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一个梦，女明星便是最凄美的筑梦人。她们伴随着电影而来，是民国夜上海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妖娆、亮丽，遥不可及，又近在身边。她们轻松取代了妓女和舞女们，成为都市人新的欲望对象。她们是人们嘴边永远的谈资。民国女明星，与上海的街道、建筑、月份牌、百货公司、舞厅、电影院一起，无争议地成为旧上海的一部分。只是，她们更生动、跳跃，也更百变、极端、歇斯底里。她们戏里戏外都是活的，像旧上海天空里的鸽子，呼啸着，历历而过。她们穿着旗袍、高跟鞋，梳着S头，夹着香烟，扭动着腰肢，也哭也笑，醉着生，梦着死，倒转，硬是在上海滩，踩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她们是民国上海滩的一段沉香，浓烈又清幽，她们也是一场华丽的错觉，恍恍惚惚，也真也幻，刚好她们自己也做着梦。她们都是春宵梦里人。
不过，这些梦毫无疑问是被制造出来的，民国三大电影公司，都乐于制造自己想象中的“美梦”。女明星是大众头脑中的芭比娃娃，有事没事，想一想，便也很好。于是，电影公司找到了奋斗的方向。在明星电影公司的星群中，王汉伦是哀婉的，杨耐梅是放荡的，张织云是忧伤的，胡蝶最开始的定位则是“打女”；天一公司的老板娘陈玉梅，则被塑造成优质女星，热心公益，集种种传统美德于一身；联华公司则走文艺路线清新风，阮玲玉在明星公司要演坏女人，进入联华之后，则转身成为新文艺的悲剧女王；王人美演《野玫瑰》《渔光曲》，从此成为野性淳朴乡女的代言人；黎莉莉则被定位成“体育皇后”。女明星身上的某一种特质，被电影无限放大，成为众人消费和膜拜的对象。可是，电影终究只是这些女明星身上的一个切片，在电影之外，她们还有跌宕的人生。
民国女明星们的故事好看，倒不仅仅因为她们能够提供那些隔几十年还依旧新鲜的“八卦”，更多在于她们所处的时代，刚好是中国现代女性解放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作为最早一批抛头露面的女人，女明星的成名史，完全可以说是一部女性解放的历史。她们在冲向银海的路途中，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或遍体鳞伤，或折翼而返。在民国初年，女人去演戏，又是上银幕演戏，本来就有点破天荒的意思。任庆泰拍电影，演员都难找，更别说女演员。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女演员严珊珊，去拍《庄子试妻》，多少有些像是去就义，她为了她爱的丈夫做出了牺牲，勇敢演出。严珊珊相当奇崛，拍电影之前，她曾是个革命者，参加过女子炸弹队。
当个女演员，也的确相当于一场革命。早期女明星殷明珠，最开始是个校花，她的电影生涯，是她社交成功的一种延伸，但她“触电”之后，立刻又回去当了一阵子护士，家庭的压力，不允许她继续在银幕上招摇。所以，一幕很奇特的景象出现了：早期成名的女明星们，往往是把演电影和反封建结合起来，打出家庭的桎梏，勇敢地在电影上找一条生路；又或者她们根本就无家可归，于是只好去演演电影。王汉伦是大家闺秀，因为家庭生活的不如意，自己出来谋生，演了电影；杨耐梅生于巨富，她为了演电影，不惜跟父亲决裂，做一代“艳星”；宣景琳堕入过烟花柳巷，拍了电影以后才赎身；陈燕燕去拍电影，她父亲命令她一辈子不许透露家族姓氏……
随着电影影响力的扩大，女明星逐渐成为一种符号，她们为人所追捧。但在银幕内外，她们都遭遇到了“生而为她？”的困境。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女明星王汉伦，一生奋斗，演电影，开公司，办美容院，却最终还是被男人的世界吞没；杨耐梅，选择堕落，用自己的身体去抗争，企图颠覆原有的消费关系，但末了却流落香港街头行乞；张织云，开启了女明星和富商关系的课题，自己却不幸跌坠，无戏可演；陈玉梅嫁给了电影公司老板，一会被力捧，一会又自动“雪藏”；阮玲玉与小开、富商的关系耐人寻味，在电影世界里她是默片女王，在情感世界里她却是忧伤女仆，此外她与媒体的关系，也值得人深思；胡蝶够大气了，但还是免不了与特务头子纠缠；徐来告别影视圈，嫁入豪门，结果一不小心沾惹政治，干脆当起了业余间谍；王人美结婚离婚，进过两次精神病院；最行云流水的黎莉莉，为了拍电影，生完孩子三天就进片场；还有女明星蓝苹，挥别了浮华的上海，走向了素朴的延安——这个巨大转变，表明女明星们不是固定在银幕上的，而是与整个时代的脉搏一起，沉沉浮浮。
有趣的是，民国女明星们曾经以身相验的问题，到现在也还是有。与小开、富商的关系，与媒体的关系，“脱”与“不脱”的关系，与电影公司的关系，还有婚姻中无可避免的“女高男低”……所有的一切，发展到如今，更繁复了，看着更迷离了，但其核心总归有些共通之处。她们华丽绽放，也暗自神伤；她们宠爱加身，也无处躲藏。女明星从来都是那样一群人，漂亮给你看，富贵给你看，精彩给你看，同时，也常常容易破落给你看，跌倒给你看，心碎给你看，大起大落间，铸就出戏剧化的张力。她们同时在演着两出戏，一出叫电影，一出叫人生。因为，从来都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谁都不过是，醒了梦，梦了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