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一点钟，我远远地看到一队男女，有说有笑地打着手电筒走来。待他们走近，我使劲摇响了树枝，那俩人便乘着夜色，不紧不慢地从坡上滚下来。
他们俩非常准确地从队伍中滚过，穿过每个人，吓得鬼哭狼嚎的男女青年四散逃命，竟没有一个人敢阻止这眼前黑糊糊的“怪物”。连平时处世干练的小蒋也被吓得眼睛发直，两腿打战，他手上还捏着一根手腕粗的棍子！
我从树上悄悄下来，假装从远处闻声跑来。只见几个女孩吓得哭成一团。小芳也在小蒋的肩头哭，让我有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我既后悔也后怕，这种事如果追究下来，转眼可成为一起“现行反革命事件”。那年头的政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谁也说不准。昨天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今天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老母临别之前，一再嘱咐，说话当心，做事三思。
好在那时刚刚打倒“四人帮”，政治气氛开始宽松，没有人较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教训了那俩小子一顿：“你看，团支部副书记的尿都被你们吓出来了。”他们嘻嘻哈哈，一边认错道歉，一边说：“我还以为你们共青团员都是‘越是艰险越向前’呢。”
知青刚来常闹些常识性的笑话，对家畜交欢总是看得津津有味。时间一长，开窍不少。于是，愤愤不平的男知青一脸淫邪地问女知青，为什么每家只养一只公鸡，几十只母鸡呀？狗是在打架还是在交配？春天深夜的猫为什么叫得那么揪心？
那个时候，什么黄色的东西都看不到，人们穿的衣服的色彩比古代还单调。有一次，我在小李的铺盖下看到一张发黄的报纸，打开一看，有一张尼泊尔比兰德拉王后的照片，当即就被她的美丽惊呆了，传给大家看，他们也看得很兴奋，嘴上却把小李好好嘲笑了一番。
一天，小刘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们一个新发现，山上站着一匹五条腿的马！正当大家要起身去看个究竟，小芳突然亮起了她清脆的笑声，其他职工也都跟着大笑。我们被笑得莫名其妙，直到程队长虎着脸说：“腿你个！那匹马看到你小刘长得英俊，发情啦！”嘿，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不会相信，牛马的腿中之物竟会粗长如腿。
农场职工对性认识的普及、态度之随和常常让知青转不过脑筋来。我和小李与一群已婚妇女锄草，程队长的屋里人让小李猜谜解乏：“有个东西一拃长，一头有毛一头光，塞进去时呼呼响，拉出来时淌白浆。”大伙哄地大笑起来。小李和我想得都面红耳赤，不敢猜，小芳却脸不改色地说出了谜底：“哎哟，笑什么，笑什么，这个都不知道呀，真笨。是牙刷唉。”
小芳的父母不是农场的职工，他们住在离农场不远的村子里。我曾去过那村子，那儿的生活更加艰辛。贫瘠的土地，破败的村庄，农民承受着贫困苦难的煎熬，每日弯腰辛苦地劳作，对生命的幻想渐渐地变成了悲伤的宿命，祖祖辈辈都这样无奈地承继着先辈的苦难。他们在贫瘠的山地上种油菜、山芋、玉米、稻子、麦子，都愿意把命运托付给国营农场，让我看到人们强烈的生存欲望和对命运坚韧的忍耐。
那次去小芳父母的村子里，因为分场杀猪，分给各个队后，发现肉里有猪囊虫，通知我们不要吃，就地埋了。程队长却说，怕它个，照吃。在他的带动下，也有几个职工从食堂取走几块猪肉。知青们也很馋，但大家爱面子，只好暗自把口水往肚里咽。猪肉还剩很多，程队长叫我们给村民们送去。他特意关照，要给小芳的父母送一块。村民们明知肉里有猪囊虫，但对不要钱的肉，也都欢天喜地收下了。
那年过年没回家。“四人帮”打倒了，但两个“凡是”还在，场里继续组织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新年。我在分场宣传队里拉小提琴，滥竽充数。小芳跳喜儿的北风吹，唱雪花飘。小李演大春，搂着小芳满台转，让我看得嘴上叫好，心里酸。
小芳会拉二胡，对小提琴特感兴趣，满怀娇嗔地多次让我教她。我总是笑笑，半真半假地说，这可不是要饭的二胡。看着她因情急而红润的脸，我安慰她说，将来一定把小提琴送给她，如果有一天我回城的话。
那年头，知青是狗的天敌。知青在农村干的最多的坏事就是偷鸡摸狗。一到冬天，所到之处，像闹狗瘟似的要死一批狗。我们那里也不例外。好在农村的狗，放养在外，又没有计划生育的指标，又没把那活儿给做了的传统，春风一吹，一片欣欣向荣的野外繁殖的景象。因此，狗的数量也不见少。
夏天时，小刘见一小狗，看它好玩，便拿些剩饭喂它。于是这狗就天天来我们这儿。过了几个月，小狗大长。
冬天农活虽少，人体的热量却需要大量的食物来补充，可我们的主食是中熟米外加辣油或老咸菜，肚里的油水严重不足，加之寂寞，嗅觉对荤腥的敏感突然大增。于是，打狗的主意就慢慢滋生了。
一天，小李小心翼翼地试探：“要是把这狗宰了，炖一大锅狗肉，那该有多么好啊！”他摇头晃脑把最后一句的声调拉得长长的，极具煽惑力。众人听罢，个个像威虎山“百鸡宴”上的土匪一样地热烈附和。于是也由不得小刘了。毕竟，狗也不是他的。
大家就计划在过一个革命化的新年时，把狗给宰了。看着即将成为肉汤的狗，大家那几天特别疼爱，都抢着多喂几口。可怜那狗哪知人心的险恶，开心地蹿前蹿后，仰着头，摇着尾巴，来得更勤。
可杀狗这事并不简单。万一这狗是村里革命干部或贫下中农的，追究起来，罪责不轻，所以必须偷偷摸摸地干。要是像杀猪那样，嚎叫起来，让队长或职工知道，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
大伙一边看着摇头摆尾的狗，一边研究如何下手。打狗的招数有用棍子，用枪，用毒，用电……但都被一一否决。最后，看这一帮人确实不怎么高明，我忍不住说出了一个无声无血的经验，用绳套住狗头，两人一人拉一头，使劲一拉，往树上吊一个时辰，狗就死定了。
大家一致叫好。说干就干，小刘好言好语地把狗哄到僻静处，套上绳子，和小李两人一二三，一下子就了结了狗的性命。剥狗皮时，我忽然想到，到哪儿去烧这狗肉呢？这个问题一提出，大家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知青平时吃队里的食堂，自己不开伙，没锅、没灶、没有柴盐酱醋。想来想去，职工中，设备齐全而又可能帮忙的，只有小芳。于是大家的眼睛一齐望着小蒋。
小蒋平时台面上一本正经，革命口号喊得能冲破房顶，私下里却很“胎气”，即很讲义气、很够哥们儿。在打狗吃狗的问题上，他一直站在广大的知青群众一边。可让他出头找小芳，有点为难他这个当“官”的。
小刘一看，火了，“操！关键时刻，猪鼻子插大葱，装象了。你不去我去。”没等小蒋说话，小刘就走了。大伙等了一袋烟的工夫，只见小刘春风满面地回来了。
元旦的晚上，演完节目后，狗肉也烧好了。大家趁着黑黢麻乌的夜色，把烧好的狗肉悄悄从小芳的厨房运到我们的房间里。一瓦盆狗肉刚端上来，正要下筷子，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被拍得震天响，吓得胆小的差点翻窗而逃。
开门一看，一群女生在小芳的带领下吵吵嚷嚷地涌了进来。真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二吨半”一进门，叉着腰，大着嗓门嚷道：“吃独食呀，真不够意思！”那年头，遇到这种事，叫见者有份。小李赶紧关门：“轻点声，轻点声！”
小王也骂小刘：“你这小炮子子的，有好吃的就把老娘忘啦！”
平时貌似文静的几个女知青已经上桌，趁其他人斗嘴的工夫，先自下筷了。其余的人也一拥而上。那一夜，对酒当歌，尽兴而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