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26日的中执会第十次会议上，孙文提出要成立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拟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浙江奉化人，早年就读保定军官学校、日本振武军校，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当过陈炯明的作战参谋，党内资望，远不及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一直在二三线上沉浮。当粤军兵变，孙文被困在永丰舰上时，蒋介石从上海千里赴险勤王，与孙文共患难，令孙文深为感动，从此一跃而成为孙身边的红人。
孙文的偶像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而蒋介石的偶像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但这并没有成为蒋介石追随孙文的障碍。有一种说法，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分“礼乐”与“诗书”两大系统，曾国藩是“礼乐”的代表，而洪秀全一类人则是“诗书”的代表。其实，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礼乐与诗书本属一家，洪秀全与曾国藩有什么区别，看看孙文与蒋介石的关系，虽不能划上等号，亦不远矣。
孙文一直有个担心，就是中共会包办中苏关系，成为苏联在中国的代言人。这是他决不能允许的。因此，在他威胁要开除陈独秀之后，作出了一个决定：派代表团到苏联去，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
1923年8月16日，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代表团”，从上海前往莫斯科。除蒋介石之外，三个成员中——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沈、张都是中共党员，只有担任过大元帅府英文秘书的王登云，是记者出身的国民党人。
俄罗斯的气温，一天比一天寒冷，给蒋介石这位南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9月2日，一行人乘坐的车辆，经过长途跋涉，穿过俄罗斯原野的浓雾晨曦，终于抵达莫斯科。最令国民党人兴奋的，是他们获邀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在中共党人面前，带着“侬也凉凉去”的心态，蒋介石第一次现身于国际讲坛之上。
他在苏联和维经斯基、马林等“中国通”见了面，也和共产国际的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见了面。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看来，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左翼”，不仅“深受孙逸仙的信任，同我们很亲近”，而且“在中国，以最有教养的人之一著称”。
托洛茨基告诫这位最有教养的“左翼”分子：“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 “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 这是俄国人搞革命的经验之谈。后来蒋介石与红军作战时，有一句口号：“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也是师承于此。
蒋介石是否有教养，无关宏旨，但他的“左翼”名声，却令苏联人精神一振，维经斯基与之交谈，观其胸襟，果然有可异之处，于是竟怂恿蒋加入共产党，并承诺只要他肯加入共产党，“苏联便可以给他几个师的武器，以武装中国西北部的农民，用来打军阀，统一中国，不必回广东去帮孙逸仙博士练兵”。
这种不靠谱的话，证明维经斯基毫不了解蒋介石的文化背景与个性。须知蒋介石的家乡是浙江，他的发迹经历，亦与浙江密不可分，在上海滩滚打多年，你让他跑到遍地红枪会的黄土高原去组织农民武装，岂不是乱点鸳鸯谱？
由此也可知，苏俄对中国的情况，其实十分隔膜，因急于找代理人，才闹出请蒋介石到大西北搞农民起义这种笑话。
蒋介石正色答复：他的一切行动，皆秉承中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博士的指示。是否加入共产党，自己不便决定，必须回国后，请示孙博士，才能有所决定。
蒋介石更关注苏联军事组织方面的情况，他拜会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红军总司令、参谋长，一起商讨在中国建立军事学校的计划。还参观了步兵团、步兵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和海军基地。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但别的花蒋介石都看不上眼，只看中了苏联军队中党代表制度这朵花。最后，在对苏联士兵演说时，蒋介石振臂高呼：“我们是军人，我们是战士，我们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这番“左翼”党人的激情迸发，应该不是装扮出来的。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他确实激动得浑身发抖，声音近乎吼叫。
代表团于11月29日离开莫斯科回国。12月15日，返抵上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都来迎接。蒋介石当天便转船回宁波。虽然广州的空气，一天比一天热闹，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密锣紧鼓，已到最后冲刺阶段，但蒋介石却似乎连行情也懒得打听，便转道回家，忙着给六十冥寿的母亲上坟去了。潜台词，反映出内心的不满。
蒋介石知道，孙文让他去主办一间军校，但他对这个职位不太感兴趣，主持一间学校的行政事务，能有多大出息？恃才傲物、眼高四海的蒋介石，决不可一世伏枥，做个郁郁不得志的穷教头。
一个人能否出人头地，与机遇甚有关系，与所处的位置也甚有关系。当年秦相李斯说过，粮仓的老鼠与厕所的老鼠大不一样，仓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厕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都是老鼠，何以如此悬殊？并非本质有何差别，位置不同而已。只要互换个位置，它们的状态马上也会掉转过来，“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就拿胡汉民、汪精卫这些元老来说，他们真的比蒋介石更有能耐吗？未必，只是他们“在所自处耳”。
蒋介石内心那只权力的野兽，早已蠢蠢欲动，要一飞冲天九万里。自古圣贤，都是狂狷之士，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蒋的位置，应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因此，对南下当教头，推三推四，迟迟吾行。
可是廖仲恺急了，从上海一连发来三通电报，催蒋介石速到上海，与胡汉民、汪精卫一起南下广州，筹建军校。“万不能再延，否则事近儿戏”。12月30日，孙文也亲自致电蒋介石，请他到广州报告赴俄考察情况，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
蒋介石被逼不过，只好收拾心情，动身南下了。
今年以内，革命事业彻底大成功
三山五岳的国民党大佬们，云集广州。大家饮早茶、闲聊天之余，也认真拜读临时中执会下发的三个文件：《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以及从11月29日开始正式出版的《国民党周刊》。此外，“土地法”、“劳工法”和“关于小产阶级”的三项法令草案，亦在人们中间广泛传阅。
他们不看这些文件犹自可，愈看愈担心。对联俄容共政策的争论，各执己见，众口难调，不仅没有平息，还有扩散之势。
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等元老级的党人，以“国民党广州支部”名义上书孙文，批评“本党改组，其动机虽出自我总理之乾纲独断，惟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俄人鲍罗廷之指挥”，“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他们指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其方略，一为使我党丛国际之仇怨，一为使我党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
话说得很难听，但却真实反映出一批元老的忧虑。孙文对中共，一直抱有戒备之心，从当初中共刚成立时，戴季陶参与中共建党工作，被孙文痛骂一顿，不得不“含泪退党”，到后来孙文威胁要开除陈独秀，都显示出他对中共的心态，一以贯之，迄无大变。他自认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革命党，故无须另搞一个共产党，分散革命力量。
孙文在报告书上批示：关于国民党组织法与党章、党纲等草案，都是我叫鲍罗廷起的草，由我亲自审定的，“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陈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
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彼亦得志矣。
孙文口口声声说“陈独秀之计”，陈究有何“计”？用孙文的话来说，就是“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 这个疙瘩，在孙文心底里，一直到死也没完全解开。
但这实在冤枉了陈独秀。陈独秀从来没有想过要包揽对俄交际，更没有那么大能耐，可以阻止俄国的政治外交。相反，自从他同意中共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便几乎百分百地服从国际的一切指令，最后也因为过于服从，竟落了个“右倾投降主义”的臭名。
对国民党而言，容纳共产党，是争取苏俄援助的先决条件，二者不可分开。没有苏联的军经援助，孙文根本打不赢北洋政府，甚至连陈炯明也打不赢。孙文的政治考虑，较一班迂腐的书生元老现实得多。
当鲍罗廷在广州的工作初见成效，国民党改组的利好消息频频传来，陈独秀郁闷了许久的心境也突然放晴了。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3号通告，对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作出紧急指示：“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即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就赶紧敦促成立。
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
口才好，成为当选国民党一全大会代表的条件之一，意味着，在一全大会上，两军对垒，将有一番激烈的唇枪舌剑。
1924年元旦，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鲍罗廷也出席了。陈独秀承认自“三大”以来，国共合作，几乎无所作为，原因有二：一是共产党内部有分歧；二是国民党本身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国民党已开始改组，中共党内意见也基本统一，大家一致同意：凡未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应该立即加入；中共是国民党内一个不合法的支部；全体同志应该在国民党内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领导权。
这是中共党内好不容易才达成的一致意见，殊不知，陈独秀一脸春风的报告，却换来鲍罗廷居高临下的一票否决。鲍罗廷干脆有力地说：“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发展。”官大一级压死人，鲍罗廷虽然只是顾问，但他口含天宪，等同钦差大臣。会议最后作出结论：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种委员会中谋求职位。这显然是忠实贯彻着斯大林“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指示精神。
联席会议结束之后，陈独秀、鲍罗廷等人，便在凛冽寒风的吹送下，联袂浮海，南下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全大会，这个最终点燃大革命烈火的历史性盛会。
1924年1月20日，上午9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幕了。到会代表197人，中共的列席代表，计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等人。人数不多，但礼堂也不大，黑压压一片。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这次大会时说：
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
会场热气腾腾。孙文激情洋溢的开幕词，把这次盛会称之为“中华民国的新纪元”，他号召代表们“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会场掌声雷动，春风荡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