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擒贼擒王”之计意在向要害问题开刀！这一计在曾国藩的实战中，表现为他总是试图治住一帮人的贪心，以此擒住他们的贪欲，擒住他们的贪心。
曾国藩重视法制，主张法治的重要表现是，既不能任意赦免，又不可随便赎罚。他称赞西汉匡衡、东汉吴汉不愿赦，三国时期刘备、诸葛亮不谈赦。认为赦免会使子孙不肖，士兵傲慢。曾氏虽说赎有定数，不排“过失”、“老疾”，似乎特殊情况可以赎罚，但他又强调“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主张有罪必得罚。
这种不准赦免与赎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和一律依法办事的原则；但不免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和没有掌握好时宜，并反映了他严厉惩罚农民起义军的立场和态度。
曾氏重视执法人才的品格、才识，要求执法者既公又明，为民便民，否则立法再好，也会“全失本意”。他强调“任法不如任人”。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对后来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如清光绪年间刑部尚书薛允升说：“有法治而无治人，法亦系虚设耳”。“有法治尤贵有治人。”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认为，执法人才之重要，不仅在立法，更在执法。他说：“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
曾国藩主张认真执法，重视执法人才；而执法人才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吏。官吏有维护政权，保证实行国家所定法律的责任。但因他们有权，也可破坏法律的执行，借用法律谋私利，毁法坏法。
曾国藩以法治吏有其特殊的手段，首先明确为官任职是为民，并将管理钱粮、狱讼视作为民的主要标尺。曾氏采取培养、甄别、选举、考察等方法选拔官吏。对于官吏的要求是平等待人，不贪污不受贿，用人唯公唯贤，不唯私唯亲。对于谋私、受贿、害民之吏，惩治严厉，立即斩首，“就地正法”。自《汉律》、《唐律》及以后历代法律，对贪污受贿、谋私害民的官吏，均有惩治规定。如《唐律》将“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列为“六赃”之三。正如薛允升所说：《唐律》之受赃，俱指官吏而言，枉法为重，不枉法次之，所受监又次之，故载在职制律。”“职制律”是专门考察、检查官吏行为的法律，受贿、坐赃为其重要内容，并要求官吏廉洁，严惩贪污腐化。曾国藩关于选举、考察、培养官吏及以法处理谋私、受贿的思想和主张，继承了汉、唐以来任人唯贤和严惩贪官的优良传统，对于晚清政治特别是地方政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对后世也具有积极意义。
曾国藩在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军事镇压活动的同时，便对所辖地区的吏治进行了整顿。曾国藩认为地方是全国的行政机构的基础，整饬吏治也必须由州县做起。为此，曾国藩亲手制定了约束州县官吏的《劝诫浅语十六条》，作为各级地方官吏廉洁奉公的准则。从“十六条”的内容中反映了曾国藩对于整饬吏治的态度。“十六条”包括了劝诫州县、劝诫委员、劝诫绅士、劝诫营官等各四条：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
宅门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外，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讼。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乂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剖辨，谳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奸恶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家事以厚生。
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交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薄敛以纡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迷徙一空。
四曰崇俭朴以养廉。
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其他还有劝诫营官四条，劝委员四条，劝绅士四条，这十六条，曾国藩命刻印成册，使州、县官人手一册，希望他们能将不贪财、不沽名当作座右铭。
曾国藩不辱圣命，峻法的刚挺之气令奸佞之徒胆战，令小贪官为之忐忑，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
我们来看曾国藩这份陈折便可略知一二：
直隶风气的败坏，竟是各省所未听说过的。我到任以后，不得不大力整顿，把清理积案，停止任意摊派作为头等大事。严明法纪，违者严惩。我自认自己不是铁腕人物，就在近期的江南之治也是很宽容的，但是如今在直隶却严厉起来。那些贪官污吏有的致信来保全自己，有的坦白所为希望得到宽恕，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我随时亲自察问，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之吏治得到整肃的成效。假使一年半载风气能够稍稍好转，也就不难达到民安世平的目的。我初任直隶，就认为这里如果不采取刚猛措施就不能惩处贪官，这也是应该预先说明的。
为了峻法，曾国藩敢于冒杀头死罪，犯颜上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上面那道有关惩治贪官的折子，是在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七日上奏的，而后两个月整，曾国藩又上了这样的一折，参劾直隶劣等官吏：
一个多月来，我所见的官员有很多，从他们那里所听到还是令人鼓舞的。希望从此风气能有所好转。现在我把所察罪极的十一人列单呈上，恭请圣上一看。虽说不十分确实，但是臣确实多方察问，不敢轻信旁人，不敢稍带个人成见。另外还有十几个未曾察明，等两三个月后，详细察清再据实上奏圣上。严重的仍罢官斥责，不能犯同一罪过而惩罚有所不同，案轻的令其改过自新，对他们应该重在劝诫而不在严惩，藩臬两司所开贤官与我调查相符的，我也分作两次呈圣上一看。
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到朝野抨击。但是曾国藩没有退却，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坚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他在给弟弟的家信中也直书自己的看法：
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贤能的人无所畏惧。如果犯了这个过失，那么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韫师近日来圣上对他也有些冷淡了，如果更是事事多迁就，那么这些人更加放肆。我近日对待属下改变不明事理的做法。马上派人到三省秘密查寻，也只是革去那些特别差的人。
曾国藩的廉矩之名朝野共仰，声名有加，而一些同僚却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原因是他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竭力主张查办，并且要擒贼先擒王。
重点突出，就是主次分明，不去做出力不讨好的事情。这样就要想明白后再做事，而不能不负责任，随意而为。这就是曾国藩的“擒”计。
曾国藩强调办事和做人权衡利害，把握轻重，要特别注意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
“擒贼擒王”之计意在向要害问题开刀！这一计在曾国藩的实战中，表现为他总是试图治住一帮人的贪心，以此擒住他们的贪欲，擒住他们的贪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