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大概11点左右，我走在离家几个街区的街道上。刚拐弯进入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我就看到几辆警车停在那儿，围成一圈，车前灯的光柱聚集在一位十几岁男孩身上——这位瘦小弓着背的男孩双手被铐在身后，微微低着头，几乎面无表情。
我立即认出了他——在此姑且称他威廉。几年前我曾经执教他所在的篮球队，那时他十二三岁，是我最喜欢的球员之一。当时他非常友善、精力充沛、有些淘气但通常并无恶意，让人觉得有趣。他总能很快明白成人的意图，而且是个宽厚慷慨的队友。
回想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威廉戴着手铐的那一幕让我猝不及防且深感震撼。过去几年我曾听说他总是逃学，并对老师有暴力倾向。我也知道他曾因抢劫或吸毒几次被捕。我知道威廉的父亲是一名经常出差的公司主管，酗酒，对待威廉严厉苛刻，而他的母亲似乎离群索居、沉默寡言。
不过，这个夜晚他堕落的一幕确实让我深受打击，或许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觉察到某种责任感。我觉得失去了“我们”的一个孩子。随后几天，在与熟悉威廉家庭的一些家长交流时，我发现他们显然也有同感。
我开始思考自己本可以做些什么以改变威廉的发展轨迹。我本可以与他的父母或学校顾问进行何种谈话？应在何时进行？这种谈话可能会有何种结果？为什么我及其他认识这个家庭的家长本能地回避这种谈话？
不久前，我曾与杰罗姆·卡根（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和道德发展学者）谈及美国儿童的状况。卡根曾对养育方式的历史变化进行研究，而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忧虑：“孩子与父母汲取了其文化的价值观念，而我们的文化较之前几代要更为利己。对社区的责任感与个人提升的愿望之间已然失去平衡。看看安然公司的负责人，以及虐待男童的牧师，还有按揭公司的销售人员（他们将高额抵押贷款发放给那些显然没有偿债能力的成人，却毫无羞愧与内疚）。对于何为良知，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存在共识。”
尽管本书主要关注的是父母的道德与指导能力，然而这些能力当然并不处于真空之中。与孩子一样，家长、教师及教练都是其时代文化趋势的起因与产物。
可以肯定的是，有些文化趋势是积极的，例如越来越多的美国父母教育孩子注重多元性，并向女孩灌输她们拥有与男孩相同的职业选择这一观念。但是也有一些文化特征与趋势令人不安。美国人想做好某件事，几乎无一例外要运用到团队力量，无论是建造火箭、打击恐怖主义，或是开发新产品。然而一旦涉及可以说是最为重要之事时——即培养具有道德观念的儿童，美国父母往往就显得互不交流，并未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反馈，这是相当危险的。研究表明，许多家长即便怀疑邻居虐待孩子，也不愿干涉其家庭生活。这就是威廉这样的孩子没能克服自身缺陷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许多有机会接触各类家庭的专业人士，包括教师与教练、医护工作者、儿童保育人员、牧师等等，他们往往认为养育孩子是桩私事，而即便他们担心某个孩子，也不愿积极面对其家长。在许多情况下，政治领导人亦不愿意以适当方式向家长提出质疑。而这种不情愿令人担忧，因为身为父母，我们的某些行为危及孩子的道德发展，而自己却往往一无所知——这正是本书试图揭示的一点。
还有一种文化趋势同样令人极为不安：如今的许多父母非常自私并长于自我防护，有时甚至推卸最基本的道德责任。这一点在父亲身上显得尤为突出。不同种族、阶层的父亲纷纷抛弃自己的孩子。回想一下，大批孩子出生后跟随未婚母亲生活、父母离异的许许多多孩子与父亲失去联系，无数父亲即便在家亦显无足轻重——在成百上千万孩子的生活中，父亲的角色只是一个令人刺痛的空洞，这不断威胁着他们的道德成长。
更糟糕的是，这些自私的行为蔓延迅速。最近的盖洛普民意调查（GalluPPOll）显示，美国人普遍认为我们的道德状况总体“尚可或不佳”，而且这种状况还在恶化——77%的美国人感觉到了这一下降趋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者乔舒亚·哈勃斯塔姆（JOshuaHalbersTam）指出，无论这种看法正确与否，它都会降低人们的道德期望，导致人们对不道德行为的宽容。
例如，家长们越来越认为大家都在为各自的子女争夺优势，这样的行为达到临界点时，一些社区的行为准则就会变成只考虑自己子女而很少顾及别人的孩子。同样，如果做父亲的常常看到其他父亲几乎不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他们就会认为自己的疏忽合情合理。而且，如儿童心理学家卡根所说，像安然公司这样引人注目的丑闻中，一些个人毫无愧色地追求自身利益，这将使成人进一步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警觉地保护自身利益，这样做的后果相当危险。许多孩子的自私倾向也是直接受到这一临界点（TiPPing_POinT）现象的影响。美国学校中作弊之风盛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认为其他许多人也在作弊的观点对遏制这一行为最具破坏性。最近一次大规模调查中，几乎60%的学生同意以下说法：“现实世界中，成功人士可采取一切手段以获得成功，即便他人将其视为欺骗。”
这些趋势并非是由单一原因引发的。富有思想的学者及文化观察员已经找到一些答案，例如很大一部分人口的财富在不断增长，这时许多成人摆脱了社区义务与相互作用的约束。过去40年中，《独立宣言》中所信奉的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危险地认为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化。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美国人更感兴趣的不仅是自己的内心状况，还有自身时时刻刻的快乐，这一点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无人能及。正如文化评论家菲利普·里夫（PhiliPRieff）所说的那样，太多的人在盘算“什么是自己满意的、什么是自己不满意的，将无利可图的承诺视为避之唯恐不及的愚蠢行为加以琢磨”。
而扭转这些趋势需要各种各样的努力。我们需要那些即便自身利益将因此受损也仍旧愿意为重要原则进行呼吁的政治文化领袖。我们需要更多的大学认真对待学生的品行与理想主义。我们需要企业领导人在利益与基本道德原则相悖时放弃对前者的追求。此外，我们仍要面对三个极其重要的挑战，而且在应对挑战时，所有人都必须承担起各自的职责。
挑战之一：提高对美国父亲的期望值
政治、宗教和社区领导人以及其他许多公民必须学会对父母一些显而易见的道德失败做出更为持续的反应——尤其是父亲角色的缺失。当然，关注那些没有尽职的父亲并非是轻视大量的单身母亲，她们一样在培养坚强并具同情心的孩子。但是如果父亲抛弃了孩子，他们所树立的道德榜样就是逃避责任，这种行为破坏了孩子的信任，使他们失去一种极为深奥的人性关系。
在最基本层面上，少有领导人以任何举措遏制父亲角色缺失这一趋势。但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例外。副总统艾尔·戈尔（AlGOre）带头倡议让父亲参与到养育子女的工作中来；还有诸如“守诺者”和其他一些全国性团体，以及各地的地方团PrOmiseKeePers是美国的一个非营利组织，也是一个针对男性开展活动的保守的基督教组织，但不隶属任何教会或教派，常在足球场及类似场地举行集会，出售各种宣传产品“帮助男人信守承诺”。
——译者注
体，曾在不同时期唤起公众意识，努力让父亲与孩子加强接触，尽力激起男性身上的道德责任感。
但最后，这些异乎寻常的努力可能对扭转这一趋势几乎于事无补——如果女性也以同样速度抛弃孩子或推卸责任，这个国家将会一片混乱。人的本性将产生扭曲。另一方面，人们对父亲角色缺失的关注往往如“每月精选”般昙花一现——未能激起对一个严重问题持续而深刻的反应。
而问题还不仅仅是在领导人这方面。研究表明，父亲参与照顾子女，孩子更可能表现得富有同情心、宽容、不自私，但父亲推卸照顾子女这一基本义务的行为则可能削弱他们的道德权威。然而，在成人之间的日常交往中，人们对父亲的期望却不高。学校、医疗机构与宗教组织，以及雇主、同事，以及其他许多天天与父亲接触的成人的行为往往让父亲得以摆脱责任。例如，学校一般不向非抚养人的父亲寄送报告单，也不会邀请他们参加家长教师见面会。一些父亲说老师家访时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妻子在家吗？”——这种情况我也曾遇到。社会学家詹姆斯·梅（JamesMay）进行的研究表明，医护人员向父亲与母亲提出问题的数量比为1：15，并且极少与父亲进行目光接触。
我并不是要抨击这些教师或医护人员。这些专业人士只是根据现实做出反应，即母亲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我记得看过一份非正式的民意调查，约95%的母亲知道孩子的鞋码，而只有5%的父亲知道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这些专业人士本可以向父亲传递完全不同的信息，让他们不至于疏忽自己的责任，因为养育子女这一工作所传达的是基本的道德责任。儿科医生可以鼓励父亲与母亲一起参加孩子的定期体检，留意不仅询问父亲孩子是否快乐，还可以问问他们与子女的关系，子女是否尊重他们的意见，是否听从他们的管教等。牧师可以问身为非抚养人的父亲过去一个月中与孩子见过几次面，并询问会众中的所有父亲，在过去一个月中，他们曾与孩子进行几次超过15分钟的谈话。他还可以询问父亲对子女在诚实、忠诚、尊重他人方面的能力有何了解。中学校长可以组织一个父亲小组，目的在于探讨能够使父亲更经常参与学校社区活动的种种方式，以及父亲应该如何与子女谈论重要的道德问题。其中一个话题可以是如何与男孩谈论尊重女孩。显然，雇主可以使工作场所变得对父亲更加有利，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如果家庭关系牢固健康，父亲的工作效率也会提高。这不仅意味着提供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及陪产假，还包括树立父亲参与子女养育的良好榜样，并公开赞扬主动照料孩子的父亲。
高调的榜样以及全社会对父亲的支持也可以鼓励他们履行照顾孩子的职责。现在在机场与某些公共场所，男洗手间已经设有婴儿护理台，这一现象兼具象征意义和实用性。（然而，最近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机场洗手间看到婴儿护理台板被打开了，站在前面的果然是一位身着西装的男子。不过台上躺的不是婴儿：他把那平台当成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桌了。）
挑战之二：建立家长间更牢固的关系
第二个重要挑战是如何减少家长间的疏远，即使他们有更多机会相互支持，传授培养孩子的社区责任感的经验。如果家长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他们不仅可以更有效地教育子女，而且可以相互监督指导其他孩子。建立这种联系的一个有效途径是进一步巩固与扩大目前全国各地家庭支持项目的数量——其目的在于有意识地将家长联合起来，培养社区责任感。德洛丽丝·霍姆斯是芝加哥郊区最早一批家庭支持项目的负责人，她说：“家庭支持项目是基于家长们共同关注的问题而创建的各种小组，这些项目一再向家长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应该为对方负责；而作为一个集体，我们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学校、宗教组织、体育活动、幼教中心，以及其他许多社区组织也可以采取更多举措使不同家庭经常聚在一起，使家长增加对其他孩子的责任感。
身为父母，我们在建立这些联系方面一样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些社区，家长不定期举行聚会，讨论青少年的常见问题，并针对可预见的问题制定一致的对策。威廉·戴蒙倡导建立“青年章程”，即由父母、不同社区领导人及专业人士共同制定针对青少年的一系列道德期望与标准。但这些精心制定的共同协议在许多社区根本无法推行，一方面因为家长没有时间，另外人们对于如何引导孩子的道德发展亦存在不同观点。但是家长至少应该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例如，他们可以承诺一旦发现某个孩子吸毒或酒后驾车，就立即通知其父母。另外，家长还应承诺对孩子强调他们对同伴的安全负有责任，坚持如果同伴遭受性凌辱或骚扰、参与打斗或吸毒时应立即进行干预。
家长还可以定期聚餐或举行其他活动让不同家庭相聚在一起，特别是在对邻居孩子心怀担忧之时。在我采访过的一个住宅区中，社区中有个少年因在百货公司偷窃衣物而两度被捕，有个家庭得知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时深感不安，于是邀请所有邻居到他们家参加一场早午餐会，同时鼓励其他家庭举办类似活动，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使这个男孩及其家人坚定地回到社区这个集体中来。这个男孩吹奏小号极有天赋，他在此次聚会中为大家进行了表演，也让邻居们看到了他身上积极的一面。
家长还可以采用其他方法重新接纳那些受到排斥的孩子。当时我本可以鼓励威廉加入我执教的其他球队，或是将他介绍给我认为可能与他进行沟通的教练。我们可以鼓励子女邀请某些受到忽视的孩子参加家庭郊游，或是加入我们的宗教机构或仪式。我常常听到美国父母对社区的幻想——社区中人们关系密切，力量强大。然而，通过这些途径，我们可以超越虚夸的言辞，建立起种种关爱、持久的联系，为许多在某些时候感到脆弱的孩子与家庭提供保护。
挑战三：相互提供反馈
作为父母，必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盲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一种文化，使专业人士更乐于向家长们提出建议与质疑，并且使家长也更乐于相互协作呢？显然，在美国以此方式改变养育文化并不容易，因为许多成人不愿干预其他家庭的私生活。而家长之间如何相互反馈也有颇多禁忌。我偶尔尝试向其他家长提供反馈，有时成功，有时则非常失败，反而引起他们的戒备与愤怒。我也曾有数次得到其他家长的反馈，有些确有帮助，有些却似乎完全失实，让我对他们敬而远之。这是一个非常微妙、敏感的领域，几乎任何形式的干预都有可能羞辱激怒家长，使情况变得对孩子更加不利。
然而，定期提供反馈、更多地交流养育方式并非是一个新奇或激进的想法。例如，至少在一些加勒比国家，人们欢迎更有经验的家长主动向自己提供建议，即便他们与自己并不熟识。
如果我们看到某位家长的行为具有破坏性，我们至少有责任思考一下可以如何积极说服他。成人以牺牲孩子为代价互相保护，因此就无法要求孩子以牺牲自己的代价来坚持原则或采取行动。尽管决定是否进行干预是个需要权衡的艰难行为，避免采用可能引起强烈抵触的干预措施，以及一旦与工作对象陷入艰难对抗时我们所需承担的风险等问题也值得我们慎重考虑。
在孩子处于危险的大多情况下，更为可取的办法显然是联系老师、学校顾问或其他一些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他们有能力有时间积极介入某个情况复杂的家庭问题。拿威廉的例子来说，第一次听孩子提到他逃学时，我就应该进行一些调查：威廉是否说过父母知道他逃课？学校顾问或学校中的其他成人是否一直在关注威廉？
但也有的时候专业人士的介入不太可能或并不适当。例如，我们可能会为某位密友、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属的养育方式感到担忧。我曾接触过一些父母，他们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或密友纵容孩子，却不知道是否应该进行干预。然而，身为兄弟姐妹或密友，我们的干预行为可能极具煽动性。
在做出上述决定之前，我们有必要考虑几个因素。必须考虑的因素包括：是否有任何迹象表明孩子正在受到伤害，朋友或亲戚是否尊重我们；此人是否多少觉得受到我们威胁，乃至不愿真正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们是否对他（她）怀有某种可能扭曲自己观点的成见，如源自童年时代的愤怒、焦虑或脆弱。如果我们决定进行干预，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就应该审慎严谨——包括所使用的措辞。如果我们以同样正在努力的家长身份进行劝说；如果我们在表示担忧的同时，对这位家长及其子女具有的一些品质表示钦佩；如果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列举具体事例；如果我们关注的是可能改进的养育行为而非无法改变的根深蒂固的性格特点，那么干预的成功性将大大增加。
对于一位管教孩子过严的家长，我们可以这么开始：“您对孩子期望很高，而非放任纵容孩子，对此我一直很钦佩。但有时候我想，在我们向孩子灌输太多内容时，他也许只会生气，而无法真正学到什么东西。我也正在试着和我的孩子解决这一问题。您有什么建议呢？”我们还可以这样与一位纵容孩子的家长展开更为彻底的谈话：“要知道在为人父母方面我很敬佩您，但有一件事我想和您提一提。我觉得您的有些行为可能和我一样。我注意到在您和别人谈话时，吉姆有时会打断你们。我想我是不会让他这么做的。作为父母，我们都在努力使孩子的生活更顺利，可我觉得我们应该提醒孩子我们做家长的也有各种需求。否则，我担心他们将来不懂得尊重别人。您说呢？”
也许最重要的是，干预行为的有效性取决于我们是否让至交密友感受到一种坦诚——如果我们能够邀请这些家长为我们提供反馈，并且准备对他们的反馈做出非戒备性的回应。为人父母初期，家长应该请至少一位自己所敬重的成人（不包括配偶）做出承诺：如果他们担心某种养育行为可能有害时，将提供反馈信息。在我们认可彼此的养育方式时，我们还可以与其他家长制定共同协议，互相保证在对方出现任何可能造成损害的行为时提供反馈。以上种种行为就可以开始改变养育文化，形成一种规范与期望，即寻求反馈是为人父母的基本责任。
道德高尚的人具有一种美，这是自古以来最优秀的小说家与戏剧家一直在描述的一种美。感动我们的是仁慈、宽容与正直等品质。我们受到感动，还因为道德及理解尊重他人的最深刻形式也是爱的最深奥的表现形式。此外，令我们感到敬畏的是新的道德意识的清晰化，是道德的转变，是人类正视自身道德衰退的能力。
然而，对于那些在虚构生活中能够引起我们共鸣的东西，我们在现实生活或养育实践中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太多家长抚养子女的首要任务就是让他们快乐，而就是这一目标亦未能实现——我们本应向子女灌输的是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思想：“成为一个富有同情、牺牲与忍耐的灵魂”，这是我们作为人类需要普及的一种思想。太多家长在促进孩子学业成绩方面过于积极，而在引导其道德生活方面则显得过于被动。对于之前几乎每代父母都了然于胸的一个事实我们却视而不见——即培养高尚道德需要有意识且持续的努力。
太多人未能反对周围令人不满与错误的东西，更不用说让子女去反对这些问题。虽然我们知道应该追求自己本性中善良的一面，但面对削弱自己指导作用的障碍时，我们却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也看不见自己身上所具有的真正的道德潜力。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失败将使孩子付出昂贵的代价。
但我们完全有能力将孩子培养成情感丰富并负责任的人，培养成正直守诺的人。这些孩子过的绝不应该是伪善的、自命清高的、苦行僧似的生活，我的意思是，我们要让孩子们成人后能够感受到对道德问题进行质疑、与人们共建合乎道德规范的世界观的必要性，让他们感受到这一过程的奇妙和生动，让他们成为关注、追求道德复杂性的人，成为探究、追寻自己最高人性标准的人，成为能与亲友建立活跃的爱的关系的人。我们要让孩子们成为能够敏感于他人痛苦的人，成为能够意识到自己对不同阶层、种族或背景的人均负有责任的人，成为愿意以某种方式对世界做出贡献的人。——因为，这些孩子肩负着将先辈们最高尚的道德原则传承下去的使命、肩负着保护子孙后代福祉的使命。
但这一切不是挥挥魔杖便可以实现。我们必须对孩子有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相互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