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人物常为人们所提及，如政治家范仲淹、青年诗人王令、历史家司马光、哲学家周敦颐，以及科技史家沈括等。关于他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所以放在这里一并介绍。
一、范仲淹的诗词与散文
在有关范仲淹的文学研究中，大家所关注的：一是他的词和诗；二是他的古文，特别是《岳阳楼记》。
郑宾于在《中国文学流变史》中指出，范仲淹虽不以词著称，然其价值却要远在许多词人之上，如《渔家傲》“雄放杰出、悲愤郁勃”，但“奈何独非词格正统，致为花间派人所不晓”，“其词既豪放，又婉约，于前则睥睨花间，于后则掀起苏、辛；盖大有造于词坛，非独咏怀遣情而已也”。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其词不过寥寥几首，却无一不是清隽绝伦。”马茂元《范仲淹的词》指出，在《渔家傲》一词中似乎存在着积极与消极、词风与作者人格之间不协调的矛盾，此是由于他内心深处的矛盾，“表现在词里的，由于他关怀现实，有着深广的义愤的主导的一面，所以排，所以沉郁；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所以哽咽，所以悲凉，所以情调低沉。两种互相排斥的因素对立地统一，形成了范词的风格，不仅是词的统一，也是词风和人的统一”。夏承焘、怀霜的《范仲淹多样风格的词》说：“晚唐五代及北宋初年的词，多半还是花间、尊前的风格，笔调是软媚的，内容是写男女之情的。虽然士大夫也偶有寄托，但总还不能脱离温、韦风格。而当时的范仲淹的作品却能突破这个局限。”又说：“范仲淹生平所作诗文，都直抒胸臆，不沿晚唐纤浓怪诞的习气，也不染当时西昆体虚饰辞藻的作风。”作者认为，范仲淹的词虽然只有五六首，而“它们对后来的影响是不小的，在苏、辛豪放派词之外，还影响到元曲。在词的发展史上，我们应该重视这位作家，虽然他并不是一位写词的专家，但他的成就已经超出于有些词专家了”。
近年来研究者还关注到了范仲淹的诗歌。王兆鹏在《以清为灵——范仲淹的人格与风格》中，主要谈了范仲淹的诗。作者认为，范仲淹的诗是其人格的外化，他的人格是以清为灵：生活作风清俭，性格清静，做官清廉，为政清刚正直。与他的人格相对应，他的诗在选择物象时总是选择那些与主体心灵相契合的物象，创造出符合主体人格精神的意象。他用的最多的意象是清风、明月与清水，因为风、月、水都是以清为灵的。“清松、清竹、明镜、清水等一系列注入诗人个性色彩的意象，构成了范仲淹诗清正的风格”。作者还结合宋诗发展的历程说：“宋诗追求平易清淡的风格，一般认为至梅尧臣、苏舜钦而确立。其实，范仲淹的诗已早露端倪。从宋诗发展的历程来看，范仲淹的诗更值得我们重视。”张兴《理想的闪光和现实的投影—论范仲淹的诗》，总结范仲淹诗的内容和风格说：“或揭示北宋社会严重危机，呼唤政治变革；或展现其宽广的胸怀，闪射出高洁人格之光彩；或描绘祖国壮丽山川，而为自然山水之知音；或抒写现实压抑之沉吟，披露出多侧面之内心世界。范诗主载道，重教化，诗风淳朴浑厚，以真诚感人，叙事写景亦多清丽之作。”“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优秀的作家是当之无愧的。”程杰在《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中指出：范仲淹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责任感，其发为诗文便是开济自期、尚友古人的阔大情志的抒写，这是范仲淹诗文创作的基本主题，他继承了儒家“比德”的传统，同时又把隐者之志与儒家道德操守观联系起来，赋予隐士以道德风教的积极意义，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比复古先驱王禹翶等人远为清越雅逸的意态，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综合山水审美之乐与道德人格之义，道德之庄严崇高与情趣之优雅超逸趋于兼美的可贵倾向”，体现了宋初以来处于对立之中的两种士人传统的融合。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散文的代表作，也是一篇在研究中存在一些分歧的作品。向德方《〈岳阳楼记〉再议》一文认为，《岳阳楼记》中反映的“仁人”观点，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中保守而落后的部分”，它在当时的作用是消极的。江天《范仲淹与〈岳阳楼记〉》则认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表现的思想，虽然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也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张泉《简谈〈岳阳楼记〉的评价问题》认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为封建统治阶级而忧，所谓“仁人”是一些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兢兢业业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人物，他们比一般人能更早地看到封建统治的危机，为之忧虑，加以消弭，“在实际上，也就是能事先防止和坚决镇压人民的反抗”。另外，《语言文学》1960年5—6期温蠖的《范仲淹和〈岳阳楼记〉的写作》、《长春》1963年8月号冯其庸的《情与景会，情在景中——读〈岳阳楼记〉》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谈了该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关于《岳阳楼记》的赏析和讨论文章一直是范仲淹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如杨海明的《〈岳阳楼记〉是传道之文》指出，范仲淹描写岳阳楼的真正原因，“是在于借此传播一番自己做人立身的大道理”，“从文章的思想性来说，《岳阳楼记》所达到的思想境界，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最高水准了。就连儒家学说的经典作家们，恐怕都未易达到这个高度”。他还指出，这是一篇“借着叙事、写景、抒情来发议论的妙文”。程杰在《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也认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说法是继杜甫“穷年忧黎元”之后，“以一个大政治家的身份把儒家济时抱负发挥到了极致”，“在范仲淹看来，无论是沉溺于一己之得失的骚怨，还是游心于物表之感性的欢乐，都是一个仁人志士所不取的”。他还指出，这一精神是在对传统士人精神内容进行反思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青年诗人王令
王令是受到王安石极大赏识的短命诗人，生于明道元年（1032），嘉四年（1059）病逝，年仅28岁。程千帆、莫砺锋在《王令评传》中说：“王令在短促的一生中，尽管贫病交加，穷愁潦倒，但始终没有停止诗文创作。他留下来的70多篇散文和480多首诗歌，奠定了他在宋代文坛上的地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沈文倬校点的《王令集》，校点精审，书后附录的研究资料也较为完备。
王令诗歌的特点，主要在于气概雄壮。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论王令的诗歌说：“他受韩愈、孟郊、庐仝的影响很深，词句跟李觏的一样创辟，而口气愈加雄壮，仿佛能够昂头天外，把地球当皮球踢着似的，大约是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了。运用语言不免粗暴，而且词句尽管奇特，意思却往往在那时候都要认为陈腐，这是他的毛病。”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才华的优秀诗人。可惜才高命短，未能施展他的抱负。他留下的诗篇，大都暴露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自己的远大抱负，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又说：“王令的诗，无论叙事抒情，都具有开阔而雄健的特色，确如他自己所说那样：‘浩歌不敢儿女声’。”其雄伟的气魄、阔大的气象，在宋人诗中是极其难得的。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说他的诗歌“热情奔放，想像力丰富，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特别指出其《梦蝗》诗，具有“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创造性的表现手法和奇崛可喜的风格”，“接触到了阶级社会中最根本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问题”。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将王令看做“既能体现雄健豪放的审美追求和济世热情，又能在艺术上独树一帜”的代表人物，说他的诗歌“写豪情壮志，但没有李白的那种飘逸。虽也豪迈，但却蓄含着悲愤，渴望建功立业赢得‘万古名’，可也有壮志难酬的‘虚老’心绪。因而诗里的浩大无涯之辞就不纯是带浪漫情调的想像夸张，而是内心郁结不平之气的喷发，给人以峭劲狠重的感觉”。并认为：“从石延年、苏舜钦到王令，这个时期诗人的豪迈往往带有狂介的意味，是一种有意不同于流俗的努力，是由对当时社会政治不满而激发出来的，因而极易衍变为峭硬怪奇。”
吴汝煜在《论北宋青年诗人王令及其诗歌》一文中说：“从王令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成就来看，他是欧、梅提倡的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的诗歌，体现了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作者将王令的诗按内容分为四类：同情民生疾苦；抨击吏制黑暗；抒发爱国激情；批判传统思想。他还将王令诗歌的艺术特点概括为：粗犷豪迈，气象阔大；多用比兴，形象鲜明生动；奇崛警迈，别开生面。吴允高的《万里常为客，孤愤自潸然——北宋青年诗人王令的一生》，说王令的诗歌主要是与友人的酬答唱和之作，主要叙述了自己的生平志向与人生态度，为温饱而四处奔波的苦难生活，基调比较低沉，不少诗篇深刻反映了连年的灾荒与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剥削给民众带来的疾苦。王锡九《论北宋扬州诗人王令的七古》一文，细致地分析了王令的七言古诗，指出其内容主要是抒怀言志与应酬赠答，其主要特点是“奇崛警迈、排健拔”，“慨叹英雄失落，沦落困顿，愤世嫉俗，凄苦激壮”，并指出其长篇多于短篇，长篇最能表现他的才力、诗思，“多用赋法，尽情地铺写和议论，起伏变化，腾挪翻卷，但又筋骨呈露，脉络清晰，词句创辟，气势雄劲，格调奇古，特别讲究夭矫变幻，翻空作有，力求生新，奇特怪异”。文章还分析了王令用铺陈手法，在诗中多用虚字、杂言，有意使诗歌散文化的创作特色。张福勋《王令诗风成因探测》将王令怪奇、峭险、气概阔大的风格形成之原因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作者具有狂放不羁的气质和昂头天外的气派；二是他那种性喜幽僻、自我封闭、自我压抑，经常苦闷、忧伤的个性；三是王令吸收了韩孟诗那种格调高古、词句奇崛的特点，那些重句奇语、笔力恣肆、钩深入微处，深得韩诗三昧；而那些自叹穷苦，写诗寄“我悲”的作品，又写得峭拔冷僻，蕴含悲愤，深受孟郊诗的影响；四是与诗人的病症——甲状腺机能亢进有关。
彭深川《北宋王令的竹赋和藏芝赋》，从文人群体研究的角度指出：王令颇能代表北宋江、淮一代青年诗人的特色。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坚信儒学的实用价值；持复古以维新的理想；怀超群脱俗的志气。“他们以经典为文学根源，以韩愈为尊崇或反驳的对象，以描写社会之不公道现象为任务，他们把同时代的欧阳修作为文学模范。”这里说的“他们”包括王安石、曾巩等大散文家，他们的诗“无论戏作、偶作，也大多保持正经严肃的语气”。
三、司马光、周敦颐的文与诗
因为司马光不以文学名家，所以研究者相对较少，文学史亦多不及之，惟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说他的文章“探怀以抒，文采不艳，亦不矜才使气，而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乃似蜀汉诸葛亮”。刘乃昌的《司马光评传》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文学价值在于：“它虽以编年方式叙述史实发展，但能把丰富而分散的史料用重大事件统摄起来，力避平均用墨，作到详略得宜，并注意了前因后果的关联照应，从而使行文重点突出，脉络分明，详而不芜，显示出作者高度的提炼组织材料的才能。”又说他以政治家的眼光论文，强调实用，反对华藻，其文风“言之有物，不事华藻，平平实实，朴素通畅，但却能情寓于辞，言尽其意”。宋衍申在《司马光文学成就述论》中认为，司马光“生在北宋新古文运动方兴未艾时期，与古文大家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等人有密切往来、互相应答的诗文，数量可观，关于文学理论也发表过不少见解”，所以很有研究的必要。该文认为，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把从先秦到北宋风格各异的文字融为一体；二是吸收了许多杂史、小说材料，增加了生动活泼的故事情节；三是善于描写战争；四是把宏观叙述与微观描写相结合。文章认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对欧阳修在古文运动中提出的文学主张的很好的实践。王锡九在《宋代的七言古诗》中，分析了司马光七言古诗的艺术特色，指出司马光的七古善于叙事，具有“用笔简练、文字省净”的叙事特点，并说：“司马光的七古，在风格上以爽朗劲健为主……无论是叙事、写景还是结构、境界，都显得转动自如，疏朗清健，流动畅达。”文学史“应该给他以一定的历史地位”。
周敦颐是理学的奠基人，贡献主要在于哲学方面，他的人格，也自然表现在他的诗文之中。梁昆《宋诗派别论》指出：“宋理学家亦独有其理学诗体，虽非诗学正统，然自具其习尚，未可便尽芟而不述也。若追溯理学诗体之起始，固亦当推周、邵、二程诸公焉。”认为周敦颐“为正统理学之始祖，闲居乐道，间以吟咏自遣”。陈建章《一派濂溪玉不如——周敦颐诗文散论》说，周敦颐的诗文所表现的思想也就是他的哲学思想，这个思想的核心，按照周敦颐自己习惯的表述方式，便叫做“诚”。杨光辉《周敦颐诗歌——理想人格的体现》说，周敦颐是“怀着重建理想人格之梦而构筑其思想体系的，其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其理想人格之化身”。文章分析周敦颐的诗风说：“一方面诗人主静、乐静，以朴素、恬静、洒落之创作心态，抒发对自然人生之体悟，诗歌风格上表现为清新朴素、平淡隽永；人格追求上体现出对颜回之学的向往之情。”“另一方面，诗人关怀现实，以积极入世的参与精神抒发对民生疾苦的关注之心，诗歌风格上表现出慷慨激越、沉郁顿挫之气，在人格方面表达了对伊尹之志的崇尚之意。”作者还指出：理学诗人对宋诗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研究和评价宋诗，是不能离开对理学诗人的研究的。梅俊道的《周敦颐的诗歌创作及其在宋代理学诗派中的地位》，对周敦颐在理学诗派形成中的作用予以强调。此外，周敦颐的《爱莲说》一文，由于被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流传，有关的赏析文章也很多，如《语文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6期陈瑞生的《〈爱莲说〉笺评》；《教学通讯》1982年第1期苏者聪的《〈爱莲说〉的思想和艺术特色》；《文史知识》1986年第7期刘光民的《短章寓深旨，妙语说莲花：〈爱莲说〉浅析》，等等。
四、沈括的《梦溪笔谈》
沈括主要以具有重大科学史价值的笔记《梦溪笔谈》闻名于世，书中记录了不少中国古代科技的发明创造，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但此书也有不少文艺方面的记载，据杨渭生《略述沈括的文学成就》统计，《梦溪笔谈》中有关文艺的记述70条，涉及诗文者41条。内容包括三点：关于北宋诗文革新的记述；关于诗歌的见解；关于诗文佳句的记录。充分说明沈括在文学上有较深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作者分析沈括本人的诗歌创作：“他的作品，无论是即景抒怀、叙事述古或是倾诉不平，沉郁悲壮，或是昂扬高歌、开阔雄健，或是描绘自然，清新闲适，多半是诗意独特，饶有情趣的名篇，显示出他的文学修养和写作艺术上的锤炼功夫。”邢志善《沈括的美术见解——析〈梦溪笔谈〉中关于美术的论述》，缜密翔实地分析了沈括关于美术的论述，认为《梦溪笔谈》中表现出对单纯“形似”的鄙视，是反对那种拘于形似的自然主义倾向，而不是反对写实。沈括说的“造理入神，迥得大意”的主张，以一个“理”字代替了“形”字，把晋人的“以形写神”，发展为“造理入神”，在艺术创作中把对可观事物表面形象的认识提升到了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探求。文章还指出，《梦溪笔谈》中提出的“以大观小”之法，是对“卧游”的审美理想下形成的中国山水画表现特点的一个重要总结，是沈括的独到见解，“它如实地道出了富有咫尺千里之趣的中国山水画所具有的一个‘妙理’”。沈括“随意用笔”、“用笔草草”的主张，是“懂得山水画的妙处不在于是否能精确地描绘出对象，而在于必须表达出大自然的‘天趣’”。此外，《梦溪笔谈》中的《雁荡山》和《活板》两篇文章，因选入中学教材，也有一些评析文章，如《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钱士斌的《〈雁荡山〉评注》；《语文教学》1980年第6期斯尔螽的《洁净平实，言之有序——谈〈活板〉的写作特点》，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