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丹尼尔·奥弗
精神分析领域将要出现的最新、最重要的观点来自海因茨·科胡特（1913—1981）。当年，受人崇拜的埃里克森离开主流的精神分析学去摸索普遍性，相反，科胡特却自始至终骄傲地顶着“精神分析先生”的头衔。从20世纪40年代末直到60年代中期，他在狭小的正统精神分析学界，忠诚而勤恳地（也是悄悄地）守护着精神分析的火焰，不让它熄灭。他在芝加哥大学（他也是该院的教员）和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等无数机构兢兢业业地担任着委员。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整个70年代，科胡特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向精神分析学界的许多僵化观点发起挑战，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深入思考人类行为的替代方法。他的目的是重新定义精神分析学，为它注入新的活力，而不是像许多严肃地向它的理论发起挑战的学者那样，跟它一刀两断。科胡特后来把他的著作叫做“对自体进行精神分析的心理学”。
科胡特对心理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的深远影响表现在几个方面。像弗洛伊德一样，科胡特也形成了一种连贯而有趣的方式，用概念来解释人类的行为，这种方式对放宽我们研究历史的视野兼具理论相关性和方法可行性。此外，科胡特也常常思考心理史学，写了许多引证广博的题外话，他甚至还写过论历史学的专题论文（虽然部分文章尚未发表）。他对历史的主要兴趣与本书的主题——领袖有关。科胡特的文章从自体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心理传记新的意义，论述了群体行为中隐含的心理问题，最重要的是，论述了领袖与追随者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
科胡特在他的著述中经常对历史人物进行简单的勾勒，他认为这对说明要点是有用的。举例说明，他的一篇论文《自恋的形式与变化》（1966）现在已经成了经典，在这篇文章中，他以温斯顿·丘吉尔为例来说明夸大的自我、本我和超我在决定一个人的人格时如何相互影响。
丘吉尔小时候曾经害怕被小伙伴追上，想跳过一道沟壕。结果，他重重地摔下去，摔晕了，好几天以后才恢复知觉，几个月以后才重新下地走路。这件事在丘吉尔的一生中并非孤立事件。他似乎拥有一种奇特的能力，能在看似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自己解救出来。科胡特怀疑，丘吉尔在事业之初，他的夸大狂多年来都没有彻底得到控制，虽然后来“他达到权力的巅峰，内心的平衡发生了转移”。不过，小时候，丘吉尔差一点因为冲动的夸大狂而丧命。科胡特写道，丘吉尔当时之所以跳下那道沟壕，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以为自己会飞。
这种夸大狂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正如科胡特在他论述希特勒的各种题外话里经常指出的那样。在1971年对镜像移情的讨论中，科胡特指出，任意改变世界的控制幻想频繁地出现在一些病人的脑子里。更具体地说，科胡特揣摩了希特勒的“康复了的精神病”（healed-over psyhosis），在1907年到1913年间科胡特凭借这项研究摆脱了孤独和孤立状态，开始崭露头角。希特勒的这种精神病的中心是“犹太人侵略了德国领土，他们必须被彻底消灭的固执念头”。
在这些心理传记性的旁白中，科胡特从来没有试图对所涉及的人物进行全面的分析，也不打算撰写埃里克森所谓的“生平史”。他选择性地采用了丘吉尔和希特勒传记的部分证据，是为了解释说明而不是分析。在这个过程中，科胡特提示了一些心理传记研究的新思路，虽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使临床资料的讨论变得丰富。科胡特的榜样显然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就曾经创造性地用文学、历史、人类学和政治学的例子让理论讨论变得活跃。而且，科胡特和弗洛伊德一样，也认识到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
但是科胡特喜欢插入一些心理传记的花絮，这些花絮比它们乍看上去具有更高的方法论价值。首先，我们研究心理史学习惯于从一个人早年的生平入手，而科胡特对自恋的密切关注开创了一种可能性：从这个人的人生较晚时期收集多种证据。虽然认真的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尽量避免退回到研究对象的童年（因为从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物的婴儿时期终究是找不到证据的），但是，通常的做法是把理论重点放在驱力和多种客体关系上，这往往迫使心理史学家不得不随意重构研究对象的成长发育。科胡特避免了这种倾向。所以，丘吉尔的夸大狂的例子是牢固地建立在丘吉尔本人真实可信的自传基础上的。
弗洛伊德学派的驱力理论容易把不够谨慎的传记作家带入隐秘的、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涉足的领地，即一位重要人物的爱与恨、无意识的幻想，以及他与自己同时代人的象征性互动。科胡特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他的整个自体心理学——却允许观察者对我们明确看到的事物进行分析：一个人的目标和抱负、他的思想以及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他一生努力的典型特征。
科胡特用群体自我的概念来思考大的、复杂的群体甚至整个国家，但是这个概念相当含糊。乍看起来，这个概念似乎不过是又深奥又抽象，让人想起熟悉的讨论国民性格的问题。然而，科胡特用群体自我这个概念来定义隐含的群体内聚力和分裂的心理基础，他的群体自我的定义是每位个体的相关经验聚集起来的总和，即个体在短暂或持续地融入群体时最突出、最鲜明的经验。科胡特认为，群体自我的斗争情况像个体自我的斗争一样复杂，两者是可以直接类比的。因此，群体形成并且始终保持团结，部分原因是他们拥有共同的自我理想，弗洛伊德早在1921年就描述过这一点。科胡特认为，群体还具有共同的“主体相连的夸大狂”或者夸大的自我，它提供了重要的凝聚力。群体还有共同的理想——即千丝万缕的宗教、文化、政治线条被编织到我们的遗产当中——这是群体自我相互融合的重要基础。这个观点最有趣的应用是科胡特的研究，他用它来讨论精神分析小组的群体自我怎样把弗洛伊德理想化。科胡特在1976年提出，这个共同理想为他们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以避免自恋造成的紧张局面（比如羞耻），避免他们受到自恋造成的失衡（比如嫉妒、羡慕和愤怒）的干扰。
用概念解释群体行为的做法为我们看待许多老问题提出了新思路。举例说明，19世纪末德国理想化的群体形象以无所不能、独裁主义、政治和军事全能为核心，这种形象把父权制的家族模式和反民主的政治传统融合在一起。这种理想化广泛地引发了政治上的被动，而一连串的胜仗、帝国的壮大和经济活力的勃发反过来又助长了这种政治被动。德国群体自我的其他成分的核心是它居于世界主导、拥有灿烂文化的自大观念。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耻辱引起了极端的仇恨反应，因为德国群体自我凝聚力的整个基础受到了威胁。历史上表现为政治、社会和经济混乱的分裂开始出现。到一定时候，一个昂首阔步的小个子为德国人受到伤害的自我提供了易碎的、然而却是拼命寻求的自恋养分。接着他们开始了狂热的报复，“一个文明国家想要脱掉那层薄薄的令人不适的紧身衣，希特勒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渴望。”
然而，除了在领袖研究的上下文，科胡特很少想到群体自我。因此他坦率地承认，他追求从历史的角度理解政治和文化，借以反映他在临床研究中发现的客体与自我客体之间总是而且必然相互交织的方式。几年前他作了如下表述：
历史学范畴的群体发展过程与精神分析学领域的个体发展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临床情况下是与单个人即分析师有关，移情的建立和克服都围绕着分析师。而在历史学范畴，调动了移情的是领袖或者充当这个角色的领袖群体。此外，历史学范畴原始的、不稳固的身份认同的出现总是与某位主导人物有关，这个人的存在能够让患病的群体自我立刻产生如释重负之感，而患病的群体自我渐渐变得坚定要经过一个缓慢的克服过程，克服过程中必须解释性地存在着许多活跃的、有影响力的头脑。推动社会走向健康的动力是个人在宗教、哲学、艺术和人文科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领域的创造活动。领袖与群体自我的疾病之间存在强有力的纽带，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和思想调动人们没有实现的自恋需求，指出走向重大社会变革的道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群体自我危机期间，宗教、哲学、艺术和人文科学的创造性就会缺失。在群体自我危机时期，创造性实验艺术的缺乏是非常明显的现象。一切领域的创造力都被扼杀了。没有人与患病的群体自我发生强有力的接触。由此指向了群体自我状况的日益恶化。
希特勒和纳粹过去是、现在仍旧是德国群体自我长期虚弱的例子。如果换了别的国家处在前希特勒时代，如果有人成功地调动了一切内在资源，当他们面对德国国民的群体自我结构所遭到的进攻时，他们能否成功抵挡？与德国疾病的相应问题相比，他们的群体自我结构短时间的毁灭是否可能不那么严重、不那么广泛？德国承受了外在的败仗。德国国民在遭到失败时缺乏保持群体团结的信心。德国建立国家的时间太短，还不足以产生安全感。它没能肯定自己，承担起把握自己命运的责任。它还很脆弱，它不仅必须靠外在的力量告诉它要相信什么，还要靠外在的力量告诉它它是谁。
在我看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必须支付战争赔款，这些打击似乎不应该被看做是德国准备用希特勒疗法来治疗自我疾病的心理基础。为了控制随之而来的自恋产生的愤怒，纳粹显然利用了德国人的敏感，让它服务于他们为了复仇的暴行和一场为了复仇的战争。不过，我们这里探讨的不是患病的群体自我的主要表征，而是隐含的自我紊乱的次要症状。疾病本身是沉默的，就像发生在单个病人身上那样。高明的心理史学家现在和回顾过去时必须寻找的，是一种群体压抑、缺乏活力、失去时空连贯性的感觉的证据。在喧嚣的愤怒背后是一种绝望，要求尊重与强大的自我理想相融合的合法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绝望，这些需求不仅没有在行动中得到回应，而且在希特勒之前没有用语言或其他象征手段得到有效的抒发和认可。我坦率地、毫不谦虚地认为，我的依据是我对人的自我及其体验和反应的深刻洞悉，它们是我用自体病理学对患者展开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得来的。我认为，德国在前希特勒时代的心理疾病不是由德国人当时所处的外在逆境造成的。当然，外在的逆境也很重要，尤其是逆境不仅表现为发生在强权和伟大范畴的失败和贫穷，而且发生在理想范畴。但是，真正的问题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母体，它能识别和认可德国人在面对外在逆境时群体自我的情感诉求。
在这个相对较新的领域，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在发生着缓慢的变化。科胡特或其他人的著作都没有提出万全的理论解释。毫无疑问，在一个怀着认真的兴趣提出历史动机问题的人看来，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标杆。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历史，才能拥有未来。这一章接下来的几篇论文指出了科胡特对心理史学领域近年来著述的影响之广。我们要进一步整合这门研究，澄清心理史学的一般目的。我们决心保持这条把历史学和心理学联系起来的脆弱纽带的学术活力。挑战摆在我们眼前。说一句莫里斯·森达克（Maurice Sendak）的玩笑话：“让闹哄哄的吵架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