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奥弗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这是最后一篇文章，它提出了作者在写作和编辑本书的4年间对领袖问题的思考。本文要讨论心理学的证据、领袖的心理史学研究的伦理问题及其在行为学和社会学方面的方法问题，因为它影响到证据的性质。我们还思考了“优秀”的领袖之所以能够胜任职责的心理素质。最后，我们探讨了领袖在核时代面临的困境。
关于方法
领袖的心理史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制约因素。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过领袖问题，所以能够集中关注过去的领袖、追随者以及事件发生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等一些有趣的心理学特征。心理史学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可以作出预测的地步，即未来的领导者基于他与追随者和所处文化的关系将作出何种反应。有的领袖在逆境中表现极佳，虽然他们看起来好像不具备成功的领袖必须具备的能力。还有一些领袖看似前途远大，却在危急关头一败涂地。这样看来，领袖研究与社会学和行为学的其他研究并无不同：我们不具备那种知识，不能预言谁将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行动。
近几年展开了一系列纵向研究，这本专著的一名合著者追踪了几名青少年从进入中学到大学毕业一年后的发展情况，可以对这个群体整体的精神健康状况作出一般的预测。我们预测，稳定而非变化是这些青少年样本的典型特征。换句话说，在中学里适应环境的青少年，中学毕业之后依然适应环境；反之亦然。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测是对的。精神健康的青年的比例接近于精神健康的青少年。这一点也符合样本所研究的心理畸形的青年比例。但两个群体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换句话说，有的青少年在中学时表现良好，在大学和大学毕业后却表现出显著的精神病态；反之亦然。就个人而言，我们不能预测谁将表现得好，谁将表现得不好。其他研究人员也发表过类似的研究结果。社会学和行为学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从个案研究转向了群体的统计学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群体的统计学标准，据此作出对群体而非个体的预测。此类研究仍有待展开，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就此对某位特定的领袖作出具体判断。
但是，我们可以从一般原则和群体标准的角度，扩展对领袖的了解。如本书所述，虽然存在上述问题，对领袖的个案研究至今仍是有效的，因为我们必须了解领袖与追随者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相互交织的更多特点。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有助于我们掌握更多的具体要素，了解哪类领导人在什么情况下表现较好。
因为我们没有上面谈到的这种预测能力，所以，像格林布拉特（Greenblatt）那样建议由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成立委员会，由它来判断和决定谁要竞选、谁不要竞选美国总统，我们认为是荒谬的。社会从这样的委员会得到的只能是极其主观、别有政治动机和高度个人化的观点。
精神病学资料被明显误用的一个例子是1964年在精神病学家间展开的一份调查。其中一份问卷要求精神病学家回答，他们是否认为巴里·戈德华特将成为“神智正常”的总统。不料，戈德华特却没有当选。许多人认为他是好战分子。而当选的林登·约翰逊上任后，继续大力推行美国参与毫无希望的越南战争的政策。回答了问卷（一小部分精神病医生，还不到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5%）的人们没有采访过戈德华特，就认为后者不适合当总统。后来，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发表文章表明了立场，这个精神病学家的官方组织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这样做是不合乎道德的。
我们认为，精神病学家即使采访了候选人（像格林布拉特建议的那样），也不可能保持客观的态度。心理学证据的性质决定了它很容易被滥用。如前所述，研究人员可以用来得出观点的基本资料几乎是不存在的。他们的观点高度个人化，带有明显的个人癖好，而研究人员则常常具有隐秘的动机。心理史学家完全可以研究自己喜欢或者厌恶的领袖。但是，我们相信，心理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在研究自己崇拜或鄙视的领袖时，会遇到许多困难。例子俯拾皆是。研究者鄙视研究对象的，有弗洛伊德和布利特对威尔逊的研究、布罗迪（Brody）对尼克松的研究。研究者崇拜或者迷恋研究对象的，有卡恩斯（Kearns）对约翰逊、布伦曼-吉布森（Brenman-Gibson）对美国剧作家克利福德·奥德兹的研究。我们还觉得，人们在研究一位明显极端病态的领袖如希特勒或者70年代的乌干达独裁者、“非洲屠夫”阿明（Idi Amin）时，心理问题似乎只是整个心理状况的一部分。为了理解一个社会为什么允许特定的领袖出现，我们还必须搞清楚群体现象（即追随者）的心理学性质，搞清楚领袖行使职责时所处的特殊的心理史学背景。
对心理史学的一条反对意见是，心理史学家没有丰富的联想，而联想则是密集的心理疗法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可是，正如克劳伯（Klauber）所说，心理史学家有一点优势，他们了解一位领袖从童年贯穿整个成年时期真实发生的事情。除了克劳伯的话，我们认为，如果研究人员遵循下列6个基本前提，领袖的心理史学研究将会更有意义：
1.对当前活跃的领袖的心理传记研究很难开展。虽然也可以得出有趣的看法，但偏颇几乎不可避免，它们往往是心理传记，而非心理史学研究。我们的观点是，当前活跃的领袖也可以研究，但必须把他放在社会政治背景下、放在他与追随者的关系的框架内认真分析。在这些范畴开展领袖研究的例子，见本书第12章和13章。
2.心理史学研究提出了研究人员应该注意的几个道德问题。由于心理学证据的性质使然，研究人员应该避免研究自己对之怀有格外强烈的负面感情的领袖。美国当代10位总统的名字必然在我们大多数人心里留下不同的印象，引发不同的感情。也许，只需把他们的名字按照先后顺序逐一列出，就可以说明问题：胡佛、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和里根。
3.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一位领袖是否具备领袖天赋，必定是在经过足够长的岁月积淀之后。
4.我们对具体领袖进行事后的心理学剖析时，能够对他形成清楚的认识。采访过去或者现在认识他、与他打过交道的人们，采访他的亲朋好友，是大有好处的。不过，研究人员必须一再提醒自己，收集资料时必须兼顾认识这位领袖的所有人——爱他的、恨他的、对他无所谓的。
5.领袖必须在其心理历史背景下、还必须与追随者一道展开研究。过去被反复研究的领袖被冠之以“浪漫”、“邪恶”或“富于戏剧性”等性格特点。所以，仅举几个例子，对肯尼迪、希特勒、拿破仑、劳伦斯和尼克松的研究都不少，却没有对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的全面的心理史学研究。精神分析过去一向把目光集中在偏常个性的研究上，近年来，才开始涉足研究正常人或者普通人。与此类似，心理史学也没有对平庸的领袖开展过研究。我们要收集许多平庸领袖的资料，这样才能拥有研究现代社会形形色色的领袖模式的基本资料。
6.采访与特定的领袖发生过纠葛的人物时，必须相对客观。研究人员必须形成我们所谓的“研究同盟”，使他收集心理资料的能力达到最佳，同时尽量削弱潜在的微心理治疗过程（mini-psychotherapeutic experience）的影响。访谈技巧的微小变化、个人的谈吐仪态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在采访者看来似乎无足挂齿，却可能使被采访者在谈话过程中吐露截然相反的真相，变化之悬殊令人惊讶。利夫顿在对“历史人物”的采访中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的心理资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人们为什么要说实话？人们为了在我们——采访人员面前掩饰自己，常常会歪曲自己的真实感受。有时候，他们还会歪曲事件的真相，说出他们以为采访者可能喜欢的信息以取悦对方。换句话说，他们想在我们面前掩饰自己的心理病态，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对他们的行为感兴趣。作为采访者，我们能否改变心理资料？能，而且，我们的确犯了与临床心理分析师截然相反的错误，致使我们看不到研究对象身上肆意泛滥的心理病态。临床人员有一种关注患者心理病态的倾向，这是他们所受的训练使然。对非患者的采访则容易犯矫枉过正的错误，即看不到采访对象身上明显存在心理病态。采访者有时不愿意追问更多的细节，毕竟，采访对象不是来接受心理治疗的。不过，作为采访者，我们也可以用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对心理资料加以改动，在不知不觉中与对方建立类似于心理治疗师—患者的关系。要想达到我们的研究—采访目的，就要形成“研究同盟”概念。我们相信，这个研究同盟能够让研究人员尽量不受歪曲，实事求是地看待采访对象。
现在，转了一圈，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一个问题：杰出的领袖具有哪些品质，尤其是关涉到核时代的领袖问题？在我们看来，弗洛伊德对领袖研究的恒久贡献，不在于他对性心理和性心理动力的认识，而在于他涉及领袖早年的经历怎样影响其成年以后的行为的理论。埃里克森贡献了“伟人”理论，他认为，领袖的个人问题反映了时代的一般问题，领袖通过解决自己所处社会的问题，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阐述这个原理的主要例子是路德和甘地。科胡特为认识领袖问题添加了自恋这个重要的新层面。原发自恋变成次发自恋，是正常的成长、成熟的一部分。领袖越健康，他的妄自尊大（原发自恋）就越少，他就越能把最早的无所不能的感觉（次发自恋）变成更具创意的渠道和品性（比如推迟满足、幽默感等）。
弗洛伊德、埃里克森和科胡特从个人动机出发描述了领袖，但是，只有埃里克森和科胡特同时也从追随者的动机和心理出发剖析了领袖。在我们看来，正常的发展似乎比病态心理的发展复杂得多。所以，我们要为认识领袖现象补充第三个层面。这个层面由当下经验、压力情况下的处事技巧和新形势下的学习能力构成。因此，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略服务局”发现，在训练营表现最佳者（类似于童年时代的经历）不一定在敌后的实际战斗中表现最佳。换句话说，一个人在某些情况下的表现与他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的活动无关。这一点跟领袖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历史记录最佳、最有潜力的领袖，就职后不一定是行使职能最有效的。
领袖：关键要素
领袖通常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历史时刻。一旦当选，大多数领袖都想在国家历史、甚至人类历史上留下自己的个人印记。研究历史的人们都很清楚，成功地渡过危机局面（比如战争）的领袖，在追随者眼中通常比那些在和平时代掌舵的领袖更崇高、更伟大。所以，我们认为最伟大的美国总统是华盛顿、林肯、威尔逊和罗斯福。没有什么比平庸无奇更让人反感的。这至少是约翰·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作出强硬反应的部分原因，那次危机比此前38年间的任何时候都把我们更近地拉向核战争的边缘。大致的原则是：任何一件大事，如果成功，都会给后代留下英勇光辉的记忆。
关于人格魅力之于领袖的重要性的著述甚多。领袖魅力被描述为“上天所赐”，只有少数领袖具备。这是一种特殊的才华，在追随者眼中，它似乎使领袖尤其能够号令民众。虽然领袖魅力的定义暗示一个人要么有、要么没有这种魅力，但是，我们觉得危机似乎能够诱发领袖魅力。显然，危机局势也可以激发领袖身上最不好的一面，这时候，人们看到的就常常是偏执、无能、悲剧性的领袖人物了。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危机简化了群体的构成，造成群体成员的退行，使群体暴露出最原始的一面。一个社会越是复杂多变，具有领袖魅力的领袖脱颖而出的可能性就越小。相反，一个社会越是原始，就越容易出现一位“掌握一切答案”的领袖。然而，在危急时刻，复杂的社会回归到原始的群体构成，它团结在领袖身边，再次让领袖洋溢着人格魅力，无论这位领袖是否具备这种魅力。稳定、繁荣、正常运行的社会则似乎缺乏极具魅力的领袖。
希腊人认为，雄心是健康的人类品格，领袖应该骄傲地承认这一点。我们认为，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雄心是一种高尚的本能；我们还认为，根据科胡特的理论，雄心在一定程度上是原发自恋的健康转化。两者都认为，雄心是健康的心理品质，领袖不应该耻于公开表达自己的雄心。依照对杜鲁门名言的解释，领袖必须能够吸收他担任领袖所产生的热量，否则他就是无能的领袖。
逐一列出“优秀”领袖的心理特征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我们所述，三组相互作用的变量始终存在：领袖本人的性格、追随者的需求和愿望、二者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历史时期。个性要素可以用多种方式加以研究。精神分析家用结构法来研究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人心理学，思考本我、自我、超我和自我理想的问题。其他研究者则基于在人的一生中占据主导的发展影响因素形成了性格类型学，还有许多研究人员提出了关于个性和性格的理论，我们这里不一一综述。
我们这里选用的是在别处详细论述过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自我与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思想和感情的总和相一致。这些认识、思想和感情可以或多或少地表达为持续存在的自我规划或者自我体系，自我在其中被分成六个密切交织的部分。这六个自我分别是：身体的自我、性的自我、家庭的自我、社会的自我、心理的自我和适应环境的自我。
身体的自我。领袖应该有适当的健康身体，这样才不会妨碍他的表现。关于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由于身体病痛而遇到的问题，已经著述甚多。
性的自我。没有证据表明，性偏好或者性行为与领袖的领导能力有关。
家庭的自我。关于这个问题著述颇多，但尚未得出最后的结论。一个人的家庭背景与他成年以后的活动有关，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究竟有何关系还不清楚。一部分领袖克服了早年的创伤和冲突，还有一部分人则把童年受过的挫折发泄到追随者身上。
社会的自我。与他人融洽相处的能力对大多数执政者都很重要。领袖必须学会与他人协商、激发同僚身上最好的一面。为了有效地与形形色色、常常带有敌意的群体合作，他必须学会运用人际沟通技巧。
心理的自我。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他的幻想、梦境或者愿望——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喜欢思考、没有明显的心理症状的领袖在当政时会比较好过。如弗洛伊德所说，心理病态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领袖往往也不能免于心理困扰，比如神经质的冲突、心理问题，有时候更为严重的病态心理如明显的精神错乱等。毫无疑问，比较无趣的领袖往往也比较接近正常。所以，我们常常被那些具有明显的可察觉的心理冲突的领袖迷住，而不是与之相反的人。
适应环境的自我。领袖应该能够创造性地处理棘手的社会文化冲突，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案。领袖应该具备合理的智力和知识，这样才能洞察其中的问题。领袖还必须对自己的决定足够自信，并把这种自信传达给其他人。适应环境的自我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领袖要能承受执政的压力和重负。众所周知，压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可以造成严重的身体症状，它可以大大削弱领袖的能力。它还可以在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使领袖更为僵化，灵活性变小，变得放肆、放纵，而这时候本该更为灵活和克制才对。
核时代的领袖：评论
人类文明的历程只走过了1万年。从宏观来看，男人和女人从穴居过渡到较为文明的状态，几乎没有多长时间。人变得有爱心、负责，不那么暴力野蛮，这个演化过程极其缓慢。有证据表明，今天的领袖比过去1000年间的领袖在情感上更为稳定，较少冲动。吉朋的著作给人留下一种印象，那些罗马皇帝在位只有短短几年，却发生了无数纷争。暗杀在希腊、罗马和古代希伯来、赫梯（Hittite）、波斯和埃及比在今天更加司空见惯。乐于为事业献身的狂热分子相信，他的行为将为他赢得天国的位置，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不罕见。有趣的是，1979年，被伊朗挟持的美国人质最终安然无恙地返回了美国，他们既没有被伊朗人砍头，伊朗人运送他们回国的方式也别无不同。一定的调和和妥协似乎占了上风。
由于核时代潜在的破坏力，在理性的人看来，一定的妥协似乎必须占据上风。有人（如利夫顿）提出，20世纪，经过净化处理、更为卫生的杀戮手段会使杀人变得更容易。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人，我们不那么残忍了，因为我们不必再亲手把刀子捅向敌人。此外，技术进步能否让人更加轻松地表达本能的敌对心理，一直受到质疑。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答，不过，到了50世纪，它一定能够得到回答。
由于核时代特殊的危险性，今天，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信念的领袖也许比一个天性较为平淡、较少攻击性的领袖更危险。美国近几年的历史指出，美国由艾森豪威尔而不是约翰·肯尼迪统率，这个世界更安全一些。反过来，亚伯拉罕·林肯毫无疑问胜过詹姆斯·布坎南，如果布坎南在1860年当选，他的执政必然是灾难性的。个中缘由很难回答。
婴儿的渴望是人类处境的主要部分。父母把婴儿抱起来、抛到空中、把他接住，再神奇地把他放下来却不会伤害他，他对父母强大而了不起的力量也许有一种奇迹的感觉；这整个过程是愉快的，振奋人心的。一段时间以后，孩子钦佩父母的力气和见识。虽然孩子今后将会遇到许多次失望（父母再也不神奇了！），但是，对领袖的渴望始终存在于我们心里——就像婴儿眼中的父母，什么事情都能做到，一切问题都能解决。正是这种对无所不能的领袖的渴望拔高了领袖的形象，在追随者眼中，把它抬高到不切实际的高度。上述感觉基本上符合人性，上述反应也可以理解，但其结果却往往极其危险。
但是，我们总渴望得到更高力量的启迪，就像宗教和政治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体制所反映的那样。伟大反过来可以促进自我的扩展，在一个既具有挑战性、又非常复杂的技术世界，它不断地推动创造力以新的形式出现。可是，在核时代，用来克服这种心理需求的古老而熟悉的方式似乎不可能奏效。我们需要拉马克式的突变，然而，历史却只允许达尔文式的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