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队长土生土长，参军、复员后做队长也有五六年了，早就把农民兄弟的淳朴和善良磨了个精光。他长得古里古怪，还一天到晚拉着又黑又长的脸，好像别人都欠他的钱，一双猫头鹰似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人，随时要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知青中有好斗打架、自称天不怕地不怕的，但都不敢得罪程队长。他掌握着本队知青的户口和档案。
“二吨半”是个胖姑娘，在吃得半饱的当时可是个稀有动物。说得一口悦耳的北方普通话，为人爽快，在男女关系上据说也是如此。父母显然是军队上的，但肯定不得志，说不定是林彪线上的人。
“二吨半”和程队长的事在知青中绘声绘色地扩散，结果，新鲜感和好奇心被满足后，大家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出身“根红苗正”，屁股上“没尾巴”的人，关上门恨恨地骂两声。胆大的对着程队长的老婆纵情高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胆小的只好在心里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大家沉重的心情就来自于这知情后而又没处发泄的悲哀，谁也没胆量告发大权在握的“党的干部”。农村经过“四清”、“文革”，领导班子受到一些冲击，但总的来说，比城市稳定。诬蔑党的干部，是现行反革命罪，轻则开除，重则判刑。和他顶梁子，给小鞋穿，是便宜了你。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他的需要，就是革命需要。于是，这故事就像空气中回荡了大半年的哀乐那样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农场的日子很有规律，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六天，一、三、五晚上政治学习两小时，星期天休息。知青们不开伙，食堂里大锅煮菜，大桶淘米，五分钱一盘素菜，一毛钱一盘搭荤的素菜，一毛五分钱一盘荤菜。
星期天，洗衣服，洗澡。夏天，跳到水塘里又游泳又洗澡。春秋冬洗澡，总是成群结队、男男女女一起走到汤泉镇上，来回走二十里路，连自行车都没有。好处是洗的是免费的温泉浴，特解乏。洗完即在小镇上撮一顿，出了馆子，再在地摊上顺便买个好吃得一塌带一抹的旺鸡蛋。我常和其他几人加入小蒋和小芳的行列。
做活的女人，此刻最美。平时干活，长发碍事，总是扎起辫子盘在头上，此刻，人如出水芙蓉，发似柔情万种的柳枝，长长的、密密地披垂下来，迎风飘逸。再饱餐一顿，更是满面红光。回来的路上要是能爬上个时速不到五公里的手扶拖拉机，那比在城里乘红旗轿车还风光。
便车不是每次都有，常常是十里路走下来，没见一辆手扶拖拉机。或者是人家在坐满了人的手扶拖拉机上向你招手。更糟糕的是爬错了车。
有一次，我急猴猴地第一个爬上一辆手扶拖拉机，心里还很得意，但觉味道有点不对，再回头一看，同来的人，一个也没有跟着我爬上来，还个个都捂着嘴，只有小芳在招手叫我下去。我赶紧又跳下车，擦身而过的手扶拖拉机送来一股恶臭的巨浪，我差点儿被熏昏过去，定神再看，才知是运尿素的。身上、手上的浓烈的骚味，几个星期都没散尽。
周末吃饱喝足后，大家有时在一起“提壶”。我知道，“提壶”在八十年代的南京又有了新的含义。汉语的优越性在于语义随环境和音调而产生特殊的意义。男知青站在山冈上扯着嗓门，“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不由得不让女知青打个冷战。或者，男知青笑眯眯地看着女知青说：“奶奶，你听我说。”这种流行的革命的句子，一下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新意。言归正传，在当时的知青中，“提壶”就是打扑克。因为小芳喜欢“提壶”，我也常混迹其中。不论吵吵嚷嚷，大声吆喝地打，还是在一旁做小芳的参谋，我都不亦乐乎。
开春后的一个周末，吃饱喝足后，大家聚在山冈上。有男有女，空气中自然就弥漫着暧昧，兴得一头核子又有文艺才能的人，开始即兴表演（核，读ｈｕ，指脸上的青春痘）。起先唱的歌都很“主流”，如八个样板戏片段、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些歌曲铿锵有力，和八十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港台靡靡之音有天壤之别。
小芳的二胡独奏，是一曲知青不敢拉不敢唱的《苦菜花》，丝丝扣扣，如诉如泣，把众人带入了一个不同的境界。在小芳的带动下，胆大的开始唱苏联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不知谁领头唱起了《三套车》，立马把大家唱得如痴如醉，情绪低落，两眼发直，深感自己的前途和那匹百十年前的俄罗斯老马没什么不同。
孤月昏暗，天幕低垂，夜渐深了，女知青都先回去睡觉了。走了女知青，大家唱歌的兴头也没了，就转为吹牛聊天。我和几个男知青也悄悄地离开这是非之地。
回房后，我辗转反侧睡不着，夜风中隐隐约约传来一阵歌声，苍凉且悲怆。我禁不住心生好奇，披了件外套，回到那山冈。这时只有三四个神情凄凉的男知青，地上多了半瓶山芋酒。他们看到我，也不觉意外，也不避讳。小李冲我欠意一笑说：“吵醒你了？”
“唱的什么歌？”我问。
“我们知青自己的歌。”平时吊儿郎当的小李，此时很严肃。吸了口烟，又唱了起来：“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滔滔的扬子江畔，有我那可爱的南京古城，是我的故乡……”小李音色浑厚，略带嘶哑，透着苍凉。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能感受到当时内心的震撼，那种从心里往外渗透的寒意……
过后我才知道这首歌叫《南京知青之歌》，是南京五中知青任毅插队江浦时创作的。它表述了知青悲怆的思乡之情和强烈的失落感，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任毅因此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刑。
这首歌是知青心声的自然流露。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播放的知青之歌是：“走革命的金光大道，向广阔的天地进军，农村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农村。拜工农为师，担革命重任，开一代新风，做一辈新人。”（《向广阔的天地进军》）。播放的知青诗词是：“胸怀朝阳何所惧，敢将青春献人民。”“战斗在广阔的天地里，脱一身皮炼一颗心，为消灭城乡‘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如今读起来，甜酸苦辣，百味俱全。
我从没敢公开和别人一起唱过《南京知青之歌》，只敢躲在被子里，含着热泪在心里哼道：“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们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
我们队位于半山腰，四排平房。一间宿舍四张床，放上桌子，撑起蚊帐，挂上毛巾，立马显得很挤。春天一到，我常常一人到山冈上，图个清静，看点书。一天，我带着本英语书，独自坐在山冈上，痴痴地望着山下唯一的一条马路，蜿蜒南去，心神随公路上的车，驶往南面家的方向。
一片绿叶掉在我头上，我一抬头，小芳笑呵呵站在我身后。我挪了挪身子，她就在我身边坐下。异性的芬芳扑面飘来，让我心头一颤。还从没有和自己暗恋的姑娘这么靠近地坐过。表面上我却装得满不在乎。
“吃过了？” 她开启芳唇，露出碎玉般的牙齿。
“嗯。”我飞快地瞥了她一眼，点头答应道。
“哎哟，学外语呀？”她有点吃惊。那年头，外语就是英语。在读书无用的气氛里，学外语很邪门。
一驾飞机划过旷野的宁静，从头上飞过。
“坐过飞机吗？”小芳温柔地问。我本想幽默地哄她说坐过，但话到嘴边，又变了老老实实的“没有”。过了一会儿，我又加了一句干巴巴、酸溜溜的话：“但坐过火车，去过北京、上海。”
旅游在当时几乎不存在。即使城里长大的年轻人也很少到其他地方去玩。小芳像大多数当地人一样，除了南京，哪儿都没去过，也没坐过火车，对北京、上海憧憬无比。
一时无语。我偷眼看小芳那透明的眸子，充满向往地注目着飞机消失。那年头，我不敢胡天胡地吹牛，给人的印象是说话不多、老实巴交的读书人。见到女孩子，尤其是漂亮的，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惊慌，话未说脸先红。作为狗崽子，要想不受伤害，只有把自己深藏起来，时间长了也就变得很木讷。暗地里，活跃的思维常让我感到自己像《海港》里的钱有为。和小芳在一起的愉快就包括不言的默契，宁静中的自在。
“你家老头是干什么的？”（“你家老头”是南京方言，指爸爸。）
“烧锅炉的。”我从不告诉别人爸爸的真实工作，已成习惯。
“不告诉我拉倒。”小芳嘴一撇，不再说话了。
小芳号称初中毕业，实际上那年头，多数人连小学也都没能好好上。她特别相信鬼魂，对科学解释天文现象绝对不信，而一口咬定有“人”操作日月星辰的起落，四季的变化。我常常想，如果让她去问“动脑筋爷爷”几个问题，保证能让“动脑筋爷爷”张口结舌，哑口无言。
同时她又很有实际生活的经验。我问她为什么到桃子小队工作，她说这儿离家最近，她又最爱吃桃子。她告诉我“桃饱李伤人，杏子树下抬死人”的民谚，还活龙活现地教过我一个治便秘的偏方：空腹吃俩梨子后，再喝一大杯凉开水，保证十分钟内拉肚子。
来这儿一个月后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她提醒我要晒被子。结果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暖和，并做了个梦，梦见过去妈妈为我晒被子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