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下达“北伐动员令”。4日，国民党召开第二届中央执委会临时全体会议，张静江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让给了蒋介石，会议通过并发布了出师北伐宣言。
至此，改变中国历史的南北大决战，遂揭开序幕。
这时中共对北伐的态度，却由于莫斯科三申五令，变得摇摆不定。在4月20日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同日致中国第一次农民大会的信上，只字不提北伐；在这两个大会的宣言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北伐的内容。
在军队负责政治宣传工作的中共党员李一氓后来回忆说，“对北伐这一带号召性的军事行动，党基本采取消极态度。对北伐的总的看法是，这是国民党的事情，几乎和共产党无关。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不是无产阶级的事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最多不过是‘扶助’、‘拥护’而已。”
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把北伐看作国民党的事情，与己无关，才态度消极，而是因为莫斯科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认为，北伐是“三二○事件”产下的恶卵，它将使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变得合法化与神圣化。然而，尽管苏联连下十二道金牌，但从维经斯基6月11日向莫斯科汇报的情况看，中共内支持北伐的声音，依然强烈，“这里的同志们坚定不移地主张进行北伐”。所以他才担忧地说：“看来必须就此问题同中央认真地谈一谈。”
“三二○事件”以后，南方一团乱麻的局势，令莫斯科十分忧虑，故专门成立了一个“共产国际远东局”，坐镇上海，就近指挥。虽号称“远东”，实以中国事务为主；而中国事务，亦以南方为主。维经斯基担任远东局主席，拉菲斯担任书记，中共派陈独秀为常任代表，瞿秋白为副常任代表。远东局直接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领导，等于在中共中央之上，再设一个中央。
经过维经斯基多次“认真谈一谈”，陈独秀终于软了下来。6月下旬以后，他接受了维经斯基的观点，认为目前广州确实受到北方吴佩孚的威胁，出现了保卫它的问题，而不是广州向北方军阀进军的问题。6月21日，维经斯基给加拉罕写信，满意地指出：“中央和陈（独秀）现在都不主张进行北伐，虽然据说他们在一个半月前曾坚决主张进行北伐。”
在6月30日，远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上，维经斯基、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就北伐问题，进行了“长时间交换意见”。第二天，维经斯基根据会议讨论结果，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发了一封电报说：“在北伐问题上，中央的态度一度摇摆不定。最近几天，随着代表团从广州返回，中央委员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认为这是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的唯一出路。”维经斯基的结论是，把中共的政策同北伐联系起来是极端错误的，“广州[应当]采取防御立场，集中精力于内部的巩固和同邻省的密切关系上，以便建立南方的联邦。”
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把中共中央和远东局的共同意见，公诸于众。陈氏断言：
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
陈独秀的文章，不早不晚，偏偏在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后第三天发表，这时各军已陆续开拔，生米变成熟饭了。这篇文章立即引起国民党内哗然，纷纷指责共产党与政府唱反调，反对本党北伐，挑拨人民与政府感情。张静江要求鲍罗廷转告陈独秀，不要再做这类文章。8月24日，蒋介石也从北伐前线致电中央执行委员会，指陈氏该文反对北伐，阻止国民革命，陈氏乃中国共产党领袖，《向导》周报为中国共产党言论机关，此种言论，中国共产党当负其责任。
在中共党内和苏联人当中，对这篇文章，也有不同看法，一时间议论纷纭。鲍罗廷生气地宣称，如果中共以该文为行动纲领，必然会导致与蒋介石的冲突，该文已经在群众中造成麻烦了。但维经斯基则力挺陈氏，称该文阐述了党对北伐的唯一正确的立场。鲍罗廷和远东局意见分歧，中共夹在中间左右做人难。
直到7月底，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在上海开会时，维经斯基依然强调，“进一步向北推进会造成反动军阀势力聚集在孙传芳（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周围的危险。”广州的工作方针，应该是有节制地行动，“抑制进一步向北推进，把全部工作集中在巩固广州基础上。”
“抑制北进”，不仅表现为理论上的反对，也落实于行动。当蒋介石与全国铁路总工会达成协议，为配合从长沙进军汉口的战争，要求派一批铁路工人给他做军事工作，并在武汉成立铁路军事中心，在长沙和汉口成立行动委员会时，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和陈独秀等人十分不满，认为中共不应为蒋氏作嫁衣裳。7月15日，他们在上海发话：全国铁路总工会不预先征询中央意见就同蒋介石达成协议是极不正常的。蒋介石向中共的同志和团体发出的任何军事命令，必须事先经中央军事委员会审查。地方军事委员会没有得到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许可，不得执行蒋介石的这类命令。
由于陈独秀的文章，闹得沸沸扬扬，7月31日，中共中央又以“张万和”为代号，向党内发出通告，就北伐问题的立场，作出正式的表述：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革命势力向北展开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民众唯一无二的希望，遂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北伐之军事行动只是更促进军阀政治之破坏，开展民众运动的局面，若果我们对北伐希望过高亦是错误。
中共的原则立场是：不反对北伐，但要“预防过分宣传北伐之流弊”，劝告民众不要“对北伐预有过分之希望而终于失望”。并规定目前党的总政策口号是召开国民会议，不是争取北伐的胜利。陈独秀在一年后承认，中共尽管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中共把北伐看成是防御性的，即只看成是保护广东，所以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取得的成果不大。
中共对北伐的争论还没有定案，气势如虹的北伐军，已经打到长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