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著名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曾说：“波动幅度扩大是商品期货成为机构投资者投机对象资产的结果。”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这场全球粮食危机呢？
诸如汽车与人争粮、气候变暖、各国粮食政策以及城市化进程等，其实都长期存在，也的确影响全球农业，但并不是两次粮食危机的主因，我们应该弄清粮食危机的真正原因——为什么全球粮食增产，反而粮食爆发危机？其实，想想也简单，这个地球上，一定是有人干坏事，而干这种影响全球的坏事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上帝，一个是发达国家中的粮食垄断者。
日本《日本经济新闻》自相矛盾地说：“全球谷物市场为何上涨？最大的原因是供需紧张”。从去年开始，小麦主产国俄罗斯遭遇干旱，澳大利亚也遭遇洪灾。中国等新兴国家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而世界谷物播种面积却没有增加，正是这一结构性的原因推高了粮价。紧接着又说：“并非说粮食库存已经到了极度匮乏的地步。负责粮食援助的国际机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与2008年粮价高涨时相比，现在的库存更加合理。”的确，2011年全球粮食产量为22亿吨，以全球69亿人计算，平均每人可消费量为320公斤；另外，从1990年至2011年的20多年间，世界粮食年产量平均增长1.4%，同期粮食消费量增长为1.3%，也就是说，粮食供应与消费是能够保持平衡的。
任何危机，往往都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效果。两次粮食危机，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归纳一下，可以总结为八条：一是世界人口增长与粮食增产不协调。1927年世界人口27亿，今年是70亿，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而届时要满足需要，全球粮食产量应比今天增加70%。二是发展中国家人口饮食结构发生变化，吃肉越来越多，使世界饲料需求越来越大。三是世界气候变暖，天灾频现消减了各国增产粮食的努力。四是世界石油涨价，这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五是部分口粮被转为生物能源的生产原料；六是世界粮食供应量出现3%—5%波动，国际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就会把粮价波动放大到10%—15%；七是美国两次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对节节攀升的国际粮价等于火上浇油；八是各国因粮食危机而采取限制出口政策，结果反而加重了危机。
其中，有些明显是反应性因素，比如各国采取限制出口政策。2008年粮食危机爆发后，本来并非是供求关系导致的粮食价格上涨，各国都迅速采取了限制粮食出口的政策，结果导致国际市场上粮食出口量减少，出现了政策性供应不足。泰国是世界第一大米出口国，年产大米超过2000万吨，其中国内消费不过660万吨，其余大部分都用于出口。在2008年，一些粮商开始囤积大米，这反而使得泰国大米出口量有所减少，泰国政府不得不动用210万吨储备粮出售。2008年，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和阿根廷禁止或限制小麦的出口，结果全球小麦市场供应大幅缩减了三分之一；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埃及、印度和柬埔寨禁止或限制大米出口，同样导致大米市场大幅萎缩。2010-2011年的第二次粮食危机亦然，同样世界粮食基本供应量充足，但粮食出口大国俄罗斯、乌克兰等以遭受自然灾害为由，再次采取限制出口措施，与此同时各国又恐慌性采购粮食，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印度、沙特、孟加拉、阿尔及利亚等国因担心本国出现“阿拉伯之春”那样的民众抗议和动乱，又都宣布动用库存粮食，这实际上又加剧了粮食恐慌，对粮价反而起到助推作用。正如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的文森特·帕亚尔多所说：“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这种政策引发了更多的投机现象。”
在众多原因中，根本一条就是美国的操纵，是国际投机商对粮食期货的大肆炒作。
“eat what you kill”，这是流行于外国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的一句话，翻译成经济管理学名词的话就是“论功行赏”，但其实用中文直译过来更现实，那就是：你杀多少就吃多少。很显然，这够冷酷。这最初流行于20世纪70、80年代，最初是在律师中有此说法，意思是根据合伙人的业绩分配收入，后来被加拿大律师学会来，再之后开始在整个商业社会中流行开来。也许，它的本意是按劳取酬，但这里就存在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你杀掉多少”可是取决于你主动程度，而按劳取酬也许只是计件工资模式的。所以，直译过来的这句话就带上了血腥味，其间的含义不言自明。
实际上，如果将美国次贷危机与这次世界粮食危机相提并论也许很多人会难以置信，然而，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实实在在的国际投机。
一个常识就是，微量的投机可以刺激市场，而大笔的投机则会对市场产生剧烈冲击，1997年的世界性金融震荡至今还余波未平，而新的危机又已经开始。只不过这一次危机个根源在于美国内部，次贷危机使得美国的金融结构发生塌陷，这迫使美联储连续降息，而降息的主要目的就是释放资金。这其中主要就是活跃于市场的所谓“热钱”，也就是游资，其主要就是进行投机。据花旗银行在2008年4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仅在2008年第一季度就有大约700亿美元进入期货市场。如此大规模的“热钱”涌入的结果就是2008年美国期货市场26种农业和矿业产品的大宗商品指数上涨20%，与之对应的是，包含500家成分股的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7%，也就是说，“热钱”正在期货市场兴风作浪。
“资本是不安宁的，历来都是流动的。持续不断的是它变化着的激情：最初它对钢铁和煤炭感兴趣，到处都建起了高炉和矿井；不久电子和纺织工业又把资本请了过来；之后它又朝着娱乐性电器和计算机的方向发展；从那里它又涌向服务性行业的各类企业，在广告、旅游和法律事务等行业大受欢迎。一个独立的金融业出现了，它不久就显示出的比以前工业时代的各个时期更加强大。”《为财富而战-对权力和资源再分配与再争夺的世界大战》，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46页）
本来全球楼市是吸纳大规模投机资金的地方，但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性楼市衰退，于是大宗期货商品就成了投机家们追逐的另一个目标——实际上，国际投机集团从没间断过在期货市场的炒作，只不过这一次全球楼市的衰退使得更多的资金进入期货市场，因而更加剧了期货市场的动荡。同时，农业产品一系列因素所导致的困境也使得这种商品更具投机价值。美国农业部曾连续数月预测美国小麦库存下降至60年来的最低点，于是国际期货市场小麦价格一路飙升，2008年2月份美国明尼苏达州谷物交易所的春小麦期货合约曾出现连续11个交易日涨停的现象；2008年春节前后，当中国出现雪灾时，中国将爆发植物油短缺的信息使得芝加哥大豆期货也是连续创出新高；而国际大米供应紧张的时候，芝加哥的糙米价格在4月份也是连续刷新纪录。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期货市场反映——自2007年11月份起，美国期货市场对农产品期货的投资资金已经从25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了650亿美元。在美国玉米、大豆和小麦这三大类最主要的出口农产品中，总产值达926亿美元，其中一半被农产品期货投机者购买。也就是说，真正造成世界粮食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庄稼地里，而是在华尔街。
2011年1月13日，美国著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13日在芝加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新华网，2011年1月15日报道），报道说，罗杰斯认为：“在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基本面支撑下，新一轮国际粮食危机近期爆发的可能性很大，但粮食价格向其正常价值回归，刺激粮食供应回升才是改变目前农产品供需失衡的唯一途径。”
2011年6月，世界银行与投资银行摩根大通达成一项协议，允许各国对总价值达40亿美元的大宗商品进行对冲。这是世界银行罕见的措施，这个项目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私营企业，其中主要是农业合作社和食品加工企业。摩根大通为这些企业提供对冲工具，世界银行提供2亿美元信贷风险担保。众所周知，摩根大通是华尔街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商之一，它既提供对冲工具，同时也为此项提供担保。世界银行此举实际上相当于给一些贫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道粮食保险，世界其他银行很快也会加入其中，因为对银行家和摩根大通这样的大投资商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保险市场。
粮食本来就是商品，但在全球化的时代，粮食的“金融”属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其自有的商品属性，国际粮价早已不是单纯的商品价格，而是金融产品的价格。只要是金融产品，那么就一定会服从“金融杠杆”的原理，即只需要并不算多的投机资金，就可以产生小幅、局部的涨价，而通过“金融杠杆”，很快就会放大成大幅的、全面的价格上涨。华尔街拥有庞大的投资资金，全球共有约600万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其中450万亿美元在美国市场；而且，美国金融衍生系统非常发达，所以粮食越是金融化华尔街操纵越容易。2008年4月22日的《纽约时报》就这样报道说：“这次价格狂潮，吸引了来自华尔街的一股新的投资潮流，估计投资高达1300亿美元”。“华尔街的投资控制了芝加哥、堪萨斯和纽约商品交易所五分之一到一半的玉米、小麦、活牛等的期货合约。以芝加哥交易所为例，47%的生猪、40%的小麦、36%的活牛和21%的玉米长期期货合约都由华尔街的投资控制”。
美国康奈尔大学发展社会学教授菲利普·麦克迈克尔（Philip McMichael）曾写过一篇题为《世界粮食危机的历史审视》的文章，其中引用媒体的话说：“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现在是不可能买到它们需要的大米的，因为现在的价格太高了。多年以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告诉这些国家，自由化的市场会为粮食的生产和分配提供最有效率的体系。但是今天这些最穷的国家不得不对现在过得十分愉快的投机者和商人进行顽强的抵制。来自对冲基金和其他领域的数十亿热钱涌入商品市场，以期逃脱股市下滑和信贷紧缩，这进一步增加了穷人获得粮食的难度。据估计，投资基金现在控制着全球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的小麦交易额的50%—60%”（2009年7月15日，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
自2006年开始发力以来，仅2007年嘉吉的利润就上升了36%，ADM的利润上升了67%，邦吉的利润上升了49%。2008年第一季度，嘉吉的净利润上升了86%，ADM的毛利润上升了55%，邦吉的毛利润上升了189%。各家化肥公司也获利可观，例如2007年钾肥公司的利润上升了72%、MOS公司的利润增长了141%。2008年第一个季度，钾肥公司的纯收入增加了186%，MOS公司的纯收入增加了1200%还多。种子和农用化学公司2007年的利润增长也相当显著：孟山都公司增加了44%，杜邦增加了19%，先正达增加了28%——由此可见这次粮食巨头们投机炒作的疯狂程度和赚取了多少利润。
不过，美国发动两次粮食危机，或者说粮食通胀，也测试出还不能取得绝对胜利。就以2008年的粮食危机为例，菲律宾国内大米价格上涨了200%，但日本、韩国和中国三国国内大米价格却没有明显上涨，甚至还出现了轻微下降，这是什么原因呢？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很注重粮食储备，且自身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交易手段，伊藤忠商社等这样的跨国企业也是粮食巨头，掌握着不少粮食资源，因而日本在这次粮食危机中基本没有遭受多少损失，国内也没有出现粮食恐慌。韩国与日本相似，由于国土狭小、粮食长期大量进口，也早就建立了粮食储备制度，所以也成功抵御了这次冲击。中国与日本、韩国相比虽然略差，但中国传统中就重视粮食自给自足，且多年粮食丰收也储备了相当数量的粮食，因而也能抵御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而且，三国都是贸易大国，在国际谈判中有相当的地位，因此也有一定的强势。
但是，经过两场粮食危机，全球原有的粮食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