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运用“抛砖引玉”之计，可以讲是他对《三十六计》最精深的理解，他常与弟弟互通信件，谈自己对人生、对权位的理解，抛砖引玉，启发心智。
《三十六计》第十七计“抛砖引玉”曰：“类以诱之，击蒙也。”其大意是：用极相类似的东西去迷惑敌人，乘其迷惑懵懂的时候打击他。
“抛砖引玉”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在处事做人时，先给对方一点甜头，自己得到更大利益。即用小的代价，来换取大的收获，往往是自己付出的是一点点鱼饵，但钓上来的却是条大鱼。滴水之情当以涌泉相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正是“抛砖引玉”之计。
曾国藩运用“抛砖引玉”之计，可以讲是他对《三十六计》最精深的理解，他常与弟弟互往信件，谈自己对人生、对权位的理解，抛砖引玉，启发心智。
曾国藩于同治初年写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想干脆躺在棺材里算了，也许比活在世上更快乐。越这样想，焦虑越多，公事越繁，而长眠快乐之期更是杳无音信。
可是在这种时候，曾国藩又被升为大学士，责任越重，事务越多，被人指责也就越多。
曾国藩说：
世人都以官至极品为荣，而我现在真是把它当作苦恼的处境。然而时势如此，决不能置身事外，也只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宦海真是令人无奈！
当曾国荃打下天京却回家暂时休息时，曾国藩像算卦先生一样，为其卜算是出去做官还是继续在家好。他还说：在家应占六分，出去应占四分。但曾国荃耐不住了，总想早点出去。不久，清廷果真任命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曾国藩立即去信一封，千叮咛万嘱咐，核心是让老九“宦海之途当知畏”。曾国藩说：
我的情况如此，沅弟你的处境也不妙。你在山西，虽然清静，但麻烦也不少。山西号称天下富国，然而京城的银饷，大部分来自山西。厘金还没有改动，收入款项与道光年间相差无几，而开支款项则比以前大为增加。山西离京城又近，银钱账目的一丝一毫户部都清清楚楚。沅弟有开销太大的名声，现在既然担任没有战乱的平静省份的巡抚，那么在正务、杂务的各项款项就不能不谨慎节俭，账目上丝丝入扣。
外界正在拟议让老弟再次出山，赴任之处一定是军务棘手的地方。现在山西虽然还没有贼寇活动，但是圣上担心捻军进入山西，逼近京城一带。老弟此番上任，似乎应多带得力的将军，勇丁则就近在山西招募。南方人吃不惯面食，山西尤其买不到稻米，不像直隶、山东两省，还可以由大海或河运设法转运。弟弟来京，可以从安庆登陆，到徐州与为兄相会，畅谈一番。听说钦差大臣到达山西，实际上是到陕西查办霞仙（刘蓉）一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宦海真是可畏啊！
曾国藩比曾国荃年长十四岁，当他四十多岁时曾国荃也才三十，当他五十多岁曾国荃方逾四十，所以曾国荃总是比哥哥血气更旺，斗志更强。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血气一旺，遇事就欠冷静，就往最高处想，就不计后果，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于是麻烦也就接连不断。
当弟弟率兵收复了两个省之后，曾国藩便给弟弟写了一封信警醒他：
但这是不是说，曾国藩是一个自甘平庸的人呢？他将心比心地说：
又说：
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逊，也许这样可以处高位而无危险。
过去祖父星冈公常常教导人说：“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所以我们应在大功告成后，位高权重时，常常想到退引藏拙，我准备先行引退。我希望你平平和和干一二年，等我上岸以后，你再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
为官不能在小事上疏忽大意。在曾国藩看来，古代官场是一座“围城”。官场外面的人只知羡慕当官者前呼后拥，号令一方的荣耀，却看不到一入仕途，人生失去很多滋味、全无自由的苦恼。尤其是做大官的人，要免于失败，可以说无时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尤其是进退都不自由的时候，当官的兴致也就减去许多。康熙皇帝说：“大臣们头发白了，还不让你们退休回家，我有所不忍啊！可是朕哪有退休的时候？想到这里，你们就该多体谅啊。”不难看出，曾国藩对自己弟弟的“抛砖引玉”，是他人生经验的积累和运用。做人做事，必须谦虚地接受别人的意见（所谓“砖”），引发出自己的良计（所谓“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