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精灵，那俏影像电闪般划过夜空，一下子，攫住了我的眼睛，也抓紧了我的心灵，于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画面，便凝固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是从来不大相信表演会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然而，在舞台上这个穿着火红衣裙的精灵，却使我明白，真正在灵魂上的震撼，哪怕只有一刹那，这辉煌也会永远铭记的。从那以后，这个视觉中的不朽，只要合上眼，那团火焰般旋转的舞神，倏然而至，接着，便是那鲜花的海洋，和那被艺术所陶醉了的天和地。
那真是一次很偶然的机缘，才有幸目睹到“此曲只应天上有”的壮观场面，因为，无法想象这是凡人能够达到的境界，只有称得上为艺术精灵的大师，才能出神入化，创造出舞台上的奇迹。这份不会重复、更不会再现的独特记忆，一直在我心中珍藏着。
现在，我终于要把它写出来，一边握笔，一边使我的思绪，回到那个冬天的莫斯科去。因为像这种“人间哪得几回闻”的盛况。那个穿着火红衣裙的精灵，在舞台上展开双臂的大跳，轻捷的弹起，空中的旋转，无声无息地悄然落地，然后又是一连串风姿绰约飞舞，那情那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今生此世，也就只有这一次，“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后，这世界上，谁也无缘再看到这位穿着火红衣裙的舞神了。
那年，坐在莫斯科大剧院里，欣赏这位世界闻名的芭蕾舞大师的演技时，还是镰刀和斧头的莫斯科。十多年以后，当我提笔撰写这篇文字时，被称作“苏联”的庞大国家，早也成了一个历史名词。这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使人无法不感慨人间的沧桑多变，世事的复杂多端，而最后能留存下来的，除了不朽的艺术和文学，还能有什么呢？
那是1984年的寒冬，一个地道的莫斯科的寒冬。
在访问的日子里，时不时要走过当时苏联人民引以自豪的红场。当我们这些客人，踏着那些铲不尽而冻得更结实的积雪时，老实说，那份阴冷、沉闷、呆重、死板的气氛，很难说得上有什么赏心悦目的感受。凡是城市里的积雪，无不由于环境的污染的缘故，很快变得不那么干净，由最初的白皑皑，到随后的灰蒙蒙，到最终的黑黢黢，一天比一天让人感到沮丧。在广场上，除了教堂的洋葱头圆顶，尚有令人目光为之一亮的色彩外，余下的，视线所及，森严的克里姆林宫也好，庞大的国营百货商店也好，街道上的电汽车，来来往往的人群也好，以及那一成不变的说阴不阴、说晴不晴的天空，如今在我的记忆里，都是一律的暗淡色调。
在这个灰暗色彩的背景上，出现契诃夫的忧郁，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颓废，出现果戈里沉重的讽刺，出现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出现这样一位火红的吉普赛女郎，像一团烈焰，想把整个世界燃烧的欲望，让我止不住地惊讶。
记忆，到了我这种年纪，由于脑细胞已经烦了、厌了的缘故，总是先拒绝而后才接受。即使在努力记下什么的时候，也同时会淡忘掉一些什么。但隔了十多年以后，搜索枯肠，再想不起那座广场上大教堂叫个什么名字了。好在红场上就那么一座花花绿绿的教堂，似乎在莫斯科我也没有再看到别的教堂的圆顶上，涂过如此鲜艳的色彩。因为，对于第一感觉的眼睛来说，再没有比亮色更为敏感的了。可是当我回想那一次苏联之行，除了这座教堂的圆顶之外，只有这个一团火似的精灵，是我在莫斯科留下的最为亮丽、最为强烈的色彩了。
我记住了那个美丽非凡的，令你目不转睫的舞台精灵。
无论谁，只消看上一眼这位舞神，就永远不会忘记。于是，那像一丝暖风，像一阵温雨，有几许亢奋、有几许激情的西班牙旋律，开始兴奋地敲着你的耳鼓。接着，眼前出现了那个穿着红靴的吉普赛女郎。正在兵营外，轻快而且欢乐地，同时又是挑逗地跳着塔兰泰拉舞，那纤纤脚尖在疯狂旋转时，洋溢出来的浪漫情调，任何人都会为之情不自禁地陶醉：那薄如蝉翼的飘逸衣裙，在斗牛场里如火如荼地翩跹时，所涌动出诱人的青春魅力，所有观众的心，都由不得不随着她的脚尖而激荡起伏。
像饮得太多的醉鬼，怎么样离开那桌艺术的盛宴，我已记不起当时怎么走出那座富丽堂皇的大剧院了。全部观众已经被赞叹和惊奇，以及想不到成为幸运儿的喜悦，掩盖住而浑不知其它。我不禁想，在人的一生中，并不会总有机缘，赶上一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被称作告别舞台的绝唱演出，能够有一个座位，坐在那里欣赏。我一直问自己和同伴，你不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嘛！
后来，我在北京看过一位美籍华人舞蹈家江青（一点不错，正是这两个字）的现代舞作品表演。演后的小聚，我对她谈起我在莫斯科期间的这件幸事，让她好生羡慕。她以极其尊重的口气，提到这位大师的名字，在芭蕾舞的世界里，那是一颗耀眼炫目的巨星。
正在我们访苏期间，著名的芭蕾舞演员普利谢茨卡娅在她六十周岁生日这天，举行告别艺术生涯的盛大演出，就在那座常于苏联电影里见识过的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在她和她的舞台告别，她的观众告别，也和她凝聚一生艺术心血的芭蕾舞告别的庄严时刻。每个躬逢其盛的人，都对这极其壮观的，带一点悲怆色彩的，又是完美无比的天鹅之死式的绝唱，怀着深深的敬意。整个剧院，座无虚席，鲜花几乎把乐池和舞台都淹没了。我还记得，幕间的掌声和欢呼声，震耳欲聋，恨不能将剧场高耸的穹顶轰塌下来。
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表现出那样生命活力的大师，竟是1925年出生的。作为芭蕾演员，在舞台上生活到六十高龄，还能像二十多岁年青姑娘那样轻盈，秀美，柔韧，透出青春的朝气和充沛的精力，简直就是人间奇迹。因为任何一个看过她《卡门》的观众，都会坚信这一点，除了她以外，还会有谁把那个吉普赛女郎，演得如此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至此，我才懂得什么叫作大师，这两个字的意义就在于她具有夺人魂魄的高超魅力！
在一个陌生的外国人眼中，其实，冬天的莫斯科，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城市。虽然一位行吟诗人唱过，“你不到冬天的俄罗斯来，你能体味到这块黑土的什么呢？”但冬天的莫斯科，积雪像沉重的白色铠甲，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敦实的建筑物，冷清的街道，笨重的车辆，和戴着厚重雪冠的行道树，看多了，便全无兴味。无论你站在阿尔巴特街，或者列宁山下的大路上，站在加加林的宇航纪念碑下，站在经互会那像一部打开的书似的大厦前，站在共青团员地铁站的出口处，看那些穿得臃肿、把自己裹得圆圆的、在寒冷中走路的俄国人，那脸色，恕我不客气地说，和天色，和雪色，相差无几，一式的灰暗无光。我惶惑不解的疑团是：这样的国度里，这样的氛围中，怎么能出现那样非凡的艺术巅峰？
冬天的莫斯科，也许因为气温永远在零下的缘故，也许不完全因为天气的缘故，凡是被称作门的入口处，都是紧闭着的。商店、酒馆、咖啡厅的门，都蒙上挂着厚厚的帘子。而且，每个居民家的门，都异常地厚重敦实，对想推开它的人来说，无疑意味着一种拒绝。我不禁再想问下去，在这样生冷的环境里，怎么能诞生出那样美妙的艺术精灵，有她适宜生存下去的条件吗？
我在来到莫斯科作客之前，曾经先接待过来华访问的苏联作家代表团，并且陪同他们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作家，前苏联国歌的词作者米哈尔科夫——那时叫同志，现在大概该称呼先生了。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座谈时他开玩笑地说过，把政治留给政治家去研究或者解决，文学家，还是谈谈文学吧！所以，我们到了莫斯科以后，他尽量陪我们非正式地见见一些朋友。这种私人会见，家庭式的聚会，可以省去许多公务来往时的繁文缛节。
“谢谢你的好意安排了！”
具有贵族风度的米哈尔科夫，幽默地说，“这样省得你频频举杯了！”他知道我不善于他们喝酒时那种表现自己口才的方式。刚到莫斯科的时候，我认为，在这个地球上，最能致祝酒词的民族，莫过于俄罗斯人了。等后来到了梯比里斯，才知道，致祝酒词的冠军应该是格鲁吉亚人才是。后来，我也发现，当这些高加索朋友开始用枪口说话的时候，同样也是不肯罢手和住嘴，一打就是好多年。所以，每次宴会，不光主人讲个没完，所有坐在桌旁的人，也不甘示弱，不说到你擎着酒杯的手开始发抖，是不会让你喝下那一口的。所以，当你吞咽每一块面包到肚里的时候，同时伴之许多词藻华丽、热情洋溢而又空洞无比的话语，就有点食不甘味了。
因此，我盼望坐在铺着一块土布的木桌旁边，吃食和酒水，放在离手不远的地方，愿意听就听，愿意聊就聊，看看人家怎么过日子，不拘束，不强求，不一定有什么主题，自由自在，随便从容，那该多好？
这样，米哈尔科夫与我们，就有了一次与一位画家的小聚。当我进到那挂有许多古老圣像和堆满西伯利亚木雕品的阁楼里，我仿佛被关在了桑那浴室的感觉，热得透不过气来。莫斯科的暖气，真令人有冬天里的夏天之感，你恨不能剥得只剩下一件衬衫。
室外的冷，和屋里的热，拒绝的门，和好客的主人，所形成强烈的反差。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俄罗斯人的性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当我们来到画家居住的这座公寓，搭乘的电梯，说是一具装野兽的狭窄铁笼，不算过分，简陋倒不可怕，运行时那铁索的声响，令人心惊肉跳，这才叫恐怖。但谁都知道，这个国家的载人宇宙飞船，却是世界上第一个遨游太空的。譬如，我在红场上那硕大无朋的百货商店里，名字我也忘记了，几乎看不到什么使我想购买的商品，但在画家这里，他所提供的洋酒、饮品、奶酪、点心之类，比之我去过的西方国家，也不逊色。也许这位现代派的画家，米哈尔科夫的朋友，是个很特殊的例子，不足为训。但我在其他很一般人家作客时，也能品尝到珍贵的黑鱼子酱，或是有年头的上好葡萄酒，那是市面上绝对看不到的。对这所有的一切，我们外国人很难作出判断，究竟哪一方面更接近于真实的俄罗斯？
那画家叫什么名字，再也想不起来了。当夸奖他的作品时，他有点自负，但谈到他的收藏，他就比较地谦谨。虽然屋里摆了那么许多古董，但他的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和伟大的俄罗斯文化，也看不出什么必然的传统联系。他有一个很大的画室，里面有一幅顶天立地的尚未完成的巨幅油画，把世界上所有的大人物，尽收其中，其间也有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对这些生拉硬扯在一起，分明是矫揉做作的画，我自然不敢恭维。不过，他的藏品，使我想起读过的在“文革”期间就翻译过来，作为内部参考的，可能是科切托夫写的教义小说，书名大概叫《你到底要什么？》，讲到一些败类，怎么将古老教堂里的圣像画，偷卖给西方人的故事。这本绝对是主题先行的小说，看得出来，作家已经江郎才尽，连早期《茹尔宾一家》的气势，《叶尔绍夫兄弟》的激进，也找不到了。
也许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使我对这位画家兼收藏家，有些距离。当然，那是绝不可能的，米哈尔科夫是个太可爱的老头，他不会让我们去见一个不值一见的朋友。但印象也会产生误导作用，何况在座的他们，在谈论某件圣像拥有数百年历史时的口气，总离不开美元的估价，颇带有商品的味道。于是联系这幅世纪人物肖像画，联系我读过的那部教义小说，太多的急功近利的成分，使我难以置信，那个穿着火红衣裙的精灵，怎么能够得以翩翩起舞？如果那是绝对纯真圣洁的艺术殿堂，就建筑在这样一个浅薄的基础上？一个民族的文化，怎么可能植根在这样肤浅的表土层里呢？
我真有点惶惑不解了。
感谢那时苏联的官僚机构，一般说来并不高的工作效率，使得我们这些客人，能够从什么人的手掌缝隙的疏漏下，得到这几张被人企羡得要死的票。其实，作为这次旅行中的一个项目，主人米哈尔科夫已经请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礼堂，观看了芭蕾舞剧《吉赛尔》的演出。但是，我记得，某次座谈会上，一个显然不是等闲人物的作家，提到了普利谢茨卡亚的这次告别舞台的演出，他认为，如果可能，让中国朋友看看，这样的机会，此后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的了。
普利谢茨卡娅，出身于舞蹈世家，她是苏联著名舞蹈家密谢列尔的外甥女，可以说是家学渊源。1943年，苏德战争尚未结束，她在莫斯科舞蹈学校毕业。曾经向有名的盖尔德特的女儿叶丽莎维塔和瓦冈诺娃学习，这些都是培养出像乌兰诺娃这样一代优秀人才的芭蕾舞的著名教员。所以，她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扎实的芭蕾功底。嗣后，由于她在舞剧中出色地塑造人物性格，以及精湛的表演技巧，和她双臂富有表情的运用，成为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首席女演员。
她在舞台上，成功地扮演了《巴赫奇萨拉伊泪泉》中的扎列玛，《劳伦西娅》中的劳伦西娅，《宝石花》中的铜山公主，《睡美人》中的阿芙罗拉。尤其脍炙人口的，是她在《天鹅湖》中，令人钦服地扮演了奥杰塔一奥吉莉娅，被公认为是她在芭蕾舞剧中最拿手的角色。她还以她深湛的艺术造诣，和对文学的理解，自编自演了舞剧《安娜·卡列尼娜》。
她是一位世界级的芭蕾大师，前几年，还曾来过北京，还曾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象征性地表演了一小段《天鹅之死》。那时，她虽然是近七十岁的人了，但风采仍不减当年。
但记忆中的那天晚上，我们在金碧辉煌的莫斯科大剧院里，同时欣赏了她的《带叭儿狗的女人》和《卡门》两出舞剧。前者，体会到了契诃夫的冷峻，后者，感受到了梅里美的狂热。当穿着红色衣裙的普利谢茨卡娅，在漆黑的舞台中央，被光柱渐渐照亮，当她在音符中，在铃鼓声中，跳出第一个动作，和接二连三的旋转，当一个火辣辣的卡门，在眼前活生生地站立起来，如痴如狂的观众，再也忍不住，全场起立，爆发出难以抑制的掌声。
我已记不得那天演出结束后，普利谢茨卡娅谢幕的次数，七十回，八十回，恐怕是个保守的数字，送上台去的鲜花，从楼座投下来的鲜花，将她团团围住。我想，那天晚间的大剧院，至少把莫斯科全城的鲜花，都集中到这里来了。她在鲜花丛中，一次又一次地向热爱她的观众致意。
她虽然从此离开了舞台，但她的完美形象，将会在观众心目中永存。
这时，我从灿烂的鲜花，和那些无论如何不肯离开剧场的观众脸上，看到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化的传统、底蕴，和深藏的力量源泉。我还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酷爱艺术的人民，更没有见识过这样崇敬和倾倒于艺术大师的人民。这时候的俄罗斯人，那脸上的色彩要丰富得多，表情要热烈得多，语调要亲近得多，和我在红场上见到的他们，几乎找不到共同之处了。
这真是让人费解呢！
是啊，“你不到冬天的俄罗斯来，你能体味这块黑土的什么呢”？了解一个民族，是那么轻易的一件事吗？当我在画家的阁楼上，看到他自己由电影胶片翻转的录像带，我仿佛找到了一些答案。
那是卫国战争刚刚结束的年头，大概也是普利谢茨卡娅开始崭露头角的时期，饥饿和贫穷仍不肯与战神一起离开这块饱受劫难的土地。我在镜头里，看到了废墟，看到了弹坑，看到了阵亡将士的十字架，也看到了终于获得胜利、但疲惫不堪的老百性。我也看到了这位我不怎么喜欢的画家。他那时显然不会超过二十岁，衣衫褴褛，面有菜色，可能还在美术学院里领他的学生配给粮，一块黑面包，和两小块方糖。现在这位富庶的画家，由于养尊处优的缘故，脂肪使得他的身材，较之早年的他，要庞大两倍到三倍。
这是一部苏联早期的纪录片，我见到一群和他年龄相同的，那些瘦骨嶙峋的男女同学，正在借助于坦克车的力量，将战争期间，为防止德国法西斯的掠夺而转移到外地、埋藏起来的石雕像，从泥土里拉出来，装上卡车，运回原来陈列的冬宫，在早先的基础上竖立起来，供人游览。
当这些青年人，小心翼翼地剥掉雕像身上裹着的草袋和麻包，晶莹如玉的女神，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我注意到，所有那些参与这一复原工作的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他们那由于饥饿而显得特别大的眼睛，都情不自禁地留下了泪水。那些学美术的女孩子，兴奋和激动得不能自己，抱成一团地哭泣着。这位画家，他竟连泥带水地跪在了地上。那份艺术的真诚，让我对他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然后，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是这些雕像在运输过程中的场面，那也真是让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怦然心动。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比不上俄罗斯人更珍惜他们的艺术珍品了。即使是那些普通的老百性，凡上了点年纪的，无不对这些眼前缓缓驶过的艺术品，流露出崇敬膜拜的神情，来不及地在胸前连连地画十字，并且喃喃有声地念叨着上帝的名字，看他们消失在远方。而所有的军人，无论是列队行进的，还是零散的复员回乡的士兵，只要见到这些装运艺术品的车辆，没有一个不是马上立正，向这些雕像，极其庄重地敬礼。在他们运送的途程中，所有的车辆，都自动停下来，为他们让路，所有的交通警，都为他们打开了绿灯……
我不能不折报了，在拥有这样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度里，拥有这样酷爱自己民族艺术的人民，那穿着火红衣裙的精灵，又怎么能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地展现她最大的艺术才能呢？莫斯科大剧院里的鲜花会枯萎，但在这土壤里萌发出的艺术奇葩，肯定是永远也不会凋谢的。
这大概是我那年在冬天的莫斯科，所体味到的最值得写出来的一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