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中生有”之计表明：事情成败，全在于自己。曾国藩建立功业，从无到有，与他积极的心态相关。
曾国藩竭力主张保持积极的心态、进取的热情。这种主张是基于一个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判断：积极的心态是力量之源，是从无到有的推进器。这种说法是值得深思的。为什么有的人条件看似极好，却与从无到有总是无缘；而另一些人却在极为困难的况下，能够从无到有？一句话，成功者总是属于那些积极的人！
曾国藩二十一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中，意气自豪”。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种志向不能不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比如他在诗中写道：“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取湖南乡试举人，然后远离家乡京师会试。但两次会试都落第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曾国藩在功名仕途上的进取精神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强的意志上的。他写的《小池》就反映出这种思想：
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
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
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
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他还坚信“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苟有富必能润屋，苟有德必能润身，不必如孔子之温良恭俭，孟子之睟面盎背，而后为符验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不必如程门之游、杨、尹、谢，朱门之黄、蔡、陈、李，而后为响应也。凡修业之大，人必有景从之徒党。斯二者，其几甚微，其效甚著，非实有诸己，乌可幸致哉。”也就是说，人能够“呼风唤雨”，表面上看起来是权大势大，众人不得不从，实质上只有品格自立，才能号令天下。
他尤其对少年的锐意进取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将不肯为矣。”
当然，志向自信与豪迈不能流于真正的狂放，他还需要以那种笃实、百折不挠的精神与干劲去实践它。所以，曾国藩说：“虚心实做，庶几乎道矣！”
积极的心态和强烈的进取意识，使曾国藩在究心儒家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同时，更加倾心于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包括政治、法律、军事、社会民生。实际上，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学，与今日的经济学相比范围要大得多。我们由一副常见的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便可以看出当日经济之学，即是经世之学，亦是曾国藩的救国主义。
曾国藩在提倡经世致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在于他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使之明确地成为一个学术纲领。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之学与经济本来是统一的，但有时也容易出现“详于体而略于用”的倾向，所以他要将“经济”突出出来，使之与“义理”平列，从而避免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同时，如果说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主要还是一个“为文”之方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明确指出，他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是四种“为学之术”，从而大大扩大了其适应范围，并使之成为理学经世派的一个理论纲领。
要学以致用，就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乃至读书死，而必须把书上的知识同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早年在京做官期间，曾国藩便开始究心“实学”了，例如地理知识的学习，常常左图右书，彻底求索。从军以后，更是熟读兵法，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实践体会到，读书与用兵也完全是两回事。古代有些名将，如西汉的韩信、曹参，东汉的皇甫、朱隽，并没有听说他们著书立说；近代的戚继光，能著书立说，但其指挥的战事并不太大；像孙武这样的军事家，有实践又有理论，毕竟少见。所以说，读书与用兵完全是两码事。但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将军，就不能不读书，尤其是兵书。
为了攻克金陵，积累攻城经验，曾国藩曾翻阅过大量古籍，他曾写下数十篇越镇或越寨进攻而胜或败的战例，从中总结成功或失败的教训。有一篇就是探讨唐太宗亲征高丽的。说太宗攻下耽搁东、盖牟等城后，到达安市，将要决战，对方合兵布阵，长达四十里。江夏王李道宗说：“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太宗不应允。后来进攻安市，终于没有攻下。曾国藩评论道：李道宗请越过安市进攻平壤，这是一条充满危险但能出奇制胜的妙计。太宗不用其计，终于无功而返。
在所有关于战争的古书中，曾国藩最欣赏的就是《史记》中的战争描写，他说：“除班（固）马（司马迁）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帐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然而，即使是《史记》，曾国藩也是心存疑云的。同治十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就记下了他读《史记》的体会：
《史记》描述韩信击败魏豹，是利用木罂（小口大肚的木瓮）把军队渡过河去。其破龙且，是用囊沙（沙袋）堵住水道，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这样分析，魏豹以大将析直抵挡韩信，以骑将冯敬抵挡灌婴，以步将项它抵挡曹参，如此看来，那双方的兵马不下万人，木罂能渡多少人过河，至多不过二三百人，这怎么能取胜呢？沙囊壅水，不可渗漏，除非动用役夫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从事实上考虑，这两件事都不可信。
从个人角度看，一个人能否从无到有，与他对自己的期许和定位高下有着密切关系。一个自视甚高但又不狂妄自大的人，一个志向高远并能踏实肯干的人，无疑会有更大的从无到有的成功机遇。一个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浅，做一庸人而自乐，无疑则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凡夫俗子。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亦含此意。
练军伊始，他在请他的好友之弟出山的一封信中写道：
肥遁以鸣高，蔬食以自足，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乃市井寻常人的做法，决不应该是有作为的人所采取的态度。
在此，积极入世的心态跃然纸上。
带着这种强烈的入世心态，早年的曾国藩时时刻刻都在回应时代的召唤和国家的任用。他十分仰幕大唐名将郭子仪慷慨赴国难的人格，说：人们都说郭子仪功高望重，但他自己“招之未尝不来，挥之未尝不去。”“任国家驱役，不计个人荣辱进退，此是何等襟怀！”曾国藩感慨道：我今日所处，也不能不如此啊！
为了让自己融入时代的政治舞台中，曾国藩对朝廷安排唯命是从。皇上要他办团练，他就去办团练；皇上要他打武昌，他就去打武昌；皇上要他赴天津，他就赴天津；皇上要他灭捻军，他就去灭捻军。尽管有时他做得很勉强，很不情愿，但他还是竭力去做。说他自己就像欧阳修那样：“如有差事，尽心向前，不得避事。”
不得避事，这正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林则徐也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于当事，勇于承担责任，就是要积极参与，不当看客。尤其是在时局危难甚或是个人郁郁不得志之时，更不能做“世外桃源”之人，否则人世间倒未必真的是唯有“隐”者留其名。因此后来曾国藩在得知他的弟弟曾国荃想延长休假，暂不出山时，曾写信说：
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猝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信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到处皆坦途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有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成就一番大业的机率才会更高，从无到有的成功可能性才更大。这是曾国藩“从无到有”的成功启示。
曾国藩说：“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君子之处啬境，亦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
曾国藩之所以成功——从无实权到有实权，与其精明的判断，深刻的体察、准确的定位、适度的手法有关。关键的还有一条是：他巧妙地运用了“无中生有”之计。离开此计，便无法晓知曾国藩人生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