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道伐虢”之计在曾国藩的实战中可指他对人才的利用，即“假”大家之手去成己之事。这就是他“大家都是好帮手”的观点！
《三十六计》第二十四计“假道伐虢”曰：“两大之间，敌胁以从，我假以势。因，有言不信。”其大意是：处在两大敌对强国中间的国家，当敌方以武力胁迫它屈从时，我方必须凭借强势，立即派兵前去援救。对于处在这样困境中的国家，只做空口允诺，却无实际行动，那是不会取信于对方的。
“假道伐虢”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要求做人者找一个“假道”的理由，实现其实际意图。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找出一个个合情合理的借口，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假道伐虢”之计在曾国藩的实战中可指他对人才的利用，即“假”大家之手去成己之事。这就是他“大家都是好帮手”的观点！
先秦时四大公子各养门客数千人，以应付各种事务。曾国藩的麾下也集中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薛福成说曾门幕府是“播种之区”，“众流之汇”，“故其得才尤盛”。曾国藩和谋士之间首先有合作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故多年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请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于率军“东征”之始，即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抱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查，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罗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辄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遂有爱才之名闻于全国。由于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以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救星，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崇拜。由于清王朝政治腐败，等级森严，刘山藩篱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拥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空有一片“血诚”，满腹才华，而报国无门，升发无望，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另外寻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识分子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之苦，徙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需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士林，但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一与相识为乐，一与交游为荣。所有这各类人物，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同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幕僚们助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们升官发财。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真是出尽了力，效尽辛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即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现仅以曾国藩直接指挥的一个湘军支派“曾湘军”为例。它连下安庆、江宁两座省城，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立下第一功，是湘淮军中最为突出的一支。如果把它比喻为一个人的话，曾国藩及其幕府恰如它的头和躯干，作战部队则恰如它的四肢。四肢不仅靠头脑支配其行动，还要靠躯干供应其营养。西汉初年刘邦在向诸将解释为什么张良足不出户而封赏最高时，曾把战争比为狩猎，以猎人喻张良，以猎犬喻诸将，称指示之功胜于奔走之劳，诸将为之悦服。而在安庆、江宁两役中，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尤有筹饷之劳，可谓功兼张（良）、萧（何）。自1860年6月至1864年6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1600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没有它湘军早已饥溃，何成功之有？曾国藩所谓“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绝非夸大之词，至于曾国藩刊行《王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等重要书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更是离不开幕僚的努力。否则，他很难挣得洋务派首领的地位。
曾国藩对幕僚的酬报亦为不薄。众幕僚入幕之初，官阶最高的是候补道员，且只是个别人，知府一级亦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他们有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的连秀才都不是。而数年、数十年间，红、蓝顶子纷纷飞到他们头上，若非曾国藩为他们直接间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鸿章的经历就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于1858年末入曾国藩幕，后又因故离去。郭嵩焘劝他说：“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国藩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李鸿章听其劝告，重返曾幕。果然，青云直上，步步高升，一二年间位至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同曾国藩之间已是双峰对峙，高下难分了。试想，如果李鸿章不回曾幕，能够如此顺利吗？恐怕要谋得按察使实缺亦并非易事，虽然他此时已是未上任的按察使衔福建延建邵道道员。
当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这种关系的维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曾国藩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说明这种情况的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冯卓怀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劾革职。冯卓怀是曾国藩的老朋友，一向对曾国藩非常崇拜，为了能朝夕受教，曾放弃条件优越的工作去当曾国藩的家庭教师。曾国藩兵困祁门之时，冯卓怀又放弃四川万县县令职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后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国藩的当众斥责。冯卓怀不能堪，决心离去，虽经曾国藩几次劝留皆不为所动，最后还是回家闲住，宁可丢官职也不能忍受曾国藩对自己的无礼举动。李元度是曾国藩最困难时期的少数幕僚之一，数年间患难与共，情逾家人，致有“六不能忘”之说。不意其后曾国藩两次参劾李元度，冷热之间悬若霄壤。究其缘由则不外“改换门庭”四字。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同幕僚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主从关系，其维系纽带全在私谊。私谊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是神圣的，高于一切的，任何一方如有违背，这种关系即会解除，甚至造成私怨。但在关键时刻，都能假道伐虢，互为帮手。事实也如此，不管你本事再大，不善借几个能人，是绝对打不开人生局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