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为上”之计提供了这样一条经验：知足即可退，不能总有填不满的欲望。曾国藩得意之时，强调“势不使尽”、“弓不拉满”，深得进退之道。他在同治七年（1868）的一篇日记中写道：
人生最苦于不知足，方苞讲汉文帝终身常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天子的职责，最善于形容古人的心曲。大抵人怀愧对万物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具，修德之门径。比如觉得上天待我深厚，我愧对上天；君主待我恩泽优渥，我愧对君主；父母待我过于慈爱，我愧对父母；兄弟待我非常友悌，我愧对兄弟；朋友待我恩深义重，我愧对朋友，这样就觉得处处都是和善之气。如果总觉得自己对待万物无愧无怍，总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上天对自己刻薄，那么觉得处处都是违戾不顺之气，道德因自满而会受到损害，福分会因骄傲而折减的。
但是，藏锋是为了出击，如果一味地“藏”，也就谈不到“锋”了，因为没有试验的机会。曾国藩对其弟曾国荃的复出及帮助李鸿章稳定两江总督一职，集中反映了他“有藏有露再试锋刃”的高超谋略。
他在家书中写道：
沅弟进退的决定，我以前的信中多次提到，说是腊月底的信才是确切的信息。近来深思熟虑，劝弟出山的意思只占十分之三四，而劝老弟潜藏不出的意思竟占到十分之六七呢。
部中新立规矩很多。像我这里遇到的金陵续保一案和皖南肃清保案全被驳斥，其余小事也动不动就遭到驳回。主官等对于负责官员、有功之臣，责备极为苛刻，措辞极为严厉，让人感到寒心。军务方面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头绪极多。
与我等共事的诸位，容易发生矛盾，稍微言辞脸色上有所表示，众人就批评为倚仗有功、傲慢不驯。如果考虑出山，实在恐怕会呕气的时候多，舒心的时候少。如果考虑潜藏不出，也有要仔细筹画的。大约才气高起的人，一般都不甘于寂寞，如同孔雀开屏，喜好自己炫耀文采。林则徐晚年家居，好与方面大臣谈论时事，因此与刘制军玉坡合不来，又想出山。近年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再次出山。这两位都有超过常人的才干，又受到在其老家的官员所排挤，所以不愿意长时间在家隐居。沅弟虽然积久劳顿，而实际上并没有能完全发挥他的才华，恐怕是很难久甘寂寞的。眼下李筱泉中丞待他很好，将来假设与地方官不能相安无事，难保不会静极思动的。
依我观察世事变化的丰富经验，默默地分析时局，所以劝沅弟出山的占四分，劝沅弟隐居的竟占六分。因为长期隐居不易做到，所以这事要由沅弟心中自行做主。为兄与澄弟不能完全代替他拿主意。我以前所说的腊月再定确切消息的大致就是这样。
可是不多日，朝廷下旨任命曾国荃为湖北巡抚，曾国藩又表示“大慰群望”，劝其弟赴任。
及时悔过，是曾国藩趋吉避凶、主进主退的又一剂良药。他说：
我觉得近年来给我帮助最大的只有一个悔字诀。前些年我总认为自己有很大本事，能进能退，既可在朝为官，又能隐居田园，还常常盯着别人做得不对的地方，自从丁巳年（1857）、戊午年大悔大悟以后，才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本事，许多事情上也能发现别人做得对的地方。所以从戊午年到现在这九年，和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致上是以能立能达为根本，以不怨不尤为表现。立，就是发奋自强，站得住的意思；达，就是做事圆融，行得通的意思。我这九年以来，努力戒除做事没有恒心的毛病，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择将领，训练士卒，也很用心。这都是在自强能立方面下的功夫。起草奏疏、公文，无不反复斟酌，从没有一句过头的话，一个自夸的词，这都是在办事圆融练达方面下的功夫。至于怨天本是我所不敢的，尤人却常常难免，但也都是随时可以强制克服的。如果你想自我警诫，似乎可以学为兄丁巳、戊午两年的悔悟，然后努力鞭策自己，这样一定会大有进益。
曾国藩在给家人的信中还说：“立”、“达”这两个字：
我曾经在己未年（1859）给你的手卷里写过，你也时时刻刻想着自强自立，只是在做事练达之外还缺少一些体验，在不怨天不尤人方面还做得不够。我信中的话都是对你随时指点，劝导你努力自制的。赵广汉原是汉朝的贤臣，以星相有杀戮大臣的征兆，而弹劾丞相魏相，结果灾祸却应验在自己身上。这件事情应该引之为鉴。心里总暗自想着一个悔字，则没有什么不能挽回的。
可见，曾国藩的“知足而退”，即为“走为上”之计。
“走为上”表明：进进退退是一种战术。人既应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骨气，又要有躲避狂风暴雨保存自己的机智。这也是一个成功者必备的智慧。
“走为上”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走为上”之计是指做人者在自己的力量远不如竞争对手的力量时，在其他各方面也均不利自己的情况下，不要和对手硬拼，以卵击石，自取失败，应该采取“走”，即回避的策略，避开竞争，转劣为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