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计》第十计“笑里藏刀”曰：“信而安之，阴以图之；备而后动，勿使有变。刚中柔外也。”其大意是：表现出十分友好、充满诚意的样子，使对方信以为真，从而对我方不加戒备；我方暗中策划，积极准备，待机而动，不要让对方有所觉察而采取应变的措施。这是外示友好、内藏杀机的谋略。
“笑里藏刀”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指用甜言蜜语来掩饰其阴险诡诈的用心，在外表上麻痹对方，让他不生疑心，暗里却在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积极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在背后给他一刀。
有人明笑，有人暗笑；有人喜笑，有人苦笑。曾国藩擅长哪种呢？他又擅长藏住什么呢？《三十六计》第十计“笑里藏刀”，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人由于里外不一，做事出人意料。把这个问题和曾国藩联系起来，即为“天津教案”一事。
同治九年（1870）5月，天津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在事发前，天津四处有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传闻，并牵涉到教堂。正好当时法国天主教仁慈堂瘟疫流行，堂内收养的弃婴中有三四十名相继死去。有人看见，仁慈堂在某日半夜将三个裹有童尸的白布包运出城外；有人看见，郊外义冢被野狗拖出的童尸，胸腔已暴露，没有心肺，且有人指认为仁慈堂的弃婴。于是，天主教堂迷拐儿童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的事情愈传愈真。5月间，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卖儿童罪犯被天津官府拿获，经拷问，招认迷拐药为教民王三供给。消息不胫而走，天津群情激愤，商人罢市，书院停课。
5月23日，仁慈堂外聚集群众达万余人。这时，本来瞧不起中国人的法国领事丰大业，乖戾暴躁，拔枪击伤前来调查和劝阻群众的清朝官员，于是民众一哄而起，当场将丰大业殴成肉酱。愤怒的群众冲入仁慈堂和附近的教堂，杀死法国教士、修女、洋职员及其妻儿20余名。随后又焚烧了教堂、育婴堂和领事署，酿成举世注目的大命案。
曾国藩2月接任直隶总督，3月左眼失明，4月以来又患眩晕病，请假两月在家调理。就在这时，他接到5月27日发出的赴津查办教案的诏书。身为直隶总督，又是久孚重望的大臣，自然无可推托。随即复命应诏。
5月29日，曾国藩在《复陈赴津查办夷务折》中，提出自己的认识：办案原则是“立意不与之开衅”，即决不能因此命案与外国重开兵端，使君国置于危险之中；办案的关键是，“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抑或确有证据”；办案的落脚点为，一旦切实查明，务必“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
6月6日，曾国藩由保定起程，10日抵天津。只见天津街头民情汹汹，入城时各界人士数百人拦轿状告洋人，请总督大人为民做主。入衙刚坐定，四处条陈就雪片般飞来，有的说借津民义愤驱逐洋人，有的说联合俄英攻击法国，有的说调集兵勇以为迎战之师。这个时候，曾国藩才真正感到问题严重，民心不可侮。5月23日事件，从表面事实看，洋人被殴死男女数十，特别是殃及无辜。但从更深层的背景看，则是多年积怨造成的结果。自洋人入华以来，强行布教，时时与民众相冲突。而地方官僚委曲求全，处理不能持平，民众的怨气得不到伸展。因此，当事情发生时，群众采取过激行动，实际上是多年仇恨的大发泄。
这时，曾国藩心力交瘁，忧思难眠，虽然他历来维护名教，对洋人的异教有看法；虽然他也知道，从根子上看“曲在洋人”；虽然他一万个明白，只要维护天津民众，就会被举世称为大英雄，而为洋人查凶手，“雪洋人之冤”，就会遭万人唾骂，甚至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然而，此时的情况，却由不得他了。他致书通商大臣崇厚，表示“有祸同当，有谤同分”；又给儿子留下一封长长的遗书；还将驻扎在保定的刘铭传军四千人调来静海，随时听候进津弹压；万般就绪后，他发出“谕天津士民示”。曾国藩准备冒天下之大不韪，舍命去查办这一桩大案了。
天津教案令当时“市忠愤之名于天下”的清议派欢欣鼓舞。有人主张立即向法国宣战；有人建议依靠民众的义愤，一鼓作气，闭关绝使，驱逐洋人出中华；当时的内阁中书李如松还说，要趁此机会，焚尽在京的使馆，杀尽在京的洋人。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也在磨刀霍霍，各国军舰麇集海口。一位法国海军提督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答复，定将津郡化为焦土。”一位英国外交官也说：“天津教案，当时若将津郡地方全行焚毁，可保后来无事。”论实力，当时中国远不是英法的对手。形势万分急迫，曾国藩处两种力量的夹击之中。
摆在他面前的任务，首先是通过调查取证，认定事实。当时，朝野上下都相信洋人挖眼剖心做药材的传说，内阁学士宋晋奏称：“仁慈堂有坛子装幼孩眼睛。”连清廷给曾国藩的上谕中也说：百姓焚毁仁慈堂时，得了许多人眼人心，交给崇厚，崇厚隐瞒不报，都销毁了。传闻必须查证，逐一落实。
曾国藩的调查结果表明：王三虽然曾经供认授药给武兰珍，然而时供时翻，其籍贯也与武兰珍说的不同，又拿不出受教堂主使的证据；仁慈堂现有孤儿150名，经逐一询问，无一人系拐卖而至；教堂掩埋的童尸都有心有眼，“迷拐幼儿，挖眼剖心，有眼盈坛”之说，访之城内外，全系听闻，无一人能指实。
情况清楚了，接着就是“严拿凶手”。可是“此案事起仓卒，本无预先纠集之正凶”，动手者也是一哄而起，众拳交加，要找到证据确凿的凶手谈何容易。经“严立期限，昼夜追求”，仅得到可以正法者七八人。估计洋人“不肯服输”，又突破常例，变通处理，勉强将可以正法的人数追加到20名。这样处理，法国公使罗淑亚并不满意，他不断强调，地方官员是此案的主使者，应将“官员抵命”。后反复交涉，曾国藩无可奈何，只得将天津府县官员革职流放。另在经济上赔偿抚恤金46万两，重修教堂和仁慈堂。天津教案总算了结了。
曾国藩如此处理教案，全国舆论大哗。京师国子监学生奋起，将曾国藩在北京湖南会馆夸耀的匾额砸得粉碎，湖南反应更为激烈，“汉奸”、“卖国贼”之声讨不绝于耳，各地“责问之书”雪片般飞来，每日不下数百封。此时的曾国藩“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日内目昏头晕，心胆俱裂”，深深地陷入精神危机之中，他在直隶遭万人唾骂，已无法立足，清廷为缓和矛盾，于8月3日调他回任两江总督。但曾国藩却苦笑曰：“余自有一念”！根据曾国藩著述，我们推断，曾国藩这样做大概有一种舍小保大的念头。这是自私当头吗？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曾国藩经常用顾炎武的这几句话来勉励属员，是有深意、有苦衷的。想当年，太平军由广西而起，犯如惊雷，横扫千里，江南各省的督、抚、州、县，数十万绿营兵，望风而逃。而此时高居朝堂之上的“肉食者”，瞠目结舌，束手无策。满朝文武，谁敢南下赴难？这时的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带领的是失意的书生，朴质而有土气的农夫，居然迎头而上，从湖南打到湖北，又从湖北打到江西。然而，清廷对曾国藩却始终有畏忌之心，当曾国藩攻下武汉时，咸丰帝先擢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后又反悔，取消前命。使曾国藩长期处于客寄虚悬的地位，在江西“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你要我领兵打仗，又不给督抚实权，满腹苦衷，向谁诉说？后来，江南大营崩溃，清廷在万分紧急之时，才迫不得已把督抚重任交给曾国藩，其用心昭然若揭。
要探讨曾国藩“笑里藏刀”之计，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必须与他的应变之术结合起来看：曾国藩精通应变之术，并以之为处世立身的利器，终立于不败之地而纵横天下。曾国藩的变术思想正如孙子所说：“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强调精通应变之术的重要性，这一点从曾国藩的一生历程，我们不难辨识。曾国藩为学、修身、处世、治家、治国、平天下的策略无一不蕴藏着变术的思想，这也是他致胜不败的关键所在。古人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曾国藩能因势谋变，使乱世变治，穷则变富，贱则变贵，改变局势扭转乾坤，是乱世之中唯变而生的足智多谋，用变如神的变通智者。但在“天津教案”这个问题上，他“藏”的是什么，值得大家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