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的回族文学，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整个文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大致是新时期十年来才发展成熟起来的。
尽管回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文化传统，尽管自元代以来宁夏就已成为回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血腥压迫和经济上的残酷剥削，直至1958年自治区成立以前，宁夏几乎就没有产生过回族作家，更何论回族文学！
1958年自治区成立以后，宁夏有了哈宽贵、高深、王世兴等回族作家，他们虽然创作发表了一些“写回回”的作品，有的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就整体而言，尚停留在比较浅层的阶段，且势单力薄，形不成气候。不久，在“左”的思潮冲击、禁锢下，他们的创作也被迫停止。在新时期的十年之前，宁夏的回族作家尽管发表了许多诗歌、散文、小说作品，但大都缺乏民族个性和特色，形不成自己独立的风范和品格，尚不能构成美学意义上的回族文学。
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回族及回族作家主体意识迅速复苏和觉醒，宁夏的回族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根本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队伍的扩大、数量的增加和品种的丰富上，而且更表现在质量的提高和创作实践的深入发展上。具体地讲，新时期十年宁夏的回族文学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从自发到自觉的觉醒
“文革”结束后两三年内，宁夏回族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得到解放，创作、发表了不少作品。但这时尚缺乏理论的引导，创作实践是盲目的、不自觉的，缺乏明确的美学追求。这时期我们所看到的宁夏回族作家的作品是无个性的、自发存在着的。有的除了在作者的署名前冠以“回族”二字外，和汉族作家的作品毫无二致；有的作品中的回族人物除了山羊胡、小白帽、青坎肩外，和汉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没什么两样。1989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回族作家开始具有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意识，开始在作品中表现出自己民族的个性。标志这种变化的发轫之作，是马知遥的短篇小说《古尔邦节》和马治中的歌剧《马五哥与尕豆妹》。
《古尔邦节》大胆地突破了多年来形成的所谓“禁区”，正面、深入地描写了回族人民的节日和宗教生活。“古尔邦”意为宰牲，是伊斯兰教的三大节日之一，也是回族人民传统的盛大节日。过去，在“左”的思想支配下，宗教是被彻底否定的，文艺作品正面反映宗教生活是大逆不道的。尽管马知遥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左”的思想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顽固存在着，但作者从生活的真实出发，以强烈的民族感情，勇敢地迈进了这个领域，不仅以赞美的笔调，详细描写了古尔邦节的来历、仪式，回族人民的习俗、风尚，而且通过生动、形象的场面、细节，颂扬了他们美好的人情、良好的道德规范。作品字里行间虽洋溢着宗教色彩，但又将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着重表现了宗教生活中美的、善的一面，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真实、生动的民族生活画面。
《马五哥与尕豆妹》取材于回族民间文学，通过回族青年马五哥与尕豆妹的爱情悲剧故事，描写了民族地区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表现了回族人民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和对幸福自由生活的无畏追求。
这两部作品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风格与地方色彩，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标志着回族作家对文学民族化积极、主动的追求。自此以后，反映民族地区社会生活，表现民族地区特殊矛盾和斗争，描写回族人民美好的心灵，抒发回族人民思想情感，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民族风格和特色，开始成为宁夏大多数回族作家自觉的美学追求。
二、从表层到深层的开掘
尽管在新时期的前几年，宁夏的回族作家开始具有了自觉的美学追求，并且写了一些有民族特色也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他们这时大多注重的乃是视觉经验的描述，给人的仅仅是一种民族风情的展示，满足的是人们的好奇心理，基本上还停留在描写较浅层的生活表象上，没能表现出回族语言、性格、心理、宗教等，即深层结构方面的内容。
后来，随着回族文学创作实践的深入，回族文学理论的发展推动，回族作家开始走出民族风情的狭隘小圈子，对民族生活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对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创作了一批有一定深度的作品。如马知遥的“纳氏兄弟系列”小说，查舜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儿女们》，马治中的《西域回回》《“方”迷新传》，金万忠的《野鸭滩》，马中骥的《苦甘草》，马兰生的《索拉桥上的爱情》，蓝茂林的《黄土坡》，马存贤的《葫芦套》等短篇小说，和高深、马乐群、杨少青、何克俭、马钰、杨云才、贾羽等人的一些诗歌作品。
与以前相比，首先，这些作品开始由人的外部世界走向内部世界，深入地探讨和表现了回族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素质。如马治中在他的短篇小说《三代人》卷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只要你是回回，任你是谁，我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不是吹牛，这是本事，信不信由你。你问凭啥认？唔，这可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这无异于作家的创作宣言，表现了他探索、表现“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回族人物性格心理的积极意愿。《三代人》即是这种意愿的一个成果。作品集中、深入地刻画了苏万才、苏盼明、苏木撒三代回族人物形象。苏万才恪守传统，笃信伊斯兰教，“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言行都约束在《古兰经》规定的范围之内”，甚至打算让自己的孙子木撒退学念经，是个正直然而又比较保守的回族穆斯林。苏盼明既有父亲苏万才那样对宗教的虔诚，又能面对现实，理解并接受新事物，处于父亲与儿子矛盾的夹击之中，他既不忍忤逆父亲的意愿，又不愿毁了儿子的前程，是个思想尚处在中间交替阶段的回族人物。苏木撒则是完全不同于老一辈的回族新人，他尊重父辈、祖辈的信仰，但又走与他们根本不同的道路。当爷爷企图将他引向自己所走过的老路时，他不但积极、巧妙地予以反抗，而且用自己学到的新知识，生动、有力地教育了他们，使他们也开始对自己所走的生活道路进行新的思考。作品深入到回族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他们之间的生活观念、生活道路上的对立和冲突，塑造了老、中、少三代不同类型的回族人物形象，给人以真实、可信之感。
其他的一些回族作家，也都不满足于对民族生活的表层描述，而能注重于写人的内心情感世界，塑造出许多既有民族共性，又富有独特个性的回族典型人物，丰富了回族文学人物画廊。
其次，是深入到回族宗教、哲学、文化形态之中，形象地表现了民族的深层心态结构。一个民族的心态不仅反映在他们的言谈举止、制度礼仪上，而且集中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化形态中，特别是与他们有着密切关系的宗教中。回族人民由于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发挥着维系民族凝聚力的牢固纽带作用，因而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特别密切。伊斯兰教对于回族人民的心态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正确地反映这种关系，正面表现宗教文化，便成为真实表现回族人民心态结构的重要途径。为此，宁夏的回族作家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勇敢实践。查舜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儿女们》，不但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宗教气氛很浓的回族节日、习俗，而且引用、融进了大量的《古兰经》经文、哲理及其故事。这些内容，不是人为地堆砌在作品里面，而是与故事情节的展开、人物命运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人公海文，这个立志于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回族新一代青年，当他面临阻力，在前进的道路上屡遭失败，心情苦闷、烦乱，进而灰心泄气之时，是家乡清真寺那静穆、深邃的气氛荡去了他心头的阴云，是家乡虔诚礼拜的父老乡亲给了他坚韧的力量。当他按照回回人洗浴的规矩严格地洗净身体后，“遍体顿时有了一股清清爽爽的解放感，没有了紧巴巴的生活的绳扣，也没有了硬邦邦的光阴的钥锁”。而回族老人马存惠对他说：“只有具备了这两种美德（宁静和宽宏大量），人才能够屡遭挫折而不气馁，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备受伤害而不图报复。要像安拉在《古兰经》中谕示至圣所说的那样：‘你要原谅，要劝导，要避开人，你应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付恶劣的品行……’”这些话直接引用《古兰经》的语句，运用民族传统的哲学讲授了生活的哲理，使海文克服了狭小、急躁的心理弱点，胸襟更开阔了，气度更宽容了，精神更坚强了，从而走向了成熟。
通过这样的描写，作品不但表现了浓厚的回族文化色彩，而且比较深入地揭示了回族人民特有的思想结构和坚忍、内向的性格特征，这是难能可贵的。
再次，作品中表现出了批判精神。在正面表现民族社会生活，深入反映民族精神文化状态的同时，宁夏回族作家还表现出了自觉的批判精神，对民族的某些陈旧现象和落后人物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讽谏，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省和思考。如马治中的《山林儿女》对民族生活中的守旧现象发出了深沉的慨叹。马兰生的中篇小说《索拉桥上的爱情》对压抑回族青年的封建势力和传统偏见进行了血泪的控诉。马知遥的短篇小说《三七》，则在肯定回族人民正常宗教信仰的同时，对一些信教者的心态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这部作品主要写了三个人物，一个是回族老人三奶奶，一个是她过去的情人张侉子，一个是她（实际上有可能是他们）的儿子马占奎。三奶奶已苑园多岁，风烛残年。可是身为公社主任的马占奎，整日钻营请客，却不管老娘的吃喝，使她经常在封了一天斋后，只能啃干馒头。张侉子虽是汉民，但他对三奶奶有着真诚的爱，常省下自己的吃喝周济她。当三奶奶“无常”（死亡）之后，原本不信教，甚至跟他妈拧脖子瞪眼睛地说“天堂那么好？谁见过？咋没个人捎个信来说说？放着好吃好喝非要遭那份罪不可”的马占奎，却突然对宗教的礼仪热心起来，请了好多阿訇、满拉来大操大办地为老妈过“三七”，光礼钱就收了员万多元。而平日对三奶奶有情有义的张侉子尽管早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却没去凑这个热闹，不但没去过“三七”，反而将三奶奶临死前告诉他的本属于自己的一袋金银财宝散给了清真寺。
《三七》与马知遥以前发表的《古尔邦节》比较起来，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作家开始跳出了狭隘民族感情的局限，突破了单纯表现民族风情的小天地，对回族生活的表现和回族文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作品对于伊斯兰教的态度，与《古尔邦节》中那种一味赞美、肯定不同，而是将它仅仅作为一种信仰。无论是三奶奶临终前的虔诚也好，还是张侉子的皈依也好，他们对于宗教的信仰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宗教达到人生一种完善的境界，使自己的人格升华到理想的高度，使自己的灵魂得有归宿。而马占奎对宗教的态度，也是带有明显的个人目的，他将宗教当成了一种体面地捞钱的手段。这样，作品对宗教的表现，对于民族文化的表现，就寄寓了更为深厚、客观的内涵。与以前的作品比起来，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从单向发展到多面组合
新时期宁夏的回族文学，还经历了一个由单向发展到多元交叉、多面组合的阶段。最初，宁夏回族作家的发展道路是单纯而狭窄的，他们土的土，洋的洋，在艺术道路上各不相同，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一些人坚持走民族化的道路，对传统的文学形式、表现方法比较偏爱，便忽略了新观念、新方法的学习、引进；一些人主张文学要现代化，认为民族化会造成回族作家的局限，束缚回族作家的手脚，影响他们走向全国，因而他们的创作向中国传统文学看齐，而不注重文学的民族色彩。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大多数回族作家逐渐认识到，民族化与现代化不是彼此对立、相互排斥，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囿于传统，不注重外部动态，不借鉴、吸收新的观念和方法，会使自己的创作走向褊狭、保守、单调；同样，背弃了民族的传统，一味向外看齐，也有丧失自我品格的危险。将民族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的单向发展是不利于回族文学繁荣的。他们将民族化与现代化结合到一起，创作出了许多既有时代精神，又富民族特色的好作品，使新时期宁夏的回族文学创作走向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如，马治中基本上走的是民族化的道路，他的小说创作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注重刻画回族人物，反映回族生活。但他的短篇小说《信念》，既以现实主义的精神，真实、勇敢地反映了十年动乱时期回族人民所遭受的屈辱、他们心灵的痛苦，具有浓厚的民族生活气息，又借鉴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技巧，以意识流的手法统摄全篇，使作品显得更深沉、凝练，更富时代色彩。
再如，高深新时期复出时最初的创作是不注重民族性的。他那时写的诗歌目光是盯向全国诗坛的，《借花献佛》《智者多虑》等小说，也撷取的是对我们社会上常见的一些病态现象，予以鞭挞、嘲讽。它们不表现回族生活，也没有民族色彩。后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高深在坚持自己原有创作风格的同时，有意识地注重了民族性，并较好地将二者结合起来。例如，短篇小说《清真寺落成的时候》站在时代的高度，使用现代心理小说的表现方法，深刻剖析了一位回族青年和他的妻子由迷信而走向宗教的心灵轨迹，真实地描写和表现了他们的盲目、迷惘及觉醒，既具民族色彩，又富时代气息，反映了高深新的创作风格。
在这种多元交叉和多面组合的发展趋势下，在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发展道路上，宁夏回族作家积极实践，大胆探索，使宁夏回族文学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表现出了佳作纷呈、多彩多姿的可喜局面。应该说，这种繁荣景象不仅是新时期的十年前所没有的，而且也是宁夏地区回族文学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尽管十年来宁夏回族文学的进步是巨大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从严格的标准来要求，特别是横向比较起来，我们还有不少差距，还有许多薄弱环节与不足之处。
首先，宁夏既然是回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那么，回族文学就应理所当然地成为宁夏的主体文学、代表性文学。但是，新中国成立快源园年了，自治区也成立30年了，宁夏的回族文学还远远没能取得与它的民族相称的地位，宁夏在全国有影响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还都是汉族的，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遗憾。
其次，宁夏既然作为全国回族最大的聚居区域，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地方，宁夏的回族文学就应该成为中国回族的主流文学，成为中国回族的代表性文学。但是，目前宁夏的回族文学还不能担负这个重大责任，全国有影响的回族作家如穆青、胡奇、沙蕾、张承志、沙叶新、霍达、陈村等都在外省区，宁夏回族作家水平与他们尚有较大差距。
再次，宁夏既然作为全国5个省及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一，而且成立的时间也并不晚，那么，按照常理，宁夏回族文学的发展应与各自治区民族文学的发展大致同步，但是，据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有蒙古族会130人，新疆有维吾尔族会129人，甚至延边一个自治州都有朝鲜族会13源人，而中国作协的宁夏回族会员只有3人。
上述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回族作家的角度来说，今后应主要作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一，要有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下面两种倾向都是同样危险的：一种是僵化，自我封闭；一种是同化，丧失了自我，消融于共性之中。因此，对于回族作家来说，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现代观念是重要的，需要不断强调，但也必须保持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要有民族自觉精神，甚至在有的时候，后者更为重要。因为，生活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家，是不可能从根本上逃避时代精神的，而这也是对于无论哪一个民族作家都适用的共同要求。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正是民族的主体意识才使他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品格，才能独立于中国和世界文学之林。正如日本学者牧田英二所说：“说实话，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作家是没有时代精神的。站在一个外国读者的立场说，我更期望产生与本民族历史、命运紧密相关，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并反映民族现实生活的作品。既反映民族生活，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又能超越自己民族的文学作品是不朽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有普遍意义”。前一段时间，我们一些同志对文学的民族化持怀疑态度，认为文学民族化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障碍，牧田英二作为一个外国读者，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对我们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
当前，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回族文学在中国文坛上，在世界文坛上没有多高地位，国内国外很少注意、研究和介绍中国当代回族文学，而他们对于回族民间文学倒更感兴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为前几年的回族作家文学特色不够浓厚、个性不够鲜明，构不成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要了解、研究中国的文学，读汉族的大作家及其他兄弟民族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就够了，何必注意到你呢？
因此，回族作家首先必须要有个性觉悟，要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情感。近几年来的宁夏回族作家的民族自觉性虽然在不断增长，但总有一种自卑感，或表现为一种小家子气，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在作品中缺乏痛快淋漓的宣泄和表现，因而缺乏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二，要打破追随意识，发扬自立、创新精神。从以往情况看，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基本上是跟随汉族作家学创作的。这当然有它积极的一面，可以借助、利用汉族作家创造、积累的成熟经验，更迅速地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但在另一方面，这也容易养成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的依赖性、盲目追随性。宁夏一些回族作家正是这样。他们唯恐自己落后了，便将眼光紧紧盯在国内一些汉族作家身上，人家兴起什么“热”，我们也紧跟这种“热”，但由于宁夏地处偏僻，信息传播慢，因而我们老是慢半拍，老也跟不上。事实上，即使我们跟上了，也只能是重复，不会是创造，更不可能超越。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开动脑筋，独立创造，走出自己的新路子呢？
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在《一日长于百年》的“前言”中说：“像传说的文学作品那样，我将传说和神话等当作祖先的遗产，当作遗留给我们的先辈的经验利用于这部作品之中。进而，我还引用自己创作实践中的最初的幻想性主题于其中。然而，这些都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它们不过是一种思考方法而已。不过是认识与解释现实的手段而已。”他将自己民族的神话与传说当作祖先的遗产和经验利用于自己的作品之中，并且以它们作为一种独特的思考方法来认识与解释现实，这样就有了一种迷人的氛围和独特的魅力。我们的祖先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那蕴含丰富、富于色彩的回族民间故事、传说、歌谣、谚语自不必说，仅是一部《古兰经》，就给我们提供了多么丰富的内容啊！那古老的哲学观念与伦理道德，那神奇迷人的故事与传说，那闪光的智慧和优美生动的语言……这是一座真正的宝库，我们只要深入其中，是会大有收获的。如果说，《古兰经》还是古代阿拉伯人的文化遗产，那么，明代以后，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新特点，从而成为真正中国化了的回族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能很好的利用这些文化优势，利用我们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这些财富，创造出自己独有的文学思维、表现语言，新的美学流派、表现方法以及回族的这个或那个“派”呢！
当然，我们强调自立、创新意识，并不排斥对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横向交流。事实上，各国文化、各民族文化都是双向交流的。而且，正是这种双向交流、多元交叉才产生了各民族文学的变化与前进。但是，这种交流不能违背民族文化个性的法则，它只能是双向交叉、相互渗透、正常分途发展的，绝不能成为单向的、相互替代的、丧失各自属性和品格的。
三，要努力加强文化、生活修养。由于历史上的一些原因，宁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再加上回族过去社会地位低，有条件学习文化的人少，因而从整体上讲宁夏回族作家的文化水平不太高。有些从外地来的回族作家或近年从大专院校毕业的青年作者，虽然有一定文化基础，但对民族生活又不很熟悉。况且，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在他们面前又摆着一个知识更新的问题。因此，文化、生活功底问题是摆在宁夏回族作家面前一个紧迫而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进一步提高宁夏回族文学的发展水平是谈不上的。
近年来，宁夏回族作家虽然增强了民族自觉感，创作积极性也提高了，但这两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因而尽管写得很苦、很勤奋，但成绩不大，水平提高不快。而外地有的作家却很注意这两个问题。如张承志，他是研究生，是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同时又能经常进行“漫长的孤旅”，只身深入内蒙古草原、新疆大陆及伊斯兰的黄土高原，并且每到一地，将那里的乡亲们真诚地当作自己的父老，在思想、生活、感情上与他们打成一片，因而，他创作的作品就有深刻的力度，他对回族人民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就表现得十分真实、生动、深刻。而我们宁夏有些回族作家的作品与之比较起来，就显得肤浅、僵硬、外在了。因此，我们应该下大力气提高自己的文化、生活修养。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历史悠久，人物风流，有古老的文明史。特别是近百年来，风起云涌，演出过多少悲壮激越的活剧啊！新时期的十年里，又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件啊！可惜我们都缺乏深入的认识和表现。我们应该深深扎根于民族生活的土壤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才能写出更多更好深刻表现民族生活的史诗性作品来。
载《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第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