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管理中的辩证关系
是什么促使历史上的中国社会总是在繁荣与毁灭之间徘徊？是什么力量总是把浴火新生的“凤凰”羽毛慢慢地拔下，让它陷入比鸡还不如的丑陋“凡鸟”（凡鸟构成鳯字）境地？如果我们跳出一个个历史人物，也跳出一个个历史事件，以超越时空的目光巡视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中国是最早从人类第一次管理大争论中获益的国家。我们的先辈们自认为已经解决了管理中的辩证关系，即权与利、速度与质量以及分权与集权等，并建立起一整套相应的理论，却没有意识到，正是对这些辩证关系的精深理论，让中国的“凤凰”一次次地浴火，并成就了中国另一个让全世界都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为什么中国竟是最晚从第一次管理大争论中脱身的国家之一。
73.基督与好猫
大多数人都认为，古代社会的崩溃，都是贪官造成的。其实，这实在夸大了贪官的能为。
所有的制度都是安排人类生活的秩序和制止人性弱点的泛滥。安排人类生活的秩序是为了更有效地创造财富，制止人性弱点的泛滥则是为了保证人类创造出来的财富不被浪费。人类社会管理制度包括企业管理制度，都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愿望而设立的。
于是，从人类开始建立共同拥有的社会时，也就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直接创造财富；另一部分则负责守护财富。这种分工就好比人的左右手，两手都存在时并不觉其存在，一旦失去了一只手，立刻就窘于应付了。
前面已经说过佛家弥勒与韦驮的故事，说明创造财富与守护财富的同等重要性。其实在基督教中也有同样的故事。《旧约》记载：创教之初的耶和华曾对摩西说过：你负责对外招揽我的信徒，另让约书亚家族专门负责管理信徒给我的供物，给个名字叫祭司。祭司的主要职责就是管理供物和负责祭典开支，有些类似于今天的财务主管。
人类在原始初创的过程中，得到一些财物不容易，所以不约而同地把创造与管理看得同等重要。然而，创造永远都是先于管理而得到重视的，这也是全人类不约而同的特征。中国人长于创造财富，却拙于守护财富。
从创造财富这个角度来说，“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刘伯承元帅用老家这句土话来激励部队勇敢杀敌，扩大根据地。一代伟人邓小平用这句话来激励干部打破思想禁锢，采取一切手段来发展经济。他们都获得了丰功伟绩，也使这句话在中国成了家喻户晓的格言。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经济奇迹令世界为之瞠目。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世界近1/4人口的温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的这条通向富裕的路，比之西方任何政党领导国家曾经走过的富裕之路都更艰难：我们没有足够的环境资源可以挥霍，我们也不会靠掠夺别的国家的财富来堆积自己的资产，我们更不可能侵占属于他人的劳动来刺激自己的发展。我们就靠着“一个主义两只手”，建立起一座座初步现代化的城市，建立起连接城市的交通网，建立起立体的通信网，建立起美丽的生活小区。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中，建立起自由与开放的信心。美国总统小布什在2002年访问清华大学时也坦率地对学生承认：“中国的变化是如此的惊人，与1975年相比，我注意到的还不是高楼大厦，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人们的穿着不再是统一的，这反映出人们现在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现在已经可以骄傲，我们在建的一些项目，比如三峡工程，比如西部开发，比如南水北调，比如洋山港在建工程等，都是以世界一流的标准来建设的。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条件下，开发中国西部那千年沉睡于荒漠中的大陆深处，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走向繁荣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壮举，完全可以与人类征服宇宙的宏伟事业相媲美。创造财富，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强项，没有人可以怀疑我们的能力。
可是，正如中国极少有人给韦驮上香一样，从制止人性弱点这一角度来看，中国人的情形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中央政府还在下大力气纠正“重建设，轻管理”的倾向。因为管理的失误造成的浪费与损失，与创造的丰功伟绩同样引人注目。事实上全人类在制止人性弱点时也面临着共同的窘境：制止人性弱点，真正的困难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来自于自身的局限。守护财富，自然是针对社会上可能存在的对共同财富的掠夺。换句话说，有了社会，也就有了社会上的“猫”与“老鼠”的分工。制定各种各样的制度来防止“老鼠”偷嘴，是正常的反应。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这种掠夺也可能来自于创造财富的人，也可能就来自于守护者自己。“猫”和“老鼠”并不是绝对的，“猫”可能变成“老鼠”，“老鼠”也可能在守卫仓库。这是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的一点小小区别。
然而，在封建社会，中国人对此只能是束手无策。打击贪官的力度，没有哪个朝代比得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这位贫苦出身的皇帝制定了世界上最严酷的制度来防止腐败，并以最严厉的手段来打击贪污。然而腐败照样前赴后继。朱元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子孙、最后一位明王朝皇帝崇祯，面对汹汹局面会仰天长叹：“朕非亡国之君，而臣皆亡国之臣。”
于是，这个民族特别重视关于自身的修养，在世界上最早提出“克己”、“修身”、“慎独”、“淡泊”等理论，是最早对属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并且巧妙地将家、国与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礼记·大学》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那意思就是，假如做不成“猫”，也不要去做“鼠”。都不做鼠，天下自然太平。
细细地考究起来，修养理论的繁荣正与管理的缺位有关。在封建社会总有一大家人是根本不服从任何管理的，那就是皇族。虽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论，虽有斩杀皇亲国戚绝不手软之举，但那都当不得真。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肯定是要忠诚于皇权或别的什么强权的。他是不会唱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爱唱这支歌的曹操，因为不忠诚于皇权，即使也曾淡泊，反对奢侈；即使爱好文学，尊重人才，也算不得“明志”，更不能“致远”。管理与创业在这里构成了最大的区别：黑猫白猫，逮着耗子的也不一定都是好猫了。
74.“猫鼠”的日子
在中国的历史上，权与利总是高度统一的。没有人怀疑，导致社会崩溃，正源于这“高度统一”。
能够把别人的积累变成自己的财产，是要靠一定的强势。有强势在己一方，谁见过自己主动放弃？
走向法治，就是削弱强势的过程，无论强弱，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你能相信强势会制定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并且不折不扣地去执行？
老鼠的任务就是把自己养得肥肥的，而猫的任务就是捉拿老鼠，你能想象猫和老鼠坐在一起谈论生态平衡吗？特别是，当老鼠伪装成猫的时候，或者说原来确实是只猫，但却是一只爱偷嘴的猫，你能指望这样的猫去拿老鼠吗？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当猫越来越胖的时候，逮老鼠的能力越弱。也许我们就此得出一个实在荒唐的定律：在一定的范围内，猫的体重与猫的能力成反比。
社会管理体系（企业同样有这些管理体系）中的各种各样的“猫”功不可没，没有他们，社会必定“鼠害”成灾。但是，当“猫”可以不用捕“鼠”就能获得各种美食时，或者“猫”发现可以通过“鼠”们的贿赂发家致富时，尤其是，当“猫”们所处的地位引起“鼠”辈们极大的羡慕并且千方百计改头换面进入“猫”的行列时，你能指望这样的“猫”有效地发挥作用吗？“猫”也是普通的社会成员，毫无疑问他们应该随着社会的富裕而富裕。可怕的还不是什么事也不做的“懒猫”，而是处处为自己先富起来挖空心思的“猫”。这种“猫”处在特殊的社会地位中（这种地位并不仅仅就是高官），他们有条件先于社会富裕起来。老百姓创造的财富被各种各样的“猫”瓜分了，大大小小的“猫”越来越肥的同时，“鼠”害自然也就越来越厉害，那个社会离崩溃也就不太远了。
实在说，那样的“猫”应该有一个专业名词，想来想去，还是叫做“猫鼠”最恰当。
据说，在南部非洲有一种动物，就叫“猫鼠”。这种像猫一样的老鼠并不靠偷窃为生，而是靠捕猎，是自食其力者。将专门偷国库搜刮民财的腐败分子比作“猫鼠”，实在是委屈了这种可爱的动物。
腐败，就像原始山林中的果树，花开之时的烂漫，果实累累的芬芳，都无法掩饰落果的腐烂恶臭。冠冕堂皇地巧取豪夺，来自于全社会对权与利高度统一的认可，来自于对利益制衡的无视与无知。中国历史上不乏惩治“猫鼠”的严刑峻法，中国的皇帝也不乏严惩贪官污吏的能人，可“猫鼠”还是照常衍生，并且以超越财富积累速度的速度繁殖。所以，一些人希望通过财富的积累来逐步消灭腐败，只能是良好的愿望。
75.不与民争利——管理的基本原则
权与利必须分开，而且必须以利益制约权力，是走出怪圈的根本途径。其中最关键的是在建立制度的时候必须把握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权不与民争利。
与民争利，是“猫鼠”得以腐败的基础，是今天现实管理工作中常常发生谬误的原因之一。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个王朝从鼎盛走向毁灭，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在社会管理上都无例外地出现与民争利的现象。这是任何一个古典社会的政权都不可能走出去的权力场。维护皇权的利益高于维护百姓的利益，在封建社会里永远是天经地义的基本点。与民争利自然总是以民众的失败而结束，“猫鼠”也就永远有着生存上的基础。直到今天，这种观念仍然绵绵不绝。比如，土地的兼并是封建社会最大的利益所在，自然就是争夺的焦点。大多数王朝在崩溃之前，无一不出现土地的大规模集中和农民的流离失所现象，正是这种争利的结果。现在，土地30年承包不变，却有一些基层管理者总在千方百计地以各种名目“调整”土地，实则还是在争夺土地上的那一点利益。
中央电视台有一期《实话实说》，讲的是贵州省某一鹤类自然保护区，国家确定退耕还湖，是政府应该办的事情。然而那里的农民因为贫穷必须到湖里捕鱼，破坏了鹤类生存的环境。于是问题来了，在人与鹤争食的情况下，发生了政府设立的保护区管委会与农民的“战争”：政府管理人员怪农民素质低，农民怪政府不顾其死活。“战争”的结果是谈判，政府管理人员首先转变观念。那位管理员说得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们的管理必须把保护自然与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最后，管委会想方设法为当地农民解决贷款发展生产和就业，解决农民的生活来源问题，农民则自觉参与保护环境和鹤类的活动。那位农民代表说得更好：“我的爷爷说他小的时候这里还能看见猴、熊一类的动物，现在都没有了。不要等到我的孙子连鹤也看不见。”我看了很感动。
我们常常做了一些决策，都说是为了农民的“根本利益”，从长远的观点看，不能说这些决策不对，确实是为了农民的长远利益；但从现实看却损害了农民的“现实利益”，因为农民的素质低而禁止农民干这干那，却让“素质高”的国有企业单独去干，甚至垄断去干，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与民争利的局面。这样的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大量存在，并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其实，在企业管理上，也同样存在着与“民”争利的问题。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争利，集团公司总部与分公司争利，从而导致企业内部矛盾重重甚至垮台的案例，都并非鲜见。股份企业制度最初的动机是募集资金，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之所以历经200多年而不被淘汰，并且被我国理论界尊称为“现代企业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企业内部。在股份制企业内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在利润分配上确定了一套相对公平的分配关系，在权利的分配上也有一套制衡的体系。不允许管理者凭借手中的权力对被管理者创造的利润进行掠夺。也就是说，管理者不存在与被管理者的利益之争，大家都是资本的“打工仔”。这是它生命力长久的根本原因。当然，任何制度都是双刃剑，股份制也存在着致命弱点，比如股份制是以资本的平等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不平等，就是其要害的弱点之一。我之所以不认为这种企业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除了历史原因和这一要害外，就管理体系上，股份制也存在着缺陷。我在长篇小说《猎鲨二号》中就具体演绎了一套针对股份制企业的吞并行为。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此详述。
76.制止权力分蘖
对权力的制约并不是唯一解决腐败的良方，还必须制止权力分蘖。我在《运作美国》一书中，曾对权力的分蘖进行过分析，指出权力的分蘖不仅经常存在，而且成几何级数增长。如果不加以解决，将导致全社会的腐败。这里，我想进一步说明的是，权力的分蘖，常常正是打着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的旗号产生的。
在《运作美国》一书中，我曾举了一位农民将粮食卖给粮站的例子，说明本来不存在的一项收购权力是如何分蘖成四五项权力的。如果说那是发生在乡镇以下“低层次”群体之间的事，那么很不幸，在网上，我看到了这样一件事：2001年8月15日，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意外地在校内局域网上得到了教务处2001年招生的“机动指标讨论材料”。学校领导曾集体研究过一批“关系户”子女入学问题并做出了准入的决定。这些没有资格进入上海交大的孩子凭借另一种权力堂皇地进入了，就是对正常考入交大的学生的一种不公正。上海交大的校园网上愤怒者说得非常尖锐而准确：可怕的不是这些学生进入了校园，而是培养学生的场所存在着一种对不公正的冷漠，集体研究、共同决策，似乎这样就不是腐败，就不是对权力的滥用。
相信有不少的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会同情那位辩护者。网上泄露出来的那份校方研究的关系户名单，委托人中既有市里政要，又有教育部官员和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既有两院院士，还有企业老总等。考生与委托人的关系多为亲属。负责监督学校管理的部门或单位要求学校舞弊，证明监督与制约也是一种权力，它的效益只能来自于被监督对象手中的权力。负责教育别人的人士会行使一下分蘖出来的非正常权力，说明社会潜意识中对权力分蘖的认同已达到什么水准。管理权力的分蘖，造成的不仅仅是管理方的窘境，而是不断放大延续权力分蘖的贪婪，不管是出于自私心，还是出于放大了的私心，都必然导致社会腐败行为（比个人腐败行为更可怕），进而导致全社会对这种腐败的冷漠，最终导致对分蘖权力的认同。到了那种程度，繁荣还能持续多久？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已经毫无例外地都走过这一过程。
“硕鼠，硕鼠，无食吾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3000多年前的民谣就已经唱出了对这类“猫鼠”的痛恨与无奈。3000多年来，中华民族解决了许多别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没有解决这个全体民众都咬牙切齿的问题，使之至今还困扰着每一个当权者。因为，那“硕鼠”可能并不是领导者，而是普普通通的一切当权者。
权与利的对立统一关系，实质上是关系到社会走向繁荣还是走向腐败的本质问题之一，也是企业管理的本质问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