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留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迟至3月7日，始陆续抵达武汉，参加3月10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但蒋介石拒绝出席。
这次会议，喊出“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昏庸老朽”（指张静江）、“迎汪复职”的口号，对蒋介石一片谴责之声，把浔汉之争，提升到“实为个人属于党，与党属于个人之分歧点；亦即少数服从多数，抑多数屈服于少数之分歧点；而且是武力屈服于党，抑党屈服于武力之分歧点；并且是个人独裁制与民主集中制之分歧点” 的高度，也即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高度。会议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对全体党员训令》等一系列决议案，矛头直指蒋介石。
汉口的《民国日报》连篇累牍，发表题为《什么是反革命》、《还有些反革命啊》的系列文章，先后列举了53项反革命罪名，从助长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破坏工农运动，到自私自利、畏难苟安、委曲求全、好逸恶劳、行动暧昧、模棱两可，乃至感情冲动、骄傲自信、个人感情至上、抱家庭乡土宗族观念、党员不交党费、不参加会议，都属反革命行为。
蒋介石也毫不示弱，立即展开对“革命”与“反革命”解释权的争夺。你说我是反革命，我说你才是反革命！要统一革命势力，就要统一到我这里！2月19日，他在南昌总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上，挥拳顿脚，慷慨陈词：“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不仅已分化成“我的革命”与“你的革命”，而且已泛化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之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可以与革命与反革命挂钩。用《大公报》的话来说，“不革命即是反革命，令人已无回翔余地。”
现在，革命与反革命大决战的时刻到来了。
按鲍罗廷的意思，最好立即与蒋介石宣战，把他彻底打倒，但2月7日他却忽然接到莫斯科电报，要求“第一，不要突出鲍罗廷，免得人们认为这场冲突是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为争夺影响而进行的斗争；第二，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以蒋介石完全服从国民政府为限。” ③要蒋介石服从国民政府，已经很难，还完全服从，岂不是说空话吗？鲍罗廷不禁为之气结，但又不敢不遵从。
在二届三中全会上，唐生智、谭延闿都不赞成与蒋介石公开翻脸，最后，仅仅把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和组织部长三个衔头拿掉，不让他进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也不让他当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却依然保留了国军总司令的职务。
当鲍罗廷在武汉积极准备与蒋介石摊牌之际，蒋介石也在加紧向东推进的步伐。
1月8日，蒋介石任命张静江、周凤岐、蔡元培、韩宝华、陈其采、褚辅成、宣中华等11人为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张为主席，由蔡代理，即在蒋氏家乡宁波成立。1月下旬，由江西入浙的东路军，在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率领下，经上饶、玉山，一路势如破竹，进抵浙江常山。2月18日，第一军第一师薛岳所部占领杭州。由福建入浙的东路军，也斩关落锁，连克温州、永康。2月23日，何应钦与白崇禧在杭州会师。
东路军锁定了下一个目标：上海。
蒋介石决心进军上海，令鲍罗廷十分震惊。这意味着蒋介石根本不往他设好的陷阱里跳。他以“河南才是北方战局成败关键”为理由，强烈反对蒋介石进军江浙。“蒋介石会利用国民政府和中央来向上海和南京进军。”鲍罗廷后来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做中国政治形势报告时，以“使我们感到惊恐”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我们的策略应该是绕过上海，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北方和西方，不要重犯太平天国起义的错误，不要急于闯入上海。”
但他的“策略”，并不为人们所接受。共产党也急于在蒋介石之前夺取上海。3月，当革命军逼近上海时，共产党领导上海八十万工人举行大暴动，策应革命军。在此之前，上海已经组织过两次武装暴动。
第一次是1926年10月24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和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钮永建合作，组织联合暴动。虞洽卿也是积极的支持者。中共主张马上动手，纽永建不同意，他正游说当地北军归降，已略有眉目。10月24日凌晨，停靠在黄浦江上的军舰，突然打响几炮，这是暴动的信号。中共老党员郑超麟说：“海军开炮时，罗亦农（中共浙江区委书记）正在纽永建家里，纽永建听了炮声面色都变了，他知道是我们做的事情，怪我们预先不通知他。”
然而，许多准备暴动的工人，却没听到炮声。一位工人说：“约好以炮声为信号，一齐出动，可是左等右等听不到炮响，直到下半夜两点钟，有人等得不耐烦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了出去，结果吃了亏，到天亮就失败了。” ③这种毫无章法的蛮干，不仅算不上“武装起义”，甚至连“军事行动”都算不上，只能称之为“骚动”。
暴动失败后，由上海工商学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市民自治运动。11 月11、12 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相继发表宣言，一致主张：划上海为特别市，实行上海市民自治；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反对奉鲁军南下。14 日，国民党苏、浙、皖三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发表联合宣言，主张还政于民，由人民组织省民会议或市民会议管理一切。同日，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宣告成立。“落雨哉，打烊哉，小八拉子自治哉！”
中共一方面推动自治运动，一方面继续组织新的暴动。1927年2月22日，革命军占领杭州，前锋抵达嘉兴。2月23日，中共中央建立了由陈独秀为首的特别委员会，直接领导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特委成员包括江浙区委、上海区委的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中央委员彭述之、中央军委委员周恩来、共青团中央书记萧子璋。此外还专门建立了特别军委（由周恩来等五人组成）和特别宣委（由尹宽等五人组成）。郑超麟说：“暴动的准备是‘军委’的工作。‘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那时中国共产党有三种组织：青年团，党和军委，一重比一重更加严格、认真。”
上海总工会一声令下，三十六万上海工人举行了大罢工。“罢工从第一天起就具有总罢工的形式。第一天邮局、电车、公共汽车就停止工作，港口的所有轮船（中国的轮船和外国的轮船）都罢工了，港口的搬运工和工厂也罢工了”。
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对罢工采取极残酷的镇压手段。一位当时在上海的苏联人记述了在街头所目睹的情形：“一个由法官组成的‘军事法庭’沿街巡行，前面走着一个拿着写满法律条文牌子的人。法官后面跟着两个手执利斧的人，这个流动法庭可以逮捕任何一个人，只要怀疑这个人或从他身上找到传单等，那就就地砍下他的脑袋，为了吓唬其他人还把他的脑袋放在乱子中挂起来示众。”在短短的三天罢工中，工人和学生，无辜被枪杀一百多人，被捕入狱的将近三百，而其他在暗中被杀被捕的，尤不可胜计。
“对这种恐怖活动人们作出反应，纷纷叫喊要举行武装起义”。于是，罢工迅速转变为武装暴动。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急忙找到周恩来、瞿秋白、萧子璋了解情况，“他们也不能提供关于罢工的任何消息，因为他们自己也一无所知”。但这些苏联人已经激情澎湃地以为，今天的黄浦江，就是当年的涅瓦河，参加起义的海军军舰，就是阿芙乐尔号，只要一声炮响，工人占领冬宫的一幕，就会在上海重演。
他们迫不及待地提出，上海的无产阶级有条件通过国家政权来真正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认为这一政权形式，很快就能为中国各大城市所接受。“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和有必要按照苏维埃制度建立起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这个会议基本上采取苏维埃制度，应包括所有的反帝阶层。” 起义者拟定了临时革命政府的组成名单，但在九个人当中，只有两名共产党人，真正发挥影响力的，是虞洽卿和纽永建。
讵料，海军起义的计划泄露，2月22日晚，在来不及通知各区暴动工人的情况下，“建威”、“建康”两舰，提前炮击高昌庙兵工厂，打乱了整个暴动计划。各区工人纠察队失去统一指挥，加上革命军在上海郊区停止前进，致使工人陷于孤立，暴动再告失败。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中共立即准备第三次发动。在工人中间召开工人代表会，筹备选举市政委员，同时组织起五千人的工人纠察队。陈独秀提出，起义的发动，不能太早，必须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到龙华。彭述之大呼“太迟缓了”，最后陈独秀决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3月6日晚，陈独秀与罗亦农匆匆赶到钮永建办公处，与纽永建、吴敬恒、杨杏佛等人会晤。对于北伐军在上海的胜利，大家都坚信不疑，但国民党担心共产党把上海的罢工与暴动，变成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出身的吴氏，认为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两百年尚嫌不足，否则急切轻挂招牌，只是赝品。
陈独秀：“现在哪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么！”
吴敬恒：“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
陈独秀毫不迟疑：“二十年。”
当初越飞对陈公博说过，苏联在六十年内能否实现共产主义，尚属疑问，陈独秀的信心，比越飞强多矣。吴敬恒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
双方的思想、观点、立场，全然不同，虽然同坐在一间房子里，言必称同志，行必称盟友，但无异咫尺天涯。而上海大暴动，就是由这样一批各具怀抱的人，勉强凑在一起，共同策划着。
当时暴动的领导人对前方情况都不明了，只是在3月15日才听到了革命军开始进攻上海的消息，他们曾派人和白崇禧联系，但不得要领。原来驻沪北军残余已有意向革命军输诚，双方正在接洽，所以白崇禧在占领松江之后，便勒马不前。直到3月21日，获悉沪杭路上的北军已经向龙华退却，起义条件已经具备，中共江浙区委连忙下达指令：
一、3月21日正午12时在各业各厂内宣布第二次总罢工，开始第三次武装起义；二、应在罢工后一小时内，将工人纠察队与罢工群众由租界调集到闸北，在预定的集合处集合；三、集合后立即按照计划，对目的地警署或兵营与军队驻在所开始行动；四、起义胜利后，立刻成立区的市民代表会议。
上海市人民代表会筹备委员会亦同时向全市发布命令：“我上海市全体市民：北伐军将到上海，我市民急当起来，响应北伐军，消灭军阀残余势力，建立民众政权——国民政府指挥下之民选市政府。兹由本会全体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3月21日正午12时起，各界市民一致动作，宣布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专特飞报，仰我全体市民一体遵照执行，不得迟延，此令。”上海总工会发布了“各业工人行动起来”行动纲领。总指挥部设在宝山路横浜桥南商务职工医院内。
3月21日正午12时，停泊江中的轮船和全市的工厂，同时拉响汽笛，几十只系有铃铛的鸽子，在各区腾空起飞。上海八十万市民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开始了！“一切工厂、商店、学校、轮船、火车和市内的一切电车、汽车、电报和电话都中断了……整个租界立即陷入死一般的寂静，租界内的工人群众和一部分店员均于一个小时前涌入华界，华界上的马路和广场都成为群众的集合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