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的这句名言，曾经令无数革命者激情澎湃，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时代中去。金戈铁马、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奋斗不息，写下了一页页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
大革命，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已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了。人们几乎已经淡忘，在距今八十多年前，在距离北京三千多公里的中国南部，在南海之滨、五岭之阳的广东，曾经成为一场震撼中国历史的大革命中心。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席卷长江以南，波及全国，最终摧毁了北洋官僚集团的统治，使国民党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打破了以往只有北方统一南方，没有南方统一北方的历史神话。
尽管这场革命只是昙花一现，最终以国共两党流血分裂告终，但它的影子，却一直徘徊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它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以及具体的政治方式，包括社会动员模式、革命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一直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在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从井冈山到北京城，从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我们都不难找到1920年代那场大革命的遗传基因。
这场影响中国几十年的大革命，为什么不发生在天子脚下的北方，不发生在黄土高原，不发生在西方势力强盛的东部沿海，却发生在广东呢？
自古以来广东就不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的地理特点是对内相对封闭（有五岭阻隔），对外则完全开放，拥有中国最大的一片海洋国土——南海，有八千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从汉代起就是海上丝路的始发地。虽僻在南版，然门户四达。当中国处在一个封闭的大陆农业社会时，广东被视为偏远的蛮荒之地；但当世界进入海洋时代以后，广东便成为中国面对世界的最前沿了。
历代王朝对广东的控制，本来就有鞭长莫及之感，在经历了太平天国动乱之后，国家机器已严重破损失灵，对南方的管治，更趋于松弛。在近代史上，第一波从南向北的革命，是太平天国；第二波，是同盟会的反清革命；第三波，就是1920年代的大革命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发源地都在广东（太平天国虽然起于广西，但一班领袖大多为广东人），这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中国有句老话：“王气在北方，民气在南方”。早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就觉得广东有一股强悍的“民气”，可与洋人决一雌雄，他向朝廷请战时说：“民气可用。”民气固然可用，却不是人人会用。善用者，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甚至创造历史、改写历史。
广东离“王气”最远，民气最盛。这恰恰是它成为近代政治文化试验区的最有利条件。从“五四运动”开始，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本主义、安那其主义、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学说，在北方蓬勃兴起，百家争鸣，处士横议。但要把这些新思想化作改造社会的行动，则广东是一块首选的实验田。孙文搞三民主义要到广东来，陈炯明搞地方自治也要到广东来，共产党搞共产主义革命，也要到广东来。
昔日黄埔军校门口有一著名对联：“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畏死莫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这也是1920年代广东在全国热血青年心中的形象。大批有理想、有智慧、有行动能力的社会精英，便如怒潮排壑一般投奔革命而来了。
1895年，孙文第一次发现日本报纸把他称作革命党时，十分吃惊。他的同伙陈少白说：“做皇帝才革命，我们哪里是革命？我们只是造反罢了。”时间仅仅过去25年，在中国再没有哪个词比“革命”更时髦，更响亮了。
《易经》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据后人解释，“革命”的“革”字，上为“廿”，下为“十”，含有“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之意；而“命”则代表天命。中国人用“革命”对应英文的“revolution”，不无道理，在英文中，revolution既有大变革的意思，亦含有天体循环运行之意。似乎革命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总是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联系起来，而被赋予“天道”的内涵。
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次改朝换代，但不仅仅是天子易姓，而是以符合天道的“民主共和”，取代无道的“皇权专制”。然二者如何在价值上对接，便成了令人彷徨与头痛的事情。直到“五四运动”，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政治权威的真空期。皇帝打倒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价值信仰，失去了皇权的靠山，便再无往日的法力了。民国第一、二任总统，都是匆匆上台，又匆匆被自己的手下逐去。孙文在西南护法，亦复如是，使政治权威的失落，达到崩溃的边缘。
台上幕落暗场，幕后在忙忙碌碌地更换布景，而幕前的观众，却已经不耐烦地跳将起来，他们发现，这是一出无剧本、无导演、无监制，亦无固定演员的戏。中原逐鹿，捷足先得。于是纷纷登台，各显身手。思想的自由度、学术的自由度，反而空前大增。
知识分子肩负起在传统价值的废墟上，重新建构价值的任务。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程炮。《新青年》面世之初，标榜“不谈政治”，以写“两个蝴蝶，双双飞上天”（胡适诗）一类白话诗为时髦，凸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色彩，而不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这一时期的陈独秀，也是激情澎湃的启蒙思想家，而非社会革命家。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前清秀才出身。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把陈独秀延揽入校，掌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达至高潮，民主、科学高唱入云，白话文大行其道，掀起文学革命的大潮。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促使陈独秀迅速向左转。他断定非得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对社会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无法彻底解决中国积弊。他与李大钊共同创办了“专谈政治”的《每周评论》，便是改弦易辙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