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是中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58年以前，赫鲁晓夫为了进一步巩固他在苏共党内还不太稳固的地位，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故而，对中国还不敢太放肆。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的政治地位巩固了，不再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了。前苏联成功地制造出了洲际导弹，中国这个棋子在他的国际棋盘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此，他就变本加厉地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的“摩擦”。
赫鲁晓夫热衷于追求同美国的合作，幻想与艾森豪威尔共同决定世界各种问题，而中国一直高喊反对美国侵略，使他感到很不耐烦，很不以为然，甚至有敌意。
我国炮轰金门、马祖的行动，事先曾通过前苏联在我国的军事顾问通报了前苏联当局。但赫鲁晓夫1958年7月底来华时，我国领导并未向他谈过打炮的事，他很不放心，担心中国的行动会破坏他搞“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意图，甚至导致苏美冲突。因而于9月5日亲自打电话给前苏联驻华使馆苏达利柯夫参赞（因大使、代办都不在北京），命他转告周总理，他拟派葛罗米柯外长于当日晚乘专机秘密访华，向我国领导转达前苏联对台湾海峡局势的估计，并商谈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的问题。
9月5日晚，周总理接见了苏达利柯夫参赞，表示欢迎葛罗米柯来华访问，并谈了我国对台湾海峡形势的分析、美蒋矛盾以及我国的立场、策略和所采取的行动。着重说明：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而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前苏联下水。请他转告苏共中央。
9月6日上午，葛罗米柯来到北京，下午2时周总理即同他会谈。周总理指出：“关于台湾局势问题，我在昨晚已向苏达利柯夫参赞谈了我们的立场、策略和行动，想必你已知道了。”葛罗米柯表示：“我知道了苏共中央完全赞同中国同志的立场和措施。”周总理还向他谈到了美蒋矛盾、美国态度等情况。随后双方交换了中国政府的声明和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的副本，葛罗米柯认为，“这将是互相紧密配合和互相补充的两项重要的外交行动。”
“互相紧密配合”和“互相补充”这些措辞似乎表示中苏在这件事情上已达成了共识。孰料，1959年赫鲁晓夫为了向美国献媚，居然又旧事重提，对中国大加指责，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不满。
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去美国访问，在戴维营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赫鲁晓夫及前苏联报刊大肆宣传“戴维营精神”，说是“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
在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期间，他除了大肆宣扬同美国“和平共处”总路线的同时，他开始对中国的政策进行直接的攻击。
毛泽东断然道：“这是个原则问题。”
陈毅外长激动地站起身子，他对前苏联发表声明明显袒护和支持印度侵略的做法早已愤怒不已：“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事先我还和你们打过招呼，可你们为什么要站到印度资产阶级一边？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
赫鲁晓夫大声嚷起来：“我们要争取和团结尼赫鲁。我们不同意中印之间发生冲突。你们这样会把他推向帝国主义一边！”
陈毅也大声回敬：“中印边境，他们是侵略！”
赫鲁晓夫脸孔都变成紫红色了，他激烈地嚷道：“干什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是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陈毅指指赫鲁晓夫，声音像投石块一般硬邦邦：“你对的，我们当然会听取；你不对的，我们当然不能听！”
赫鲁晓夫马上举出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不对的例子：“你们对金门打炮，这么大的事情，事先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
陈毅大声宣布：“我通知你们了。而且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
赫鲁晓夫说：“你不要想通过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固性！”
陈毅盯紧赫鲁晓夫：“在你那里还有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则性了？”
赫鲁晓夫发现陈毅不好惹，转而望着沉静的毛泽东，继续质问：“你们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去东欧，处理捷匈事件，回来就给我上课……”
周恩来声音朗朗，不紧不慢，却字字沉甸甸地有份量：“你当时对某些兄弟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有许多片面看法，讲了许多不该讲的错话。”
赫鲁晓夫拒不承认，等到当时的翻译李越然起来证实后，赫鲁晓夫尴尬地嘟囔了一声：“我是这么说的吗？记不清了……”
这时，长时间沉默不语、冷冷观看的毛泽东开口说：“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大喊一声：“我明白，你们要标榜马克思主义和正统！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你们多少人？我这儿才几个人？这种谈判是不对等的！不对等！”
第二天上午10点钟，赫鲁晓夫神情郁郁地参加中国的国庆10周年游行活动。在城楼里休息时，赫鲁晓夫冷冷地对毛泽东说：“关于这个原子弹，我们是不是把前苏联专家撤回去？”毛泽东表情平淡，同样冷冷地说：“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我们需要是需要（指前苏联专家和技术资料），撤回去也没什么大关系。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是你们自己考虑决定的事了。”
坐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旁边的周恩来回忆起了这年年初他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请求增派专家的那段往事。
1959年1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当时中国国内由于大跃进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特别是全民大炼钢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由于完全不顾厂房和设备的维修，轻率地冒进提高产量，致使中国的钢铁厂成了破烂摊子。
在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周恩来指出中国的炼钢工业情况很糟，请前苏联务必派些专家去帮助中国整顿一下。周恩来解释说：
“我们需要很多。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人，他能告诉我们哪些事我们做错了，应该如何做才对。”
“周恩来同志，那我们为你们在前苏联培养的中国炼钢工程师都到哪里去了？”赫鲁晓夫言语中不乏幸灾乐祸之意。
周恩来收回了思绪，扭头望了一眼赫鲁晓夫。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波诡云谲的国内形势该如何去理清头绪，作为总理，他自然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苦思。
正在这时，满面阴云的赫鲁晓夫忽然提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大吃一惊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我想见一下彭德怀。”
“赫鲁晓夫同志，你的要求是不能让人容忍的。”毛泽东猛地站了起来。
“我还有一件礼物要送给彭德怀同志，总不能让别人转交给他吧？”赫鲁晓夫似乎并不在乎毛泽东的气愤态度。
“我最后一次告诉你，不行！”毛泽东几乎是在怒吼了。
赫鲁晓夫终于没能见到彭德怀。
和他第二次访华相比，这次分手时的气氛更加冷清，双方甚至连一份公报也没有签署发表，中苏之间的裂痕又一次加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