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投资规模急剧膨胀，犯了又一次急于求成的错误”，“国民收入中的积累率，1976年为30.9%，1977年已达32.3%，1978年又提高到36.5%”，“同时，1979年的计划，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生产指标、利用外资等方面都安排大了，在物力和财力上留了不小缺口。据当时计算，水泥缺100多万吨，木材缺75万立方米，钢材的品种和到货时间都不能保证，而财政收入指标还有20多亿元没有分配落实”。
当时，“对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最为敏感的是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因为建设银行经管了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资金，掌握了充分的数据。建设银行从1975年就敏锐地注意分析基本建设投资规模。1979年，建设银行又进行了全面计算，发现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只是400亿元的基本建设，在基本建设之外，还有国家预算其他支出中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地方机动财力安排的投资、部门企业的挖潜改造投资、各种技措贷款，以及同计划脱钩的利用外资的投资，计360亿元。加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共六大部分，共计760亿元，都是固定资产投资”，“建设银行在计算材料中第一次使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概念。建设银行的材料认为，现在基本建设投资这个概念所包括的投资范围越来越窄，已经不能如实地反映建设投资的规模，因而要用包括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当时称为‘挖潜改造’）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概念来衡量建设投资规模”。“1981年五届四次人代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要把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资金统一安排使用。’从1982年起，国家决定编制包括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统一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从此，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概念和术语开始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正式取代了基本建设一词，在写入计划经济和经济统计教材的同时也得到了经济理论界的认可，开始在理论研究文章中大量使用。在这方面，围绕固定资产投资的研究大量地表现为对其增长速度与规模问题的研究。
（二）计划经济时代的固定资产投资概念——基本建设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通过基本建设的形式实现的。基本建设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学自苏联，与其相关的各种概念也自然是随着体制一起引进的，基本建设就是其中之一。苏联经济学家严格遵循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构造了基本建设这一概念。
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再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一个现实构成要素，而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则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是混在一起进行的。但苏联经济学家以其固有的教条主义精神，在把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用于固定资产再生产问题时，不仅从理论上对固定资产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做了严格的区分，而且企图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对二者也进行严格的区分。把固定资产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划归各级经委主管，算做现行生产，一律不叫基本建设，截然与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分开，而单把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如新建、改建、扩建，叫做基本建设，划归各级计委、建委主管。
基本建设一词，最早见于斯大林1926年4月13日《关于苏联经济情况和党的政策》一文。原文是这样说的：“要在新技术基础上革新我国工业，就需要大宗的、极大宗的资本。可是我们的资本很少……今年我们对工业基本建设这一事业大约只能投资八亿多卢布……这是我们对我国工业第一次较大的投资。”
我国的基本建设概念和体制基本沿袭了苏联的用法和做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计划经济下的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由于术语的变迁，本章及下一章所说的固定资产管理体制实际上大部分指的是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基本覆盖了前五个五年计划和1963～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从名称上真正可以称为固定资产投资体制的实际只是第六个五年计划以来的事。
三、作为经济分析概念的固定资产投资辨析
从固定资产投资概念形成的背景中可以看出，它首先是一个在统计分析中得出的概念，并带有浓厚的管理色彩。它的特点是外延宽广，覆盖了全社会所有的固定资产，既包括生产性投资也包括所谓非生产性投资，在非生产性投资中，既包括社会公用设施的投资也包括居民自建的住宅投资。作为一个社会统计概念，这样的概念无疑是必要的。在计划经济时期，从经济管理角度看，由于计划是无所不包的，这样的概念也有其合理之处。
但是，从经济分析角度看，这一概念抹杀了生产资料投资和生活资料投资的区别，特别是，它抹杀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以营利或以生产为目的的投资和个人直接以消费为目的的投资的区别。而在经济分析中特别是在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活动的分析中，问题恰恰是由以营利为目的的投资产生的。原因即在于不确定性。企业以营利或以生产为目的的投资，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面临着不确定性问题。而个人直接以消费为目的的固定资产投资，如居民自建住宅，它的用途一开始就已被确定，实际是耐用消费品投资。
所以，虽然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概念被我国经济学界普遍使用，但作为一个经济分析概念并不是一个好概念，因为它无法真正反映所要分析的问题。特别是在分析研究投资体制时，这样的概念更显得不适应，原因是投资体制的功能正是要解决投资所面对的问题，如果一个概念不能体现所要研究的问题，显然就不是一个好概念。
所以有必要区分经济学意义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统计学意义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前者专指企业以生产为目的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固定资产投资。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因此，这样的投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术语一般应该叫做固定资本投资。本书所说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指的主要就是固定资本投资，或者简称投资。
当在使用这种简称时，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虽然投资是固定资本投资的简称，没有包括流动资产投资部分，但这既不是因为流动资产投资不重要，也不意味着固定资本可以独立发挥作用，西方经济学中在使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行为时之所以把投资或资本的增长简化为固定资本投资，是因为他们认为，固定资本总要有一定量的流动资产相匹配才能发挥作用，而且这一比例是相对固定的，所以，一定量的固定资本本身就能代表全部物质资本。二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投资一词更多指的是对金融资产的投资。金融投资与实物投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在论述投资问题时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