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蒋介石后来不肯到武汉，史书历来持批判态度，认为这暴露了他另立中央、以军干政的阴谋，但在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这份文件中，根本没打算让蒋介石到武汉。文件作了两手准备：“一、若蒋不离开江西，则江西政权当然归蒋；但须加入二、六两军的人，因二、六两军在此次战役中牺牲特大，他们的思想也左倾些。二、若蒋赴江、浙，则江西当交给二、六军”。提都没提让蒋氏到武汉。
当时，无论鲍罗廷、远东局，还是中共中央，对蒋氏都已极不信任，认为他是新军阀，终有兵戎相见之日，区别仅在于，鲍罗廷想把蒋介石拉到他设好的陷阱（武汉）里，而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则想把他挡在（武汉）门外。在他们的方案中，把江西、福建、江苏、浙江给蒋介石，把湖南、湖北给唐生智，广东留给汪精卫。
直到12月初，中共中央还在严厉批评迁都是鲍罗廷的馊主意，中央指责说：“关于迁移后所影响于前方后方的各种实际问题都没有弄好，贸然主张马上迁移，还发出一篇必需迁移的大议论。倘因政府迁移而在前方或后方发生不幸的事变（都有可能），便是鲍又做了一件大错”。在中央局的报告中，也强调说：“江西下后，国民政府即有迁武昌之说。此事非常不妥”，③因为武汉的左派群众基础还很薄弱，也不利于汪精卫回国。
但迁都方案，最终还是拍板实施了。这时蒋介石的想法，却已有所改变。据说，11月间，他与来自上海的一批财阀，包括上海总商会会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虞洽卿、上海“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银行合称）联合准备库协理钱永铭等人，在南昌会晤——尽管对虞氏的南昌之行表示怀疑，但无论蒋、虞二人在南昌是否见过面，虞洽卿已决定站到蒋介石一边，则是确凿无疑的——虞洽卿原来上海市民自治运动的推动者，孙传芳来了以后，对他实行严厉打压，撤他的职，抓他的人，虞洽卿遂决心投向南方。上海财阀慨然答应，在金钱上资助蒋氏。得到了这个保证，蒋氏便毅然下定决心，撇开武汉，向东发展了。
踏着岁暮寒风，中央委员与国府委员，分两批北上。12月2日，首批北上的中央委员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以及鲍罗廷等十余人，以“迁都调查委员会”名义，经南昌前往武汉。
据吴玉章所说，国民党中央和国府人员，兵分两路，一路经湖南，一路经江西。鲍罗廷、宋庆龄、陈友仁等人是走湖南一路。他们顺利到达了武汉。“这时走江西一路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后被蒋介石扣留。蒋介石要求把政府搬到他心腹之地南昌去，以便进一步实现他的反革命阴谋。”后来许多史书都沿用了此一说法，但对于蒋氏到底采取何种具体措施，“扣留”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却往往语焉不详。
其实，鲍罗廷等人在南昌和蒋介石见了面。12月7日，他们和蒋介石一起登上“匡庐奇秀甲天下”的庐山，举行中央会议。会议作出一系列决议：一、为彻底消灭孙传芳，对奉系张作霖暂取绥靖政策；二、积极开展农民运动，推动土地革命；三、凡北伐克复省份，财政归中央统一管理；四、取消主席制的一长制，改为委员制的合议制；五、电请汪精卫回国复职。
蒋介石在会上忽然提出，“为政治与军事便利起见”，首都应迁至南昌，各位委员留驻南昌办公。此议一出，举座骇然。委员们纷纷质问，武汉水陆交通方便，北上可指挥京汉线作战，东下可指挥宁沪战场，为什么不能作为战时首都？为什么不能把总司令迁到武汉？蒋介石默然以对。
翌日，委员们匆匆下山，蒋介石并不敢强留，眼睁睁看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消失在小雪飞舞的山路拐弯处。这次会晤的细节，虽然不为外界所知悉，但从事态的发展，可以推测，蒋介石之决心反共，与鲍罗廷之决心倒蒋，都在这次会晤之中，各自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鲍罗廷一行人，在“国民革命政府万岁、献身革命的鲍罗廷顾问万岁”标语海洋中，意气风发，登陆武汉。随即于12月13日，成立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兼司法部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长，“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武汉军方唐生智、张发奎均声明服从联席会议。
这是鲍罗廷安排国共分家的第一步。他得意洋洋地对张国焘表示，“在广州时，他曾说过北伐打到北京，国共便要分家，现在看来，分家之事已经大为提早了。” 他为蒋介石设计的珍珑棋局，一帆风顺，已到了胜利收官的阶段。
蒋介石却怨气冲天，这是武汉方面要撇开他行事，制造一个既成事实，逼他承认。表面上，他虽然也致电祝贺联席会议的成立，但私下批评联席会议没有任何法理依据，完全是靠鲍罗廷一个“建议”搞起来的。因此，他急邀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赴浔，商议应付办法。
12月31日，张、谭二氏到南昌与蒋氏见面。1927年元旦，蒋氏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参加者有张静江、谭延闿、李宗仁、唐生智、程潜等人。1月3日，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暂留南昌，等待3月召开中全会时作最后决定。会议致电武汉，要求立即取消党政联席会议，改为武汉政治分会。
由蒋介石一手挑起的迁都之争，于焉正式开锣。
当时在南昌的中央委员与国府委员，既有蒋氏的“良师”张静江之流，也有左派分子，如顾孟余、何香凝等人。顾孟余不仅不是被“扣留”，而且还在会上为蒋方案积极拉票。谭延闿、李宗仁、朱培德、李烈钧等人，政治上都较倾向于南昌，虽然不喜欢蒋氏独断专行的军阀作风，但更害怕两湖搞的“痞子运动”。所以，蒋介石轻而易举，就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那么，还有谁是最有可能被扣留的？也许是何香凝了。何香凝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妇女部长、中央委员等职，和她丈夫一样，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蒋介石曾竭力邀请她留在南昌，遭到拒绝，1月12日，何香凝到了武汉，蒋氏没有强行扣留。
在武汉看来，蒋氏这是悍然以军权挑战党权，“同志非常惶惑，民众尤深失望，乃起而要求政府从速迁鄂”。鲍罗廷断言，迁都问题，绝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蒋介石要呆在南昌，就是为了去上海。去上海就是为了要叛变。因此，决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甚至连远方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也紧张起来了，自认为对中国首都的地点，有越俎代庖、贻厥孙谋的责任，专门开会研究讨论。1927年1月，鲍罗廷接获莫斯科的电报，内称：“作为妥协，可以同意总司令本人和司令部因前线关系驻在南昌，但国民政府和中央则驻在武汉……即武汉应成为首都。”
鲍罗廷宣称，1月3日，就是与蒋介石决裂的日子。他说：“我们同蒋介石决裂正是时候……因为1月3日我们已经同蒋介石决裂了。” 但在武汉的国民党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仍然邀请蒋介石到武汉一聚，希望冰释前嫌。
为表示诚意，1月9日，蒋介石亲赴武汉，解释中央政治会议的决定。几十万民众，齐集江岸，悬花结彩欢迎。但热闹过后，依然是刀光剑影。一位苏联顾问从旁观察之后，写下了一段笔记：“蒋介石即使在武汉被‘政敌’包围的情况下，还是公开宣扬自己的观点。他在宴会上发言‘反对进行阶级斗争’，暗示中国共产党做得太过火，没有同国民党商量怎样领导民众。”
鲍罗廷也不示弱，在欢迎宴会上公开挖苦蒋氏：“你想众人都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件故事罢，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各大臣说话。有一天他对着各大臣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各大臣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找狗去。’” 他的另一段话，经苏联顾问巴库林记录下来，日后在各种有关大革命的文献中，常被引用，鲍罗廷说：“我不是某个将领的顾问，而是全中国被压迫人民的顾问。我一直和你们一起为革命南征北战，以前我们对付反革命，而现在不得不以另一方式提出问题。如果某些人不愿意听我们的忠告，我们还有愿意听我们忠告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 ③
但鲍罗廷几乎马上就对自己说过的话，感到懊悔了。他事后对远东局的福京说：“我恐怕是犯了一个错误。我之所以站起来反对蒋介石，是出于舆论的压力，但我不知道做得对不对。” 鲍罗廷说他受到舆论的压力，其实追根寻源，所谓倒蒋的“舆论压力”，不过也是鲍罗廷造出来的。
蒋介石不禁恶气爆出。以他的性格，凡话不投机，掉头就走。在武汉呆了没两天，就跑回南昌了。后来他口吐怨言：“校长教学生还没教得这样子严重。乃在宴会场中几百人的中间，把我一个国民革命军的领袖，又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一个领袖，来给他一个外国顾问苏俄代表当奴隶一样教训，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止是欺负我个人，不止是压迫我一个人，你完全是欺负我们中国国民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哪里可以放过你！”
蒋氏一回到南昌，立即致电徐谦，指责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换鲍罗廷。徐谦大惊失色，赶紧召开会议研究。在会上，徐谦主张“照顾蒋介石的面子，把鲍罗廷换一换”，但多数人不同意。吴玉章驳斥说：“这不是面子问题，鲍罗廷是否要换，应由大多数中央委员来决定，蒋介石一句话怎能算数！究竟是蒋介石服从中央呢，还是中央服从蒋介石？再说鲍罗廷的话根本没有错误，凭什么理由要撤换他？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
汉浔双方乃往返磋商，拖到2月8日，南昌始同意将党部、政府全移武汉。但却迟迟吾行。蒋介石先后两次派代表到上海，与陈独秀谈判。希望共产党把“迎汪复职”运动，变为“助蒋拒汪”。陈氏回答：“在革命进展的观点上，在国民党团结的观点上，共产党只是主张汪蒋合作，而不是拥汪倒蒋，却没有理由可以违反中国革命的需要，以及国民党党员群众的心理，而反对迎汪复职。”
2月22日，维经斯基、张国焘到九江拜访蒋介石，想探他的真实意图。蒋介石措辞尖锐地说：“冲突的根子在武昌。对这一冲突的大部分责任要由鲍（罗廷）来负。鲍为我们的国民革命做了不少事。他为建立我们革命和党的巩固基地付出辛劳。但是近来鲍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命运非常危险。”
他继续坚持鲍罗廷必须离去。“帝国主义对鲍的离去作何解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决根本问题——国民党内部问题。”蒋介石说，他接到汉口电报，说已决定国民政府在武昌正式开展工件了。“然而，中央政治委员会和政府都在这里。那里只是几个部长。迄今为止他们是作为个别部门的领导人在活动。”武汉指责蒋介石另立中央，蒋介石却反过来指责是武汉在另立中央，“政府在这里。汉口那边现在想成立第二个政府”。
蒋氏对维经斯基说：“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迁往武汉。但有两点很重要：一、迁政府同鲍离开有关系。二、必须在党内确立严格的纪律。”蒋介石明确地警告说：“我们，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认为目前形势非常严重。我们准备决裂。” ③
然而，促使蒋氏走上决裂之路的，还有一件事情。鲍罗廷不仅反对蒋氏进军上海，还致电东路军的苏联顾问达罗夫斯基，要求他设法加以阻止。这份密电被一名军官截获了，蒋氏赫然震怒，下令逮捕了达罗夫斯基，并决定加快决裂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