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索尔仁尼琴的巨著《古拉格群岛》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书名"古拉格群岛"听起来像个地名，其实不然，所谓"古拉格"是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个具体机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文字头缩写词的拼音。在俄罗斯民族，人们往往把"岛"看作是遥远的、难以到达的、与世隔绝的所在；许多岛虽然由于某种共同特点而成为群岛，但他们毕竟还是各自孤立的、相互间不能通行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作者把"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管辖下的全苏的劳改营比作由一个个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劳改营孤岛"所组成的"群岛"。
"群岛"上的政治囚犯，遭受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摧残与折磨，索尔仁尼琴的名篇《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对此有入木三分、令人难忘的描绘。
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些政治囚犯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斗争来改善自己恶劣的生存环境，只要他们能团结起来，拼死抗争。"他们只要做出很少很少一点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们不珍惜那条反正已经没希望了的生命，并且团结起来。"在书中，索尔仁尼琴还特别举了一个"整批在一起的外国人"抗争成功的例子。
"有时候整批在一起的外国人，例如日本人，得到了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的一个惩戒劳改点，押来了四十名日本军官，即所谓'战争罪犯'（尽管天晓得究竟他们对我国犯了什么罪）。正是严寒季节，又是干连俄国人都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买帐派'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几个人的衣服，好几次打劫了他们的面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着长官们的干涉，但长官们自然是只当没看见。这时他们的作业班长近藤带着两个高级军官，晚上走进劳改点长的办公室，提出警告说（他们俄语讲得很流利），如果对他们的暴行不停止，明天两个申明了志愿的军官将实行切腹，而且这只是开始。劳改点长马上意识到在这事上可能栽跟头。此后两天都没有带日本人出工，伙食改为正常标准，然后调离了惩戒劳改点。"
索尔仁尼琴在讲述了这个故事后，不禁感慨道："为了斗争和胜利所需要做的原来是多么少啊--仅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了的。"
在我看来，日本人抗争胜利的原因不全是具备"舍得一身剐"的勇气，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日本人能抱成一团。可以设想，如果，哪怕有一个日本人不愿意在必要时"实行切腹"，那么，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其他人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日本人抗争成功的例子使索尔仁尼琴认识到，前苏联当时的知识分子正因为像孤岛一样相互隔绝，不能拧成一股绳，他们的抗争才无一例外地遭遇失败。
索尔仁尼琴讲述的这个例子让我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训："枪打出头鸟。"很多懦弱而精明的人，在遇到麻烦或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往往默不作声苦等"出头鸟"横空出世为他们伸张正义，而他们自己则袖手旁观，指望坐享其成。这些精于算计的人，在内心深处，打着这样的算盘：如果"出头鸟"的抗争成功了，自己自然可以分一杯羹；如果抗争以失败告终，风光的"出头鸟"自然会沦为遭殃的"替罪羊"，自己则因为作壁上观，定然毫发无损。然而，问题是：如果人人都打着这样明哲保身、坐享渔利的如意算盘，那么，谁会铤而走险去当"出头鸟"呢？如果谁都不愿意做"出头鸟"，"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可悲局面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关于由"出头鸟"沦为"替罪羊"，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
1922年，北大经蔡元培校长提出，校评议会通过决议，要收讲义费。此事引起学生不满。1922年10月17号下午，有几十个学生拥到红楼前请愿，年轻气盛的学生当场和校长蔡元培发生冲突，蔡校长大怒，宣布辞职，当天去了西山。学校召开紧急校务会议，将此次风潮定性为"学生暴动"，并认定学生冯省三"唆使在场外学生入室殴打"，"应即除名"。在校方的压力下，几个学生领袖经过商讨，一致通过决议，说是"二三捣乱分子，别有用意，利用机会，于要求取消讲义费时作出种种轨外行动"，同意将冯省三除名，并称"如再有捣乱行为者，誓当全体一致驱逐败类"。校方对此结果表示满意，这场风潮也就在皆大欢喜中结束了。
风潮结束一个月后，鲁迅就此事写成短文《即小见大》。在文章中，鲁迅说："讲义收费的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一个人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小呢"。正如著名学者钱理群所分析的那样："其实，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冯省三不过是一个替罪羊，把一切都推到他身上，大家--从闹事的学生到宣布辞职的校长、教职员--都可以下台。"唯一的倒霉蛋便成了这个曾经的"出头鸟"，后来的"替罪羊"--冯省三。冯省三成了学生和校方媾和的筹码--学校保全了面子，学生得到了实惠（讲义费到底取消了）。鲁迅对此愤愤不平，他在文章中说："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
在中国历史上，冯省三这样的悲剧人物并不鲜见，他的遭遇浓缩了绝大多数"出头鸟"们的命运：始则为大众振臂一呼勇做"出头鸟"，终则被大众反咬一口沦为"替罪羊"。久而久之，人就越来越"聪明"，再也没人愿意做冯省三这样的"呆鸟"了，于是，"出头鸟"渐成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的"珍稀动物"了，而一旦没有了领航的"出头鸟"，乌合之众自然难成气候。
回到索尔仁尼琴所举的例子，我们发现，在这四十名日本人当中，是没有"出头鸟"的，或者说，四十人皆是"出头鸟"，这样一来，四十人就抱成一团"砌"成一堵铜墙铁壁，自然难以摧毁；倘若四十人中，只有一个或几个"出头鸟"，其他人则抱着明哲保身的心态作壁上观，那么，四十名心思各异心怀鬼胎的人就成了一盘散沙，定然无所作为。
鲁迅曾说："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我想，一个团体或民族倘想"抱成一团""众志成城"，那么这个团体或民族的每个成员都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也要有敢于担当的气概，倘若其中有人（哪怕是一个）不愿或不敢承担责任（只想坐享其成、坐收渔利），那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个团体或民族将因此失去凝聚力。不想承担责任的人多了，一盘散沙的顽症也就形成了。
走笔至此，笔者想起民国初期的一个重要人物蒋百里。此人称得上是民国初期难得的军事人才，他和蔡锷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1905年，蒋百里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又去德国第七军深造。二十九岁那年，蒋百里即担任著名的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其任期虽只有短短半年，但他的影响却无与伦比。当时的保定军官学校的学员都记得，蒋百里在做简短就职演说时曾有过这样一番话，他说，如果自己不称职，"当以自杀明责任"。在学员看来，这不过是一句过激的玩笑。然半年后，意外真的发生了。一天，蒋百里在召集学生训话时，有感于自己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下，不能实施建军报国大志，便以沉痛的心情对大家宣布："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就是一枪。
令人悲哀的是，即使生活中偶或涌现出如蒋百里这样敢于承担责任的英雄，人们给予他（她）的往往是不尊重、敬仰，而是讥诮、嘲讽。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曾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套用郁达夫这番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没有敢于承担责任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生物之群；有了敢于承担责任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