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香港作家金庸先生是大会特邀嘉宾，他在参观我们作协新落成的办公楼，盛赞这是为作家们办了件好事。其实，他自己在这以前，也作出了一项义举，决定把他在钱塘十八景之一的“九里云松”，斥资一千四百万元，建成的十四万平方米的“云松书舍”，捐赠给杭州市政府，获得杭城百姓的交口称誉。
他在宣布这个决定后，对记者发表的一番深情的谈话，就更是感动人了。“云松书舍所在之处是杭州最美的地方，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住在这种地方，心里很不安，还是捐献出来给大家享受。”这拳拳之心，慷慨之意，不仅表现金先生对祖国河山之爱。也说明了他对祖国人民的同胞之情。
我多次去过杭州，但没有游过这块叫作“九里云松”的风景区。那肯定是个景色幽雅的所在，因为原本是金先生打算个人休憩读书的好去处，如今，修好了，他贡献出来，成为杭城人民一个新景点，云松依旧，但从此增添几分文化色彩。
这实在是一个具有相当精神品味的作家，所做出来具有相当远大眼光的事情，是令我们许多认识金先生的人钦佩不已的。这种宽阔的胸襟，高尚的情怀，就绝非我们见到的那些先富起来、或后富起来的人，只顾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只顾声色犬马，所能望其项背的了。
从此，钱塘十八景之一的“九里云松”，就和金庸先生的名字联结在一起。我想这样的举措，要比他的武侠小说，更加赢得普通人的欢迎。而且愈到后来，愈会被人珍视，正如今天人们走在西湖里的苏堤、白堤上一样，他们未必读过这两位大诗人的作品，这却并不影响后人对两位诗人的崇敬。
这使我联想起若干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期间的所闻所见，说实在的，对于大学校园里，大同小异的景观，并不陌生。只是那特色各异的厅堂馆舍，门楣上都冠以斥资兴建者的姓氏，而命名为某某楼，使我觉得新鲜好奇。那时，我们的大学校园里，类似的景象是很鲜见的。
我打探过那些捐资兴学者的情况，就更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了。不过，我很感动，因为这些人能够慷慨地把钱用在教育上，是值得肃然起敬的。显然，他们有钱，才能掏得出盖成一座像样建筑物的资金。但他们不是去花掉这笔钱，香港那可是一个消费世界，而愿意无偿地为学校盖一幢房舍，说明他们懂得教育的重要性。也许他们本人未必很有文化，但这却是有文化的高尚行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凡古老的学术殿堂，总是永葆其旺盛的生命力。直到现在，北京城里的国子监还基本完好，英国不知换过多少内阁，牛津和剑桥这两所高等学府，却始终如一的辉煌。因此，这种对于文化教育的慷慨解囊，不仅具有为社会培养人才的远见卓识，而且也会随着学校的悠久绵长，被后人长远地铭记着。那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真的被这些捐资兴学者的名字所感动，而由此涌上来的思绪，更是不能平静。
因为香港是个绝对的商业社会，是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是个铺天盖地的广告，和汇萃全球所有商品将你淹没的海洋。你站在街头，那纷至沓来的车河人流，无不以急匆匆的速度向前冲刺，让你感到喘不过气来。而那些香港人，几乎顾不得浏览街市的景色，几乎无一不是为金钱在奔忙，在劳作，在争分夺秒。据统计，自行电梯的运行速度，要比我们这里快上一倍，即使这样，还有更着急的人越过你而去，因此在香港乘电梯，必须靠边站，以便让行。你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好像惟有金钱，才是香港的生命线。
等我从中文大学出来，觉得我的这种观感，其实也不尽然，就在这样一个对金钱的欲望如此强烈的社会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却有人肯把大把票子投到并无回报的教育事业上。有的，只求留下一个名字，有的，甚至连名字也不想留下，使我看到了香港人文化心理的另一面。
所以说，有钱不等于有文化，有文化也不见得具有文明的精神风范。而时下那些沉湎在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地挥霍之中的有钱人，像夏虫不可语冰似的，永远也不会理解金庸先生捐赠的磊落胸怀。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大雁从天空飞过，留下嘹唳的鸣声，那是很令人神往的。人在世界走过的路程中，留下值得回忆的名字和建筑物，或哪怕是一砖一瓦，能够被人长久地怀念，就更是有意义的事情了。
要是每个人都尽到他社会一分子的责任，这世界也许就会更加完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