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纳尔逊·洛克菲勒等兄弟约集了包括欧洲和北美以及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内最有影响力的精英齐聚一堂，包括14各国家的权势家族，共约300人。戴维·洛克菲勒在这次精英集会上倡议，建立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政策决策圈，称之为“三边委员会”。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但美国的最核心的实力并没有受到多少损害，他们才是美国真正的生命力所在，那就是美国权势家族和财团——如此深刻的经济危机，他们当然会蒙受损失，甚至损失很多，但没有伤及根本，他们这时开始思索如何挽救美国。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内成千上万的学生在抗议，经济状况也一片低迷，西欧和日本正在占领美国的商业地盘，尤其是美元正遭受最严重的信任冲击，外国央行要求美国支付黄金，而不是用美元结算。尼克松在政治和外交方面表现的很出色——与苏联缓和了关系，在没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就实现了访华，与中国建立了事实上的共同对抗苏联的政治同盟，以出人意料、不循常规的手法实现了美国战略转折。但是，这一切远远不够，对美国国内的党派、权势家族和民众来说都是如此，他没有能拿出一份像“罗斯福新政”那样的经济复兴计划，所以，整个美国都对他感到失望，所以，尼克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声望很高，在美国国内却遭人蔑视。
在看到尼克松对美国经济无能为力的时候，美国的权势家族们开始行动了，率先行动的就是洛克菲勒家族在政界的代表人物、前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他一直致力于竞选美国总统；同时，他也和其兄弟戴维、劳伦斯、约翰和温思罗普一起经营洛克菲勒基金和其它一些家族基金、企业等。当时，洛克菲勒这样的家族准备取代尼克松挽救美国，绝不仅仅是为美国找到复兴的办法，而是要为美国制定一份长期的全球大战略。而尼克松政府与其说是尼克松的，还不如说是洛克菲雷家族的——这是因为洛克菲勒家族在60年代是美国权力家族集团的核心，该家族通过各种研究机构、大学、政党组织和私人企业以及与其他家族合作、联姻等，在美国编织了非常复杂繁密的网络，拥有无数杰出人才，当时尼克松政府中实际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制定者、时任国务卿的基辛格自从哈佛毕业后就进入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家族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
另外一位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是布热津斯基，他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教授，该研究中心也是由洛克菲勒家族资助的。戴维·洛克菲勒与布热津斯基有过多次交谈。布热津斯基在1970年时已经撰写了一本书：《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技术时代中的作用》，书中认为，美国应该由一群精英统治，然后这些精英应该促进美国对技术的开发和垄断，再利用技术控制美国，对公众和社会保持严密监控，与此同时展开对世界的控制。这本书当时并未引起社会注意，但布热津斯基的想法非常符合洛克菲勒家族以及欧美权势家族的愿望，因此戴维·洛克菲勒与布热津斯基详谈数次后就接受了他的“精英统治美国、美国统治世界”的理论。在布热津斯基的建议下，戴维·洛克菲勒决定召集西方大家族共同商议。同时，戴维·洛克菲勒也接受了布热津斯基的另一个建议，那就是把日本也拉进来，这样从大势上就可以形成美国在东西两侧都有强有力的盟友，可以同时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日本和西欧就像是美国的两把铁钳，有力地遏制住欧亚大陆的两端。另外，把日本拉入欧美同盟，也可以避免日本倒向苏联和中国。
当洛克菲勒等家族集团决定抛弃尼克松自行制定计划的时候，尼克松的命运也就注定了。1973年，纳尔逊·洛克菲勒等兄弟约集了包括欧洲和北美以及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内最有影响力的精英齐聚一堂，包括14各国家的权势家族，共约300人。戴维·洛克菲勒在这次精英集会上倡议，建立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政策决策圈，称之为“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所谓“三边”是指北美、西欧和日本。在“三边委员会”成立时，美国许多权势家族和政治家都是委员会成员，如布热津斯基、乔治·布什、保罗·沃尔克、埃伦·格林斯潘、詹姆斯·厄尔吉米·卡特等。仅仅从这个最简短的名单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实际上这是一个美国未来政治组成委员会，布热津斯基是后来炙手可热的政治家，卡特后来成为总统，布什家族也出了两位总统，保罗·沃尔克和埃伦·格林斯潘先后掌管美联储，因此可以说，“三边委员会”的成立决定了美国未来40年的政治构架。另外，更重要的是资本的齐聚，该委员会包括美国的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欧洲的德意志银行财团、法国巴黎银行财团、英荷壳牌石油财团，日本的东芝电气、住友化学、新日铁、日产汽车、日本精工、日本电气、日立制作、松下电气以及丰田公司的董事长或经理。“三边委员会”成立后，戴维·洛克菲勒就建议由布热津斯基担任第一任委员会执行主席。
至于怎么搬除尼克松，那很容易，随便找个事情，然后公诸于世就行了——就像雅典指责他人不敬神、欧洲领导人难以避免绯闻一样，美国没有哪一个总统不会使用一些窃听、监控这些手段，这是现任总统所拥有的竞选资源。于是，“水门事件”便出现在报纸上，尼克松被迫于1974年8月离开了白宫。
搬除了尼克松之后，卡特迅速任命“三边委员会”的人担任政府要职，卡特本人为总统，然后从副总统、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到美联储主席等要职均出自“三边委员会”，总共达26人，可以说全面掌握了美国联邦政府大权。在卡特之后的里根政府内，仍有7人担任政策顾问和政府要职。
“三边委员会”每年9月由三个地区的代表轮流作东道主，召开会议。“三边委员会”并非是一个美国组织，其囊括了欧洲、日本和美国的所有权势家族，其实力在世界上无与伦比，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家族大联盟，美国也不过是这个家族大联盟统治世界的工具。
“三边委员会”成立后，由另一外著名政治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撰写了第一份政策性文件，这就是发表于1975年的《民主的危机》。亨廷顿所言“危机”，实际上是指“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当时，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西方国家因经济衰退也出现了诸多社会不满，“造反”运动也是此起彼伏，因此亨廷顿认为“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陷入危机。当然，他不是就“危机”谈危机，而是在探讨危机背后的原因以及美国改何去何从。这背后的原因就是“60年代美国民主制度的活力在政府活动和政府权威方面分别产生了实质性的增长和下降。”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民主对现存威权发起挑战。“60年代民主浪潮的实质是对现存权威制度的一次全面挑战。”这是指发生于60年代的学生反越战活动；政府组织中也出现下属反对上级的现象。
二，公众信心下降。公众也对政府产生了疏离，政治参与热情反而在反越战的两朝中下降。
三，政党体制遭遇难堪。政党本来是公众利益的代表，结果公众因对政治感到失望，对政党也感到厌恶，政党支持率明显下降，“政党体制一直经受着一种缓慢的、现在又加速的分崩离析过程”。
四，政府与在野党之间的权力平衡出现失衡的迹象。由于政府公信力下降，在野党获得了较多影响力，他们对政策制定正在不断施加影响。
总之，美国的民主社会出现了大混乱，他的结论就是：“今天，在美国有关统治的一些问题正是因为民主过剩而引起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节制。”
“民主过剩”这一归结可谓画龙点睛，不仅把所有问题归结到了“过剩”上，同时也等于给出了治病良方，那就是：民主再平衡。而收回“过剩”的办法是什么呢？显然，那就是削减民主，提高社会控制力，这正是“三边委员会”重新塑造美国所需要的宣传准备。
如果说布热津斯基是三边委院会的灵魂，正是他给出了美国未来利用技术控制世界的宏伟构想，那么亨廷顿就是伟大的背景设计师，他为美国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这是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理论基础；而在当时，还有一位政治大师，他就是亨利·基辛格，他则是一个睿智的实干家，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实施者，也是美国未来战略的具体策划师。
基辛格时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今天我们对他的印象大多停留在他打开了中美外交的大门这一事上，此事光彩四射，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他众多杰作中的一件。也许，在今天看来，他最伟大的设计不是在外交上，而是在美国的粮食战略和能源战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