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把子年纪,最好不要回忆往事,无论是快乐的,还是惆怅的。
因为你一旦回过头去注视走过的路,便会发现你在漫长的人生途程中,失去的往往要比得到的多得多。至少大段大段的宝贵光阴,平白无故地由于自己的原因,或者由于并非自己的原因而虚度过去了,因此会感到非常失悔。
果然,“等闲白了少年头”,转眼间,不但你我早生华发,两鬓霜染,甚至腿脚也不那么利索了,心脏和其它一些部件开始不太听使唤了。这时候,任何回忆都只会使你我平添许多懊悔,恨不能生活重新来过。假如有可能回到十八岁,像一部好莱坞影片描写的那样,我想,肯定要百倍地珍惜那段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
所以,一回想到南京国立剧专,就忍不住惋惜那“恰同学少年”的大好年华。那时,我们像一个阔绰的人,大把大把地扔钞票似地把光阴浪费了。等到白发苍苍,觉得还有许多的事可以做,你才发现在你的口袋里,属于你的可以支配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充裕的了。
遗憾啊!所以尽可能地不要回过头去,但又谈何容易呢?除非你努力去想,然而又无法不去想。正如人们爱说的那样,这世界太小太小,你想不到在北京城里,竟会有这么多的缘由,触动我记起那巍巍钟山脚下,荒凉的明宫遗址附近的国立剧专。
尽管那是短短的相聚的岁月,或许由于那是一个剧变的时代,也是和每个人的道路转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缘故,因而潮涌似的回忆总要产生难以抑制的激动。
想不到会有这么多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同学,共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还有几位尊敬的老师,譬如教过我们《莎士比亚》的孙家琇先生,也一直在中央戏剧学院执教。特别是最后一届的同学,基本上经历过“四一惨案”的血的洗礼,基本上又是一起从南京迁校到北京来的,感情也就不同一般地有着别样的亲切。以后,很多人留下来在首都的这个或那个部门工作。也有个别的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离开过北京一阵,随着落实政策,跟我一样地浪迹天涯半辈子以后,又回到北京。这样,京城虽大,却挡不住同学们碰头见面。
1989年的4月1日,是我们挨打的三十年后,在焦一明的家里,竟然聚会了那么多的老同学。天哪!变化之大,令人惊讶,以至于熟悉的名字和陌生的模样,无论如何也吻合不到一起,怔了好一会,才能认了出来。
所以,在北京,这种不定在什么场合里、什么机缘下会出现一声招呼,老同学蓦然相见的情况,是经常的事。由于久未谋面的缘故,初初总是不由地愣一下,因为人事变迁,沧海桑田,早已不再年青的脸,甚至不敢确认。但不知为什么,老友相逢,互道契阔以后,却唤醒了那颗曾经年青过的心。看到彼此面目全非的模样,也难免感怀我们曾经年青过的那个时代的。
即或不是面对面的握手言谈,在北京城里,也还有许多机会于不期然中被熟悉的在报纸上出现的名字,屏幕上出现的面孔,勾起对于往日旧事的回忆。
简直有不胜枚举的例子,使你想起剧专。譬如拿到一本舒展的杂文集子、一部沈尧的戏曲研究的学术书籍、一册李畅的舞台美术的专著,譬如听说徐晓钟导了一台好戏,看到朱祖贻的一部电视剧,这些朋友的作品,总是先让我想起他们在剧专的情景。
至今在舒展杂文中的那股犀利的锋芒,不还留着他早年虎虎生气的影子么?细品沈尧的书和徐晓钟的戏,是那样执着、凝重,和有分量。不也令人想起他们在校时的老成持重,不疾不徐的性格么?李畅那乐观的心怀和响亮的声音,一直留在舞台这圣殿上,创造着他的艺术世界。而朱祖贻学的是舞美,写出来的倒是蜚声华夏的剧本。
怎能不追念那校园中的青春年华?可现在,他们和我一样,年近花甲,都不知不觉中面临老将至的年纪,想做许多事已经力不从心了,能不产生懊丧情绪么?
再譬如在首都舞台上,早些年,经常是校友们活跃的地方。但时光流逝,很多人已不再粉墨登场了。像我也算是学写话剧的人,不但一直不写戏、甚至也不看戏了。所以只能看看报纸的戏剧广告,偶尔从演员表里,看到谢延宁、刘华、覃赞耀、林荫梧以及其它熟悉的名字,一方面固然很令人钦佩他们宝刀不老,可另一方面,回想当年他(她)们在剧专那座只有舞台而无观众席的剧场里展现演技时,那焕发的青春光华,也深深感叹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曾经蹉跎了多少时光啊!
那时候,这些同学在舞台上,是多么生龙活虎啊!
前不久,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罗啸华精彩表演,但这个角色对适宜扮演丽人的她来讲,不也意味她时间已不留情地像逝水般流去么?最近,我们又看到了吕齐的不再年青的屏幕形象,这不难道是我们每个人几乎大同小异的日见其老的命运么?
还有的人,早就丢掉了自己的行当。如焦一明从事编辑,于乐庆教政治经济学,孙德馨专攻俄文去了。当他们年青时,那一番雄图大略,可是志不在此的呀!再如陈慧云、凌寿娴与舞台、甚至与艺术,也距离太远了,成了国家机关的官员。王悦珍虽在戏剧学院,也已离休。那次在焦一明家,还见到了买德颐和吴鸠生,这两位女士也与戏无缘了,一位是音乐编辑,另一位则是英语教授了。在我记忆里,这些女同学在剧专读书时,一个个容光焕发,明艳照人,都期望在舞台的脚灯前一施抱负的。但终于被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遗憾地(当然也无所谓后悔)走上另外的人生道路。好也罢,赖也罢,最好不去细想,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怎么也会有点“生的门答”的。
再如病残了的李泽田,我曾经收到他从疗养院写来的歪歪扭扭的信,不但使我想起他那时的少年气盛,也想起他此后坎坷的一生。还有去世的蔡啸海,那难忘的兄长风度,当我闻知他的噩耗时,怎么能不打开记忆的闸门,回到四十年前那其乐融融的校园生活中去呢?那个假期里的“众人之家”呢?更何况偶有往来的外地同学,如苏州的周永熙,南京的朱鹤俊,洛阳的王煦波,都是曾经坐在一间教室里的学友,一封信,一次电话,或寥寥数语,或字短情长,总能让心情很不平静一阵。还有专程来组过我稿的张孟昭,更让我想起了“四一”。
尽管努力不去回忆,但回忆却不断地来敲你的门。
也许我们这一届校友之间的情谊,由于经历过1949年4月1日那场血与火的磨炼,而更加深厚吧?校友情外,还有更系心怀的特殊友情吧?
于是,那一行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得遍体鳞伤的学生队伍,三三两两捆在一起,鲜血淋漓地走在大光路上的情景,在脑海中像电影镜头似的推近了……
那时,我们真年青,憧憬着即将发生的变化。以天下事为己任,似乎是青年学子的不可推卸的义务。这也是回忆起剧专生活时最为激动的一页,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同学,当时几乎一个个并不那么热心坐在教室里、图书馆里攻读学问。在那样一个大时代里,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份天真,那份勇敢,那份奋不顾身的精神,以及那份充满了激情、幻想、和按捺不住的冲动,哪怕踏着死亡前进,也没有丝毫软弱的英武气概,恐怕是我们这一生中,在许多失落懊丧中的惟一死也不悔的事情了。
我怎么能忘记和谢延宁、张孟昭捆绑在一起,滴着鲜血,步履维艰,从白下路的大中桥开始,走过那条生生死死的大光路的苦难历程呢?
此后,我又不止一次地尝受到诸如此类的痛苦,性质或许有所差别,但滋味倒也并无异同。于是,那太阳照射下的大光路上,彼此的激励,那深夜里被关在马厩中,相互的温慰,使人深感不再孤独,而能充满信心和力量地生活下去。
怕回忆,是那些失却的光阴。
但在许多失却当中,也还有值得弥可珍惜的,那便是这段生死情谊了。
于是,当我提笔来为《剧专十四年》写些什么的时候,我想到了我这些在生死路上,一同进行过血的跋涉的、我永远怀念的同学们!并寄上一份祝愿,愿他(她)们健康长寿,活得更结实,日子过得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