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工会之间，经常爆发冲突，甚至工人纠察队也参与了斗殴。苏联顾问说：“罢工胜利的工人由纠察队带头游行示威，是汉口街头常见的现象。有时罢工变成一种持久的斗争，这时纠察队员会领着罢工工人把继续干活的同伴‘架走’，有时甚至会动起武来。”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不是同志，便是敌人”，因此只有罢工的自由，没有不罢工的自由。
武汉还发明了一种很奇特的“一小时罢工”。即由工会宣布罢工时间，一到钟点，拉响汽笛，所有人都要立即停下手中的工作，就地罢工一小时。苏联顾问形容：“一切都停下来了；码头上空空荡荡的；停水停电；电话不通；甚至人力车夫一听到汽笛声也就地站住，像插在地上一般；乘客都被纠察队员叫下车来，听从身穿蓝短衫手持棍棒的苦力指挥，恭恭敬敬地窘迫地溜边走开；搬运工一听到汽笛声就停住脚步，卸下肩上的货物；甚至小胡同里的小店铺都关上了门板。真是空前未有的壮举啊！”
一名任职于唐生智军中的军官，有更生动具体的描述：
（总工会）随时随地发令罢工，命所有行人，在原地停止，不得行动。某次，我坐车在汉口往唐生智之西园总部接洽要公，中途遇到纠察队多人，说罢工一小时，限令人车在原地停止，我只得坐在车上静候；迨时间已到，司机是上海人，年轻性躁，当然开车，不意来了纠察队多人，呼啸喝打，原来时间虽到，要等他们再行发令，才能行动；我想当时乱糟糟，就是车子打烂了，人打伤了，也没有去处算账；我就高声责骂司机说：“你是工友怎么不服从纠察队！连我也要服从！”他们听了，甚为开心，随即放令开车，我想我这个没有出息的参谋长，军服煌煌，坐在车上，连行动都没有自由了，还能警备什么呢！这时，你再向左右前后一望，那些车呀、人呀，参差鹄立；如矮树林，如蜡像馆，如候车站，又如百货公司之模特儿；若在黑夜，不几如鬼影憧憧耶！请问各位，你们见过马路上原地罢工吗？
传统的社会秩序、生活方式、伦理架构，在革命风暴的洗涤下，都已全然瓦解，分崩离析。彭述之激情万丈地说：“从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的时候起，两湖的工农运动就如春潮一样汹涌澎湃，摧毁着一切社会关系。”
1927年1月3日，汉口举行庆祝北伐胜利大会及政府迁鄂。这天全武汉都放假了，街上人山人海，万人空巷。从中午12点开始，海关大楼附近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耐心地等待着晚上在这里放焰火。而海关大楼旁边，就是戒备森严的英租界了。英国海军陆战队垒起了沙包，架起了机关枪，紧张地监视着华界的动静。
傍晚，民众开始朝英租界方向拥挤，有人在海关大楼的台阶上发表演说。英国水兵上前用刺刀驱赶，民众掷石块还击，英兵伤三人，民众伤五人。形势骤然紧张。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要求英兵24小时内完全撤离。当晚，鲍罗廷召集在汉口的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会议商讨对策，拟定四项应急措施：
一、进一步发动群众集会示威，坚决抗击英政府的挑衅行为；
二、支持国民政府对英采取强硬的态度，要求废除英政府强加于我国的不平等条约，派军队进入英租界保护我国居民；
三、由区委宣传部负责成立一研究国际法约的小组，收集中英关系和有关租约的历史资料，为扩大反英宣传批驳帝国主义的种种谰言做好准备；
四、通过鲍罗廷和中共代表团对国民政府和国共两党联席会议施加影响以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成千上万的民众，已自发聚集在租界入口处，黑压压一大片，与巡捕紧张对峙着。江面上的船只不停燃放着鞭炮。在呼啸的寒风中，现场气氛有如干柴烈火，一点即燃。有些人开始动手拆除铁丝网和沙包，后面的人不断往前涌，挤啊挤啊，就像一股不断冲击着堤坝的怒潮，最后堤坝一下子崩溃，人潮便汹涌而入了。
英国巡捕房、英国皇家俱乐部、义勇队司令部都被中国民众占领了。这场占领运动是民众自发搞起来的，政府事先并未预闻，当晚武汉卫戍司令部派军队进驻英租界维持秩序。政府代表徐谦等人，穿过街头一堆堆燃烧的篝火，赶到现场，向狂热的群众宣布，政府必当采取适当方法保护人民，在24 小时内，当可决定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事发生，及为人民报仇雪耻。在政府未决定办法时，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扰攘至1月4日凌晨，民众陆续散去。
1月4日白天，人们发现英兵已撤离。一向趾高气扬的英国人，居然在中国政府面前低头服软，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社会的情绪，顿时炽热地膨胀起来，收回租界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共中央临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由群众去占领英租界的问题。两种意见激烈争论，最后决定进入租界。
汉口各团体联席会议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八条：一、严重抗议；二、赔偿民众损失；三、行凶水兵交中国惩办；四、撤退英舰及电网沙袋；五、英方道歉；六、租界内集会言论自由；七、解除义勇队武装；八、派兵入驻英租界，国民政府完全接收。傍晚，临时联席会议代表徐谦、孙科、蒋作宾在新市场召集各人民团体代表开会，宣布政府对这次惨案的态度和办法，完全同意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八项条件。
1月5日，在总工会领导下，由共产党工运领袖李立三担任总指挥，举行有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并准备在会后游行时，浩浩荡荡进驻英租界。这时，李立三却连接上级三次通知，不要指挥群众进入租界，以免引起帝国主义干涉。
然而，群众情绪激昂，没有人能阻挡他们冲进英租界的步伐。游行队伍冒雨从济生三马路经后城马路，冲进了英租界。英汉口英租界巡捕及公务人员都躲起来了，银行商店停止营业。英侨仓皇转移到英舰上，美国妇孺侨民也陆续撤退。一名德国人被当成是英国人，在街上被民众围殴，身上挨了11刀。除了苏联人，街上已很少外国人的踪影。臧勺波嘲笑说：“这一个以强权外交执世界牛耳之英国，见风使舵，昔日之鸷鸟，一变而为眼前之驯羊，乖乖的扫地出门，甚至偶一在街头行路，亦冒充俄国人。”
风声所播，重庆、宜昌、九江等地的英人，都已惊恐万状，纷纷收拾细软，准备逃离正在爆发的火山。1月7日，陈友仁召集汉口各领事，宣布接管英租界情形，声明保护外人安全。武汉中央联席会议劝告民众勿对英直接冲突，保护英人生命财产。联席会议成立“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英租界公安市政事宜，陈友仁照会英总领事，并布告外人安心营业。民众继续举行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总工会、商会等团体合组武汉市民对英委员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少奇等主持）。
1月6日，九江亦发生冲击英租界事件。奉命前去处理事件的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称，事件起因，“因码头工人与海关英人因搬运行李之冲突，至工人被伤一二人，群众愤怒欲动，英舰即放空炮二发，英侨恐惧上船躲避，本日（7日）英界由贺师（国民革命军第二师贺耀祖）派队维持，惟士兵纪律太坏抢劫英界住居竟日”。8日，由第二师组成“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反英示威蔓延至广州、长沙等城市，成都的英领事馆自动封闭，八艘英国军舰，驶抵汉口戒备。日、美也增驻派海军，向长江流域集中。武汉政府也开始迟疑了，陈友仁通告暂停反英运动。1月28日，英国向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提交说帖七条，即英政府准备承认中国新式法庭、法律，放弃英代表听审权，照缴适当合法税收，改订英租界市政管理法，或将租界警权移交中国，英教士不得再在内地购地，中国教徒服从中国法律，学校医院之教士均遵从中国法律与条例。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随即开会，决定完成收回汉口租界手续。当天鲍罗廷没有出席。中共与苏联顾问对收回英租界，喜忧参半，又想打雷，又怕下雨，万一引起列强武装干涉，兹事体大。1月12日，中共中央举行会议，讨论要不要支持收回英租界。陈独秀觉得武汉工人太过胡闹了，“为什么我们应当赞成它？我们该进行什么鼓动呢？”他气冲冲地说，“现在侵略者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人！” 会后，中共中央致函湖北省委，指收回租界是“过火”行动，要他们负责维持夺取租界后的秩序。
当时英国正调集军队，开往中国。1月31日，临时联席会议在鲍罗廷住宅开会，推翻了三天前的决议，决定暂不签字收回汉口租界协定。理由是武汉与北京不能调和，英国须自决其对华政策，要么承认北京，要么承认武汉，不能视武汉为地方政府。
经过多次谈判磋商，直到2月19日，英方才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了汉案协定。汉口英租界的英国市政机关于3月15日解散，代之以新成立的中国市政局，属国民政府管辖。次日签订关于九江案协定，也作了类似规定。至此，被英国霸占66年的汉口、九江英租界，正式收回。
对英外交的胜利，恍如一声春雷，刺激革命狂潮，更加高涨，愈来愈多的罢工、罢市、罢课，此起彼伏，从武汉三镇蔓延至整个荆楚大地。由于受到罢工潮的冲击，各行各业几乎都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工人在骚动，农民在骚动，学生在骚动，市民在骚动，18万平方公里的湖北，几乎无时无处不在猛烈地骚动着。收回租界运动期间（1927年1、2月间），“劳资冲突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武汉工商联席会议的一份报告写道，“经济要求酿成的冲突，在两个月里达到132起，其中95起得到了妥善的解决，37起尚待解决。”
在上述132起冲突中，只有40%酿成了一个星期以上的罢工，50%只罢工三～五天，10%没有罢工就解决了问题，或者只停工数小时。
发生罢工的原因有三个：一、初期的工会组织没有经验，往往把小事闹大；二、厂主店东对工人的要求不予理会，没有意识到对工人的态度非改不可，以致双方隔阂很深，酿成罢工；三、有时是工会组织里混入了不良分子，怂恿工人走上邪道。
报告对急风暴雨的工人运动，流露出明显的不满。政府也感觉到，再不加以约束，整个经济与社会秩序，都将崩溃，受伤害的不仅是资本家，也包括工人。从湖南传来的消息说，新年期间，因为工资高，生意难做，长沙裁减了一半的店员；武昌也有四家纺织厂和丝厂，以工人罢工、原料上涨为理由，拒绝复工，宁愿同归于尽。市场商品奇缺，物价飞涨，仅几个星期，每吨褐煤的价格，就从18元涨至28元；上等无烟煤从每吨32至35元，涨至42元；粮食、水果都断了货。尽管总工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监督商人，不准他们随便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但市场的货架空空如也，有价无市。据在汉口的苏联顾问观察，“汉口的工商业活动停下来了，使人感到好像处于封锁之中。”
4月23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接见驻汉口美国领事和汉口美侨工商界代表团。陈友仁强调指出，工人组织已决定遵守革命纪律和自我节制，以协助政府解决经济问题。1927年5月1日出版的《中国通讯》，以“节制工人运动，维持洋行开业”为题，发表了陈友仁的这个讲话。
湖北全省总工会召开代表大会，把原来三百多个小工会，合并为八个总工会，建立工人纠察队总队，企图在散漫的工人中建立纪律。原来高呼“罢工万岁”的工会领袖，现在改为向全省工人呼吁：“骄傲是工人的自杀”，“工人在工作上应受工厂或店家管理人之正当指挥，并应遵守工厂之正当规则”。
但何为“正当指挥”？何为“正当规则”？谁也说不清楚。这些隔三差五从上头传达下来的指示，经常是含糊不清与自相矛盾的。在中共领导层和共产国际，有人赞扬这是革命的必然现象，也有人批评这是幼稚过火，但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难题，就是不知该如何领导这场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