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肉计”还有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一个人要吃得了苦，并且是别人不能吃的苦。而要吃这种苦，首先就得有一定的忍耐力。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具有超强的自制力和忍耐力的人。
同治五年（1866）曾国荃抵湖北巡抚任，因与总督官文不和，遂上疏劾之。清廷令他剿捻，但屡次失败。为此，曾国荃心情抑郁，经常发牢骚。曾国藩请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去信“慰之”。但曾国藩仍不放心，以自己坚忍成功进行现身说法，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给他的九弟曾国荃信中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曾说我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求自强；因而引用谚语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两句话是我生平咬牙立志的口诀，不料被申夫看破。我在庚戌、辛亥年间被京师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被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都是打脱牙的时候，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军之败，三县之失，也颇有打脱门牙的迹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只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为妥。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已颇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里，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内几乎没有任何力量组织反抗了，而东征太平军的曾国藩也接连失利。决战湘潭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攸关大局。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注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确实，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太平天国政权只有在真正实现了划江而治的条件下，才具备发动北伐的可靠基地，夺取全国政权才有可能。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枯而消亡。曾国藩认识到了湘潭战场的重要性，急派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又调水师总统褚汝航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天国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使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志矣。”
湘潭之战的胜利，改变了对曾国藩黑云压境的形势。然而曾国藩未被胜利冲昏头脑，当另一部湘军在靖港大败后，遭来咸丰帝一顿数落与指责，嬉笑怒骂，无所不至！并将曾国藩革去了礼部待郎之职，“责成其戴罪剿贼”。
在这种艰难的境遇下，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役的惨痛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
在曾国藩看来，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其政治原因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其组织原因是良莠不分，勇懦不一。同时他还深刻意识到：最初投奔他来的人，非亲即故，且抱着各种目的而来，因为台面小，所以凡事多让，久而久之，连原则也丢失了。他认识到，一旦条件有所改善，局面有所打开，就应破除情面，以正视听。他检讨导致湘军缺乏纪律的原因，主要是他过去治军强调以道义相号召，用忠义感召部下。而且，湘军的骨干，与曾国藩都有密切的关系，不是同乡，就是同学，或者是同僚。他过去总觉得对他们无法用法纪来进行约束。这样，在湘军内部，实际上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
曾国藩体会到，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时事艰难，贤人君子大半潜伏不出，我以义声倡导，同履艰危。故诸人起初跟随我，并不是为了利，我对他们也就难以绳之以法。其致败实由此缘故。
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顿。经查，湘军岳州大败，敢于同太平军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条件，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五千人。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葆的打击很大，多少年后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命罗泽南跟随其出征。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扩至一万余人。在衡州、湘潭修造船支，与此同时，除湘军本身的扩充以外，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二千，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计一千余人。在困境中持此种态度与行为的人必当是一个具备成功素质的人。至于能否成功，用曾国藩的观点，还要看“天意”了。
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曾国藩在生活和修身方面的做法，可以说已接近了祈求苦难的境界，他一生恪勤恪俭，谦谦自守，日夜劳苦，因而铸就了他成功品性的重要方面。在军事生涯中，他虽还没有刻意地追求磨难和不幸，但磨难和不幸不期而至的时候，他却具有高度的自知之明和有力的调整能力，从而使失败变成了成功的铺路石。
曾国藩自己也是一个着眼于大局、对小的失败或挫折能淡然处之的人。攻占天京后，曾氏兄弟功成名就后也招人忌恨。尤其是锋芒毕露的曾国荃更是如此，仿佛不回籍“养病”就不能平息众怒一般。曾国藩对他说：我们兄弟已占尽天下难有的功劳，这段历史怕是要载入史册的。至于那些怨谤的话，已无足轻重，听之任之吧。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几次都处于仰食他人的困境，这是他最无奈的事情，也是他坚忍品格的最为顽强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