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一九三四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一九五五年初征兵，其时我已调到东北的一所中学工作，年龄正属应征之列。应征登记册上有我的名字，出生日期也换算成公历，按公历我是生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恰逢与毛主席是同一天过生日。每年这一天，中南海贺声不断，全国报纸刊物祝寿诗文登场，举国开着大大小小的会，敬祝万寿无疆。其时，我虽也在家里接受亲人们的祝贺，吃长寿面、煮鸡蛋，但上述活动与我毫不相干。
意想不到，那场“文化大革命”，却让我与毛主席挂上了钩。
记得是一九六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那时我已是第二次被关进“牛棚”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漏网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莫须有罪名，将我戴高帽游街，反复批斗，关进私设监牢——“牛棚”。一九六八年七月末，我所在的中学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军宣队、工宣队主宰和把持，在原有罪名上，又加以“反军黑干将”的新罪名，第二次将我专政。其打骂，酷刑之多，比一九六六年第一次专政时更甚。这时，我中学的“牛棚”中有近二十名被关师生，我和四五名“重犯”，还被戴上了十来斤重的脚镣。十二月二十六日这天上午，被关在“牛棚”里的二十来名师生正被逼“悔罪思过”，写着永远也写不完的“认罪”材料。忽听校园锣鼓喧天，放鞭炮，喊口号，“大救星”、“大恩人”、“万寿无疆”、四个伟大之类，充斥云间。趁着监看我们的专政队员跑出去看热闹之机，一位难友问：“外面出什么事了？”另一个难友解答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还不知道？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主席的生日呢，还能不热闹？”我不加思考地“哦”了一声：“哦！今天是我的生日！”
真是纸里包不住火，这番对话竟被同时在押的一位胡某记在心里。他将材料写到纸上，递交了专政队。那用意，是叫我们几位，特别是我，吃不了兜着走。
专政队长姓邵，是当地机修厂的一名工人，三十来岁，平时不仅怂恿年轻专政队员随便毒打“牛棚”难友，而且亲自动手，用钢鞭抽打受害者，受害人员都特别惧怕他。当天下午，这位专政队长进入“牛棚”，高声训话道：“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还不老实！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寿辰，革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他立即双脚立正，右手向上高举：“万寿无疆！”接着，他摆出一副凶相大吼道：“你们当中的顽固分子，带着花岗岩去见上帝的反革命，胆敢自称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今天是他的生日。真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我刚听说有人检举了。不知是谁自称今天也过生日，这样狗胆包天！是谁？站起来！”
大家的眼光立即聚到我身上。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报告！是我说的，今天确实是我的生日。”两个专政队员立即走上前来，气急败坏，连骂带叫，要对我采取“革命行动”。专政队长见是我站起来“报告”，先一愣神，接着向两个专政队员一摆手，两个专政队员停住了。他大声喊道：“什么？今天确实是你的生日？混蛋！你怎么可能跟伟大领袖同月同日生？你有资格跟伟大领袖同一天过生日吗？真是反动透顶！反动透顶！”他侧过脸问大家：“还有谁说过这样的话？”见没人吱声，他瞪眼对我说：“你胆大包天！这笔账一定要跟你算，你等着！”说完，示意全体专政队员，一起撤出了“牛棚”。
大家都在琢磨：这下老林算完了，专政队回去商量以后，不知会怎么收拾他呢。告密者自然是幸灾乐祸，美滋滋地等着领功。
说也奇怪，专政队对我不仅没有“收拾”，告密者领功的美梦也没能成真。没等多久，两个凶神恶煞的专政队员出现在“牛棚”门口，声严厉色地叫道：“胡×！出来！”告密者神色疑惑地慌忙走出“牛棚”。难友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半个小时左右，胡某踉踉跄跄走回“牛棚”，只见他眼圈通红，鼻子铁青，两个脸蛋大红大肿，左手托着右肘，泪痕满面，低着头歪歪斜斜地走回床位，不敢瞅大家。
原来，是我几年前在另一所中学教的学生王沿在起作用。王沿参军复员后到机修厂，被派到我现在的中学任工宣队指导员，专政队直属工宣队领导。有一次，在厕所我遇见了他，趁没有别人，他问我，在他到这所中学前，有没有人打过我。我点点头。他低声说：“老师！我知道你是好人，受冤受屈。学生没有更大的能耐，我保证以后没有人敢打你。”这话真兑现了。虽说专政队长这次当众对我瞪眼喊叫，但好些时间以来，他见着我是和蔼有加，一反对别的“牛鬼蛇神”那种凶狠的常态。今日之事若换成别的难友，当场的毒打是免不了的，告密者也能立一功。谁知告密者不知内情，找错了冤魂，告错了阎王。
我又记起了在美国过生日。那是一九九四年，我第一次赴美国，随女儿女婿一家住在位于墨西哥湾的一座海滨城市。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是我的诞辰，更巧的是这年我恰好六十周岁。当天晚上，女儿女婿邀请了近二十位华人留学生、华人学者和家属，在装饰华丽的圣诞树和彩灯的陪衬下，大家餐饮欢乐，围着我唱《祝你生日快乐》。我吹熄蜡烛，切完生日蛋糕，大家一边分吃，一边谈笑风生，摄影录像，其乐融融。客人们轮流向我祝贺寿辰。此情此景，为我所过生日之最。
黑馒头
一次，学校承担了一个偏远山区的民办教师转公办的监考工作。考试的前一天下午，学校的操场上就陆陆续续来了许许多多的民办教师，他们显然是刚下长途汽车，一个个灰头土脸，疲惫不堪，身上穿着蓝或灰的皱巴巴的衣服，手里提着过时的人造革黑包，挽着裤腿，脚上穿着家做的布鞋。他们一到学校，先跑到自来水管前“咕嘟、咕嘟”一阵猛灌，然后就到教学楼看自己的考场，看完后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地坐在操场上，从兜里取出干馒头吃起来。晚上，教工们去操场散步，发现他们就躺在地上睡觉，身上什么也不盖。夏天倒不冷，只是蚊子太多，不知他们如何能睡得着？一个和大人散步的孩子突然大声地问父母：他们怎么不去住旅馆？一时所有的人像被什么击了一下都没了声音，只有睡在地上的人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在操场上回荡。
第二天早上，这些人带着满身的尘土和一脸蚊虫叮咬的红疙瘩来到考场，坐在座位上睁着惺忪的双眼连连打哈欠。查看准考证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好像比填报的年龄至少大十岁。拿到卷子后，他们都埋头写了起来。一个小时过去了，大部分人的卷子很多还是空白。渐渐地，底下有了翻书说话的声音。这样的问题我是知道该怎么办的，可现在却迷茫起来了。
就在这时，教室外的操场上，传来一阵汽车的鸣笛声，透过窗子我看见几辆高级轿车正停在操场上，从车里依次走下了一个个衣冠楚楚、精神饱满的官员，说笑着向教学楼走来。不一会儿，校长就陪着这些人到各个考场视察来了。到了我们考场，校长低声对我说：“他们是地区和县里的教育局长、副局长来察看考场情况。”我突然觉得这两部分人是那样的不协调，他们待在一间教室里甚至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这部分人几十年在贫困山区教书，为了省钱晚上睡在地上，那部分人却坐着高级轿车来看他们，并且掌握着他们的命运。他们怎么会来自同一个地方呢？
局长们看完了，又一溜烟地坐着小车走了。而教师们还得为他们的转正努力答题。一会儿，又有人做起了小动作，我把脸拧向窗外。我想起了我的启蒙老师，至今还在乡下的小学校当民办教师，而他教出来的学生却遍布全国。
