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得意
解放后，我在上海光华附中教高一的中国历史课，用的教科书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自知肚子里没有多少货，教高中历史是不够资格的，于是拼命地买书、看书，给自己补课。沈从文晓得二姐底子不灵，也支持二姐学习，送了我不少书，现在我的书架上还摆着他当年送的《东洋读史地图》、《东洋文化史大系》等书。
站在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们来玩的地方（1953，苏州）
教了一年半书，我开始不满足，脑子欢喜乱转的毛病又犯了。当时上海每区有一个中等学校历史教学研究会，光华附中属北虹口区。在一次会议上，我就教科书中一些问题，如年代不全，许多内容与政治、文学相同，缺乏趣味性等提出了意见。参加会的老师都鼓励我说，提的很好，你写出来吧。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听人家夸我，一高兴，写了两万多字，寄给上海《人民教育》杂志。他们没有登，又把稿子转寄给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我不知道这些，也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我绕世界转了一周，却还从没有到过北京。1951年春节，我带儿子到北京玩，就住在沙滩中老胡同兆和、从文的家里。一天，从文拿着1951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问我：“二洁（姐），弟格（这个）张允和是不是妮（你）呀？”我拿过来一看，是一篇公开回答各界人士对历史教科书的质询的文章，占了几乎一整版，标题是《敬答各方面对教科书的批评》。再仔细读过全文，不得了，提到别人的意见不过一两次，却五提张允和，如：
张允和先生在批评我们的“高中中国历史”时说：“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优良的科学、文学、艺术、哲学……高中同学，需要了解自己的历史上文化进展的情况。”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没有充分以中国历史上伟大事变、伟大人物、伟大创造来具体生动地刻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面貌，以激发学生爱国热忱，这是首先应该指出来的观点上的错误。
张允和先生又指出，我们的中学历史教材中对于“历史各民族没有系统的说明”，“讲到各民族的关系，不容易叫人联系得起来”，“在各章节中只说到许多奇怪的民族名字，而没有说出各民族的源流和关系，使读者摸不清头绪，好像这些民族是突然出现的”。
张允和先生指出：“历史教科书应以历史事件、人物为主……这样才可以了解社会各方面的进展，不是平面地静止地讲述社会经济状况就能够达到教学目标的。”
张允和先生把“高中中国历史”上册中讲到年代的句子作了一个统计之后说：“……一本历史教科书只有三十几处表明年代是不够的。”“全书没有用公元纪年作为线索，一会儿公元、一会儿年号、一会儿某帝几年。尤其是春秋战国，公元、周天子几年、鲁史纪年，又有秦宋诸侯的纪年，把春秋战国的年代混淆在一处。”这些意见指出了我们的历史教材的写作方法上的一个严重缺点……
我大为得意，反反复复地看，把催我吃饭的三妹和沈二哥晾在了一边。
就因为这篇文章，当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先生将我推荐给出版社，并很快把我调到了北京。
我只身来到北京，参加了新编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我为自己四十出头又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高兴得不得了，想尽其所能大干一番。
二 下岗
我高兴得太早了，到北京还不到一年时间，“三反五反”开始了，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老虎”。说我是地主，曾分到过两年租，还说我是反革命，要我写交代。这是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吓坏了。交上去两万字的“交代”没有通过。紧接着，我的家就被彻底翻了一遍（那时不叫抄家），别的我都不在乎，因为本来我也没什么东西，但最让我难过的是，他们居然把周有光及朋友给我的信都拿走了。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夫妻间的信居然被别人拿去当材料“研究”，简直是一种耻辱，刚刚“得意”过的我被击倒了，甚至觉得整个生活都完结了。
我好动笔，到北京来工作后，常给周有光写信，我们互相信任，夫妇间什么话都讲的。我有一次写信给他，说我收到一个相识了几十年的“小朋友”的信，信中说他已爱了我19年，你猜这个人是谁？周有光在回信中幽默地一本正经地猜：是W君吧？是H君吧？那么一定是C君了？就因为这些英文字母，被审查我的人说成是特务的代号，我又有了一顶帽子“特务”。他们要我把所有的字母都改写成名字，写出详细地址，供他们查找。
我含羞蒙辱，无地自容，不吃不喝，也睡不了觉。夫妻间的一点“隐私”都要拿出来示众，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我的精神整个垮掉了。原本我的体重就只有82斤，两个礼拜又轻了两斤，只剩了整整80斤。张允和和周有光在苏州怡园（1953）
我的牙床开始不停地出血，到医院一查，是齿槽骨萎缩，医生说如不抓紧医治有很大危险。我以此为理由要求请假回上海治疗，得到批准。行前，我忐忑不安地找到那位主管此事的副社长，口气很谦和但态度很坚决地说：“如果我确实有问题，请处理我。如果没有，请把我爱人的信退还给我。”结果他们把信全部退还了，我接过来时，觉得比火还烫手，烫得我心痛。
我离开了沙滩，离开了北京，临走时不敢回头。
回到上海两个月，我的牙齿拔得只剩了三个，第三个月出版社来函催我回去，我的牙还没装好怎么能回呢？按当时的规定可以请六个月的假，可到了第五个月，我接到出版社的信，告诉我不要再回来了，工资发到十月（六个月的）。我从此没有了工作，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就下岗了。
我这个80斤重的老虎，只好养在家里了。
三 焉知非福
“不要再出去做事了，家里的许多事都没有人管，老太太（婆婆）的年纪也大了，需要照顾。”有光向来尊重我自己的选择，他这番话的意思我明白，是想把我从那种愁苦的情绪中拉出来，顺理成章的一句轻松的话，过去的一切不快都淡淡然烟消云散了。
我这才安心做了46年标准的家庭妇女，没再拿国家一分钱工资。真正成了一个最平凡的人，也是一个最快乐的人。
有光建议我回苏州散散心，在自己的娘家，在弟弟的精心安排下，我玩得很开心。五弟一家陪我走遍了小时候留下足迹的地方。旧时的曲友欢聚，拍曲按笛，《游园》、《佳期》又回来了，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快活呢？
再回到上海，我已经完全摆脱了恶劣的情绪，又恢复了原来的我。每星期六请唱花旦的张传芳教我昆曲，我们把《断桥》、《琴挑》、《思凡》、《春香闹学》、《游园》、《佳期》的身段谱一点点搞出来，昆曲于我，由爱好渐渐转变成了事业。我没有完，结缘昆曲，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
“塞翁失马”，时间越长我越体会到这是一种幸运。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