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与几个女友聊天，谈起挨打的经验。梅声称自己从未挨过打；琴挨的打也很少，不过是被戒尺敲敲手心而已。她俩都属于那种乖巧听话的女孩，对于挨打的体会就远不如我和铃。铃是我小时候的邻居，性格很野，常常惹祸。她的父母都是工人，气极了便扇她耳光，有时候还拿皮带抽。我则有些过分任性，打手板吧，记不住教训；打耳光，又怕打成个呆子；因此总是被打屁股。
铃垂着睫毛，似乎挺不自在地说：“我挨的打很多——从小性子野，成绩又不好……不过上了初中，身体开始发育了，父母也就不再打我。我想他们是对我彻底绝望了。不过，这倒让我活得轻松些……至于以前挨的那些打，早就记不清了。”
琴和梅有些不相信地看着铃，巴望着她再讲详细些。然而我很理解铃。人的天性总是试图忘掉那些不愉快的经历，虽然这些经历并不能真正被忘却——它们只是蜷缩到潜意识的某个角落，不知不觉地左右着你的生活。
轮到我开口时，我也有些诧异地发现很多细节的东西都忘光了。比如，怎么打的，哭叫些什么，以及肉体的具体感觉等等；留在记忆里的只是一种模糊而概括的感受：心灵上的某种受辱感——我想每个人回忆起自己挨打的经历都逃不掉这种羞辱的感觉，而且正是这种感觉，使我们极少把挨打作为轻松的聊天话题。即使聊起，也不会谈得很深。总而言之，我也突然失去了兴致，那次的聊天便草草收了场。
不过，要说是完全忘记了，那不是事实。有那么一两次挨打的经历，我倒是想忘也忘不掉的。
母老虎
我的父母是真正的慈父严母，挨的打百分之九十来自母亲。母亲曾经跟邻居张嫂交流经验：“西小的时候呀，既任性，又不听话，不打是绝对不会学好的……”妈的话，不能全信，习惯了倒也不跟她计较，不过这个经验倒是可以学来。于是，轮到我跟张嫂的女儿交流时，我就说：“哼！你妈对你可真好。我妈打我时是连道理都不讲的！”这话的根据源于一次捉特务的游戏。那次，我扮演一个女特务，特兴奋。我一兴奋就跑得飞快，结果摔了个狗啃泥，膝盖破了，裤子也磨出一个大洞，只好哇哇大哭着回家找妈妈。
妈正在家鬼鬼祟祟地做饭（那年头时兴上班中途溜回家做饭，以尽量不被发现为原则），见我鬼哭狼嚎地回来，心头那个烦！便不由分说地把我关起来揍了一顿。谁听说过摔了跤还挨打的道理呢？我受了委屈，遂送了她一个“母老虎”的称号。当然，这个绰号只能藏在心底，否则被她知道了又免不了皮肉受苦。
“母老虎”这个称谓，我一直藏在心里，直到完全懂事。不过真正体谅了妈，却是在我临出国前，父亲找我做了一次长谈。也许是因为父亲以前在家的时间少，不怎么打我，我和父亲的感情要深一些。
“西，不要怪妈妈逼你出国。”妈为我出国的事操碎了心，我其实不怪她。既然奇迹般地得到签证，只好听天由命罢。
“她这么多年实在不容易啊！想想看，我‘文革’初期就被打成‘右派’，全靠她一个人支撑这个家。要照管你，要忍受单位上同事的歧视，又要给我做陪斗，她自己还患有血尿……唉！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啊！”父亲燃起一根烟，骨瘦如柴的手有些颤抖。
“我知道，你小时候，妈妈打过你很多次，其实她在心底是很爱你的。有的时候打你，也是情绪上控制不了——她从一九六六年就患上了抑郁症，‘文革’过后这些年才用药物控制住……”我的眼圈有些发红。这些事零零碎碎我也知道一些，就是从来没有串起来想过。
“我们千方百计让你出去，也是不想让你受我们这辈人受过的苦啊！虽说中国不会再出现‘文革’那样的浩劫，可是我们心理上总有一丝后怕……我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可这么多年了仍然常常做噩梦……我老了，没有什么奢求了，只希望你幸福……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请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妈妈……”父亲的话没说完，我早已眼泪涟涟，这才真正体会到，我肉体上挨的打，远远不如父母精神上挨的打啊！
于伯伯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挨打我都记恨于母亲。比如六岁那次。
那时候，我着迷于父亲单位门口的一条长椅子。那椅子由若干木条钉成，木条之间有缝隙，可以用来滚玻璃弹子。滚弹子也讲技术，力气大了弹子会跳槽下地，力气小了则滚不了多远。技术好的话，一颗弹子从一头滚到另一头可用半分钟的时间。这半分钟里看着弹子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进，真是人生一大乐趣。滚弹子时最忌讳弹子掉到地上，它要么叛逃到一个找不到的地方，要么被别的孩子以“地上拣的”为名抢走，要么就干脆滚进一堆浓痰；所以滚的时候得伺候好了，不能有旁人打搅。如果是同时滚两颗以上的弹子，就更不能一心二用。偏偏有一次，父亲的同事于伯伯踱着方步走过。我正滚着一红一绿两颗弹子，幻想着是爸爸穿红，妈妈着绿，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匀速前进……正得意着呢，“啪”，肩头被于伯伯拍了一下：
“小家伙，认不认得我呀？”扭头一瞧，于伯伯戴一副黑边眼镜，不明原因地乐着，那模样跟《大浪淘沙》里的叛徒似的。我心想：废话！不认得你你拍我肩膀干吗？正要开口，“咚”、“咚”两声，回头一看，“爸爸妈妈”掉地上了！我很生气，就随口打发他道：“你是我儿！”
晚上父母下班回来，表情一红一绿，也不知是不是我打弹子打花了眼。
“西！你给我滚过来！”妈的两只眼睛就像杜家的大黄猫，让我害怕得发抖，却怎么也想不起什么地方得罪了她。
“你今天在大门口，骂于伯伯什么？”原来如此！我的心一下子虚了。“你是我儿”的确是一句骂人的话，在小孩子间很流行，不过极少人有胆量骂到大人头上，而且还是当着面骂。
“你自己说该不该挨打？”说挨也得挨，说不挨也得挨；我只好缩着脖子，做出一副可怜相。妈伸出手，把我揪到床边，命令道：“趴下！”
“啪！”一鸡毛帚子下去，我的眼泪也出来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只要哭不多久，大人就会认为你悔过了，挨打也就结束。可这次这一招却不管用，“哇哇哇”大哭了十来分钟，妈却丝毫没有饶过我的意思，一边打还一边训斥：“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骂怪话……”爸在旁边看热闹，见死不救，得空也跟着训了两句。
最后救了我的还是于伯伯。他住在隔壁院子，那天晚上特意散步过来，在我家门外偷听，听到差不多时，气也消了一半，便敲敲门说：
“算啦，算啦！小孩子嘛，不懂事，知道错了就好啦。”
妈打开门，把我拎过去，说：“还不快给于伯伯赔礼道歉！”
要不是哭得精疲力竭，又受了鸡毛帚子的胁迫，我真恨不得扑上去咬他一口。于伯伯的脸上却浮着肥泡泡的笑容，故作宽容地说：“改了就好！改了就好！”
后来一晃好多年，“四人帮”被打倒了，“文革”那些陈年老账终于找到了债主。有一天，我偷听到父亲和一个老朋友闲聊，议论起科里的同事。两个人在“文革”时都挨过于伯伯的整，自然就提到了他。父亲说：“这个人，心术不正，就连我女儿丁点儿小的时候也都看出来了。小家伙不懂事，骂了他，倒是替我们大人出了一口恶气……”英雄大概就是这样造出来的；我为此挨打的事，父亲却绝口不提。我想要笑，不知怎的又有些难过，想起了那滚动在长椅上的一红一绿两颗弹子。它们从一头滚向另一头，从孩童的世界滚向成人的世界，上了轨道就不再回头——生命亦不过如此罢！
疯长
我出生于一九六三年，喝着“文革”奶长大。
偶然碰到儿时的邻居叔叔阿姨，他们总夸我小时候聪明，“能背诵所有毛主席诗词和老三篇”。那时我应该三四岁，据说我本身就是节目，永远不厌其烦地为任何人背诵，来者不拒。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自己的背功。我猜毛主席诗词和老三篇对于三四岁的我来说，是水果糖或者糕点。
当时，我在北京市府大楼附近的幼儿园，玩伴中一对双胞女的名字很好记，“东方红”和“太阳升”，没姓。她们的父母给她们起这等名字，至少能起到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作用：欺负她们，谁敢？
一次在大街上，母亲突然一把把我拉到墙边，以免被奔跑的一群人撞倒，他们追赶上他们的猎物——一个年纪挺大的人，一片嘈杂。他是给他们架走的，除了几块砖头和折断的木棍外，地上还留下几滴血。
我跟着母亲参加过一次卫生系统的批斗大会，在卫生局楼前。口号声响起，我吵着要抱要看，母亲不抱。我跑到另一边，一个邻居叔叔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我看见台阶上站着一排挨斗的人，一律低头，每位有三人执行：两人反押双臂，一人立后揪着挨斗人的头发。我当时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反正听到哪里开批斗会，我经常要去看，就像现在的孩子去动物园。
搬家后，我转到北京西郊一个军队大院的幼儿园。搬家其实一点没有意义。母亲是儿童医院的大夫，当时在房山下放，喂猪；父亲是军人，在地方上“支左”，几乎不回家；妹妹被寄放在永定门附近的人家，我简直就是幼儿园的永久居民。周末我不孤单，十几个孩子缠着厨房李大爷，他是老红军，一讲故事就是长征时他怎样把皮带煮出香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