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1947年在谈及欧洲复兴时（当时也宣称对东欧开放）所说，“饥饿和不稳定总是和平的敌人”。
前面谈到，粮食危机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影响到国家安全，这是需要特别谈一谈的。
在2007-2008年的粮食危机中，中国、日本、韩国成功地抵御了冲击，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尤其是一些贫困国家，结果这场危机导致了全球许多国家出现粮食动乱和暴动，如乌兹别克斯坦、摩洛哥、几内亚、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西孟加拉邦、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也门、约旦、沙特阿拉伯、埃及、墨西哥、阿根廷和海地，甚至连意大利这样的发达国家、沙特这样的富裕国家也未能幸免，海地更是爆发了大规模骚乱，总统普雷瓦尔被赶下台。该国80%的人口每天依靠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活，在2008年的前4个月里，大米价格却翻番上涨，导致饥饿如影随形，当地人形容饥饿时说：“饥饿是如此难耐，好像我们的胃正在被漂白粉和电池酸液腐蚀着一样”。
3年内两次爆发粮食危机，还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这是与粮食问题造成的社会贫困和恐慌有直接关系的。在两次粮食危机其间，像埃及这样自古就不担心饥饿的国度平均已经把一半的收入用来购买粮食，在贫困的国家更是把2/3-3/4的收入用来购买食物。结果，粮食价格大涨成为阿拉伯国家革命爆发的导火索，而埃及和突尼斯似乎成了这一次“粮食革命”的先驱者。如拉吉-帕特尔所言：“在世界上所有国家，肥胖与饥饿、贫困与富有之间的矛盾正变得日益尖锐。比如，在印度，一方面是上百万吨的粮食被人为毁坏，或任由粮食在仓库里腐烂，另一个方面，最贫困人口吃的粮食，其质量却是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最差的。1992年，在同一个城镇和村庄，一方面营养不良开始侵袭极端贫困家庭，另一方面政府却允许外国的软饮料制造商和食品跨国公司进入一直以来受到良好保护的印度经济。不到10年时间，印度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糖尿病患者集中地：许多人——通常是儿童——在吃了太多错误的食物后，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印度并非是此种矛盾的唯一集中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甚至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存在。在美国，仅2005年度，就有3510万人不知道自己的下一顿是产出自哪里。同时，美国患有像糖尿病这类与饮食相关的疾病的人口空前的多，食物也是空前的多。”
1981年，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贫穷与饥荒》这篇文章中就说，造成饥荒的原因，不是食物短缺，而是其他因素，比如工资、分配甚至民主的实践。他举例说，在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时，一边是300万人饿死，另一边是国家仍在出口粮食。官员腐败，物价飞涨，贫富分化越来越大是示威者抗议的主要因素。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11年3月公布的统计数据，肉类、奶制品、谷物、油等大宗农产品的世界粮食价格指数2月份创20年来新高。世界银行的数据也表明，2010年10月份到2011年1月份，该行粮价指数上升15%，仅在2010年累计涨价就达到50%以上。第二轮粮食危机又导致发展中国家4400万人陷入饥荒中。随着中东、北非出现“阿拉伯之春”革命，阿尔及利亚在1月份紧急进口了200万吨小麦。《阿尔及尔论坛报》2011年2月15日评论说，必须增加粮食储备，“如果任由面包和面粉价格继续大涨，社会危机还会加剧，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问题”。二战后，全球已发生7次粮荒，每一次都导致不同程度的动荡。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称，由于投资缺乏造成了供给约束，“即使在近期粮食价格飙升之前，令人担忧的饥饿不断增加的长期趋势已经十分明显”。2003—2005年有8.48亿人长期遭受饥饿之苦，在1990—1992年近8.42亿的基础上增加了600万人，其中非洲已经成为国际粮食价格危机的重灾区，其25%的粮食消费都要依靠。
2011年2月8日，开罗大学和中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社会政策与谅解研究所研究员穆阿塔兹·法塔赫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文章，他认为阿拉伯国家爆发大规模骚乱、并导致许多政府倒台的原因主要是原政府遭遇了五大挑战，一，“第一项挑战是我所说的生物挑战。老统治者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存在代沟。”他说，年轻一代对穆巴拉克在1973年反以色列的战争的英雄形象根本没有记忆，所以他们眼中他只是一个独裁者；二，“地理挑战也是政府合法性削弱的一个因素。”其所言的“地理挑战”是指埃及拥有石油和磷酸盐这类重要的资源，而且又扼守着苏伊士运河这样的重要水道，但埃及前政府没有把这些资源合理的分配给埃及民众，埃及民众仍然处在贫困中，“正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显示的，从总体上说，穆巴拉克政权没能把货币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三，“该地区的专制统治者面临与伊斯兰相关的新挑战，这可称为神学挑战。”他认为，现代伊斯兰教已经融入了西方民主意识，这动摇了“神学和神权”；四，“技术挑战”，他说的就是互联网和卫星技术，“如果不是有了使穆斯林与世界充分联系的技术，之前的情况都不可能出现。卫星和互联网让穆斯林看到格鲁吉亚、乌克兰、突尼斯和其他国家正在发生什么。通信技术的进步促使示威活动蔓延到整个地区”；五，“意识形态挑战”，他说，“这个时代，像纳赛尔主义和伊斯兰教教义一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民主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埃及已经独立了几十年，再加上无处不在的腐败和苏联模式的垮台，纳赛尔采纳的这些不利于民主的意识形态失去意义。改革和变化等字眼已经成为阿拉伯街头的最新流行词。”而这一切又一个基本原因，那就是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使得社会底层不堪贫困，使得所有矛盾都激化了。
历史上，因粮食而产生社会动荡甚至革命的事例屡见不鲜。1783年，冰岛境内的拉基（Laki）火山喷发，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硫等毒气，毒气云团上升到高空，然后飘浮在北大西洋的喷射气流之上，进而改变了气候模式，造成大不列颠群岛很多人死于毒气。毒气云团还导致了欧洲西部农业减产，引发饥荒。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场火山爆发间接引发法国大革命——仅在18世纪，法国就爆发过16次饥荒，所以法国出现大革命不足为奇。即便在现代，农业问题一直也是敏感领域。
观察全球营养与饥饿状态，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处于一种纺锤形状态中：世界上有超过10%（约8亿）的人处于饥饿中，另有10亿人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其余大部分人位于中间，也就是保持温饱。尽管人口增长明显，但粮食产量也稳定增长，以人均粮食计算，全球粮食产量完全可以满足全球人口需要，不会有人挨饿，但事实是，粮食不是空气，不会大公无私地平均分配。所以，粮食安全并非是全球性的。
而且，粮食越是匮乏，动乱越深；动乱越深，反过来又加重粮食匮乏。非洲陷入饥饿，并不是非洲没有土地可以耕种，非洲面积是中国的3倍，能用于耕种土地面积更多，但2010年中国产粮5.4亿吨，非洲只有1.4亿吨。实际上，只要非洲粮食产量达到中国的一半，满足全球人口的粮食需求就完全不成问题。然而政治动荡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结果是粮食问题也就更加复杂。众多的政治家于是在讨论如何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法国外交部官员莫里斯·鲍狄世说，粮食不是普通商品，世贸组织对粮食应有例外规定。法国将利用2011年担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的机会，把建立合理的农产品交易机制提到20国集团的议事日程上。
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学家阿卜杜勒-礼萨·阿巴西安说：“农业不像工业，投资带来的供给增长需要一段时间。”
美国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马克西姆·托雷罗说：“粮食安全问题已经进入二十国集团的议事日程，这是一个积极信号。”他建议建立世界粮食情报组织，用以储备粮食信息，做到公开透明。
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的帕亚尔多指出：“我们现在需要第二场绿色革命，而且要越快越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已经停滞，而世界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90亿。”
联合国粮农组织理事会独立主席顾问让-雅克·苏拉在会上说，除了各国应加大农业投入、增加粮食产出以外，还必须营造一个健康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秩序，创建一个粮价协调联动的国际机制。联合国粮农组织一直在努力推动解决这个问题，但联合国所起的作用并不显著。
2011年在首次召开的二十国农业部长会议上，法国农业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说，二十国集团一致决定建立一套透明体系，用来追踪全球粮食供应和应急粮食储备；进一步研发小麦品种；建立应对粮食生产国旱情的快速反应机制等等。他对记者说：“这是国际社会的一次壮举，让人仍然相信团结的力量，并共同致力于解决地球面临的一些大问题，比如全球农业的未来。”与梅勒尔一起面对记者的还有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他说：“我们不能阻止粮价的涨跌，不过我们可以缓和价格的摇摆，并保护穷人的利益，不管他们是农民还是消费者。”“2008年粮价开始上涨时，我们看到粮食储备及供应信息的匮乏会导致市场的恐慌，而恐慌会导致价格的上涨。不确定性带来不稳定性。”
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美国把自身的粮食战略与国际贸易规则的演变交织在一起，十分复杂。
粮食主权运动（food sovereignty movement）是对发达国家粮食控制主义发起的反对，这是一面旗帜。这项运动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他们反对粮食自由化和私有化，他们提出的口号就是：“饥饿不只是手段问题，而且是权利问题”。
2008年粮食危机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喊着要促进世界粮食贸易自由化——粮食的自由贸易化一直层层受阻，比如说现在中国国内粮食价格平均相当于国际粮价的50%，换言之，中国农民没有享受到国际粮价上涨带来的利润。世界知道有食物巨头在对粮食进行垄断，这些食物巨头对市场的垄断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冲击实际上不亚于发达国家的高额农业补贴——一些世界著名食物巨头利用其自身优势向整个世界进行商业扩张，在竞争中滥用优势，采取低价竞争等手段占领市场，建立垄断地位，这实际上大大削弱了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食品企业。所以，取消发达国家对农业的高额补贴，这是一个保障全球农民利益的公平环境。然而，如何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建立公平竞争体制以便发展农业自由贸易，这显然不是那么乐观，发达国家不会轻易让步，因为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将失去巨额利润——实际上，这跟本就不是几个跨国公司垄断市场、投机操作那么简单，而是一场发达国家发动的粮食战争，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粮食控制全球经济，就像过去通过控制石油控制世界一样。
其实，无论是国家还是生产者群体，他们都应该有权利发展自己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同时还应当有权利建立与这两种模式相适应的政策模式，只有这三种模式互相支撑，才能形成完好的、良性循环的发展。但是，我们已经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西方强势面前，世界变得越来越软弱，当我们驱逐了旧的殖民体系后，很快发现我们有被新的殖民体系所控制，世界似乎陷入到了这样一个悲哀的境地：我们永远在反抗，也永远在取得进步，并且永远获得胜利，但每一次胜利之后又会发现，我们又陷入新的陷阱中，而且永远也挑不出这个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